湘军是一个跟绿营、八旗不一样的军队，它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一点跟后来的新建陆军也不一样。曾国藩是模仿戚家军的模式建的湘军，但是区别在于，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而湘军是儒生建的，一种儒生带乡农的模式——就是说曾国藩弟子门生很多，这些人都下乡招兵，招那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要城市痞子，更不要当过兵的，就是要这些农民。招了以后，这些兵都是一个地方的，将领就是当地乡绅，士兵就是本地乡农，当然凝聚力很强了。你招来的兵，为你负责，招多少人，就给多大的官当，一旦这个招兵的人死了，那这个营也遣散，没有了。所有的人都跟曾国藩有这种师生关系，都服从曾国藩一个人，他不发话，谁也调不动。
曾国藩觉得，当时绿营兵关键是没有道义感，士兵跟将领之间没有人际关系的联系，打仗的时候直接给你派过来，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我为什么给你打呢，为什么我听你指挥，为什么替你卖命呢？但是湘军就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个共同体，大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本来就是一个村出来的。当然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块，要渴一块渴，要饿一块饿，湘军有很强的道义感。
这样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别看绿营、八旗很松散，但它是国家军队，是国家所有的。有些军官能吃空饷，是因为每个士兵的薪饷都是国家发的。但是湘军怎么吃空饷呢？你敢在自己乡里乡亲面前，说我就吃空饷吗？这不可能的，做不到，否则会被人骂死。但是，兵为将有的确是有军阀的苗头了。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藩镇，都存在这个问题。既然国家指挥不了兵，只有将领能指挥，那么一旦时机成熟，将领告诉士兵去反政府，他们也会去反的。曾国藩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儒学道义感。他是个理学家，他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儒学道义，并以身作则，所以整个湘军的道德感特别强。但淮军稍有不同，淮军是李鸿章建起来的，李鸿章很灵活，有些痞气。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团练时的兄弟，什么人都有。他的军队不怎么讲道义，但讲义气。
曾国藩这个人打仗，在战略上很有一套。他认准了太平军的格局是沿长江一字长蛇，只要从长江上游往下打，就可以打灭它。湘军就按照他的部署打，但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进攻江南，江南是中国的财富之地、漕粮之地，中国的财富主要是靠江南出的。当时江南告急的时候，朝廷调湘军，曾国藩不动，但也不得不应付一下，于是就派李鸿章带几个营的老湘军，李鸿章自己再招些人马，于是有了淮军。李鸿章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曾国藩的性格跟李鸿章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很刻苦，意志很坚定，识大体，但他脑瓜没有李鸿章灵活。这两人其实互相都挺欣赏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中一直在干事，但他们之间有过冲突。比如最初李鸿章经常起不了早，但曾国藩是天亮就起来吃饭，其他幕僚也随之早到，可李鸿章就起不了早，于是两个人就起冲突。曾国藩就想，你要不想混就走。于是，李鸿章说我的睡懒觉就是被老师改正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合，毕竟李鸿章不是一个能长期当幕僚的人，他总是要独当一面的。这个曾国藩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了机会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李鸿章的兵不够，于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行事很古板，常写日记反省自己，下盘棋就反省自己，看到个漂亮姑娘也反省自己。他觉得必须每日三省五省的，但是李鸿章不是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不一样。他的家乡有一帮不是很守规矩的人，就算是乡绅也是一些比较邪的乡绅，比如说盐贩子或者跟盐贩子有关的人，跟土匪有关系的一帮家伙，但到这个时候都很厉害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等于说，李鸿章拉过去一批现成的兵，然后组织成一支淮军。
淮军的组织模式其实还是湘军的，但是等到了江苏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是儒生带乡农的模式了，而是一帮杂七杂八的人，甚至好些都是太平军的降军。这些人在湘军是不受重用的，但到了李鸿章这儿，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干事，就会受到重用，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所以淮军的风格跟湘军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很实用。淮军的西化程度也非常高，只要有用什么都可以学。洋操有用就学洋操——以前的中国军队是不搞列队，不搞齐步走的——所以淮军的口令“向前看齐、齐步走”全都是英语，直到淮军教练走了还是英语，一口安徽口音的英语。
淮军跟湘军有一点一样，就是也是兵为将有，军队不跟朝廷走，跟将领走。这两个湘淮军首领被重用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效仿。有很多很多支军队，既不是淮军也不是湘军，但都是按湘淮军模式建立起来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报效清朝。
“同光中兴”
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朝廷发生政变了，咸丰死后，肃顺他们被干掉了。咸丰皇帝的妃子叶赫那拉氏给咸丰生了个儿子，于是她就升格为西太后了。大家不要认为西太后是一种尊称，在满人眼里是以东为尊的，东边是大的，西是小的。也就是说，凡是讲史，称叶赫那拉为西太后多少带有一点贬义；称她为慈禧太后则为褒义，因为慈禧是她的封号，是很光明的形象；如果再贬一点，就称她那拉氏，康梁失败以后，就一口一声那拉氏是先帝的一个小妾而已，把她气得够呛。
原本，咸丰死后，当家的是肃顺等人。西太后联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绝对不是西太后自己发动的，恭亲王奕在开始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奕是咸丰皇帝的兄弟，他俩当年最被道光看重，而且论才能实际上是奕要高一头。传说是咸丰的师傅杜受田比较高明，皇帝领他们春天打猎，按理，诸王子应该各显其能，结果咸丰什么都没打，空手回来了。道光问其原因，咸丰回答，正好春天，万物萌发之际，不忍伤天和。道光一听，这是仁慈之主啊，就把皇位传给了咸丰。
当然这只是传说，因为满人是游猎民族，其实不讲这个，他们也许后来是受了汉人影响。反正总体而言，道光是挑了一个才能较逊一点的人当皇帝，这个皇帝后来又窝囊死了。关键是死之前逃到热河去了，把恭亲王奕留下来议和，以为议和不了，奕也可能就活不了了。但是没想到联军并不想杀奕，也不想把清政府摧毁了，人家就是想签约——当然还顺便抢了圆明园。最后，奕的势力通过这事反而长起来了，到后来咸丰死时，他势力已经很大了。由于恭亲王奕的参与，反肃顺的势力超过了肃顺，于是直接就把肃顺干掉了。1（肃顺非长子，未能承袭郑亲王的爵位，仅以大学士的身份位列八位襄赞政务大臣之中，故而他并非是首要之人，但因他最有主见和头脑，因而也最为慈禧所嫉恨。）
但是肃顺定的这种重视汉人、利用汉人来平叛的策略并没有被废除，而且慈禧和恭亲王对汉人更加重用。比如，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原来是管三省，现在是管四省。放手让你去做，这招很高明。这一下子就把清王朝的命给救了。一方面，汉人士大夫起来了，他们权衡一下，觉得太平天国不能帮，要帮就帮清朝。另一方面，要帮清朝，清朝也得有回应。清朝如果这个时候还说，我还不能相信你，那士大夫们也帮不了。清朝这个时候很及时地做了回应，甚至内部发生政变之后，还是很好地做了回应，这样就把清王朝救了。于是带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
“同光中兴”不是一个简单的王朝中兴，而是因为来了洋务运动，当时又称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实际跟上海有关系。前面讲过，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的地位很快就超过广州，因为它腹地很大，但是它迅速膨胀是因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闹到江南之后，当地的士大夫都往上海跑，因为上海有租界。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都没打下来，太平军跟洋人有点打不太明白，想打又不敢放手打，毕竟是洋兄弟嘛。所以上海是一块福地，上海的租界更是福地，大家都去避难了。他们带去了资金，带去了人才。在太平军闹起来之前，上海的商人主要是粤商，太平军闹过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宁波商人的天下了。江南本地的商人数量大大超过粤商，这些人有经商传统，有资金，也有才华，还很聪明，所以很快就把上海带起来了。
租界的发迹实际上没有用过西方那些国家一分钱，租界全是用当地华人的钱建的。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尽管是租界，是国中之国，却是用西方的方式来建，用西方的方式来管理的。这一套现代城市发展与工商业的结合在租界里面体现得最好，并提供了一个中国现代化的样板，或者说是中国城市化的样板。上海的华界都是跟租界学的，其他城市又跟上海学。租界的存在也给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提供了机会——叫民族工商业有点别扭，很难说叫什么工商业，有时候它也跟外国人有点勾结，但又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外资。在我们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那个时候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一种最腐败的阶级、最反动的阶级。实际上，买办阶级当时不仅仅是所描述的这种阶层。因为最早是买办接受西方的东西，是他们最早用西方的方式去开办工厂、招收工人。
太平天国在江南制造了大量的孤儿，大量的孤儿也为最早的工业提供了员工。虽然当时江南商业很发达，但都是包买商的形式。如果说是开工厂，有大烟囱有锅炉，大家其实还是挺害怕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刚开工的时候，那烟囱呼噜呼噜往外冒黑烟，老百姓都很害怕，觉得是在烧人，所以没人去做工。江南制造总局试着从广州招人，但没招来，后来就把太平天国造成的这些孤儿招去当工人了。这些孤儿没什么其他活计做，就去做工人了，做了以后发现挺好。只要有一个人吃螃蟹，后面的人就跟上了。于是各自开工厂，各自招人。最早的时候，宁波人开工厂招的是浙江人，苏州人招苏州人，常熟人招常熟人，他们都找自家人。所以在工人阶级内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地域性。苏北人在上海地位不高，就是因为苏北人没有开工厂的，没有富人。他们只能做服务业，比如码头扛包、拉洋车等，工资很低，地位也低，被人们看不起。很早以前，上海人就看不起苏北人，说苏北人是江北佬，不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如果没有上海，我们很难想象洋务工业能弄成什么样子。正因为有个上海，虽然我们洋务工业好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模样。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最活跃的，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现在还存在的，就是当年办的），开平矿务局，福州船政局……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窗口，洋务工业还是办出点模样来了。
洋务运动由于朝廷政治格局的改变而开展了起来。以前“内重外轻，满重汉轻”的格局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被改变了，变成了“外重内轻，汉重满轻”。这些中兴的名臣们大多都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积极性远远超过了中央的开明派，如奕、文祥这些人。因为朝廷里面反对势力还是很大的，而且慈禧太后不想一屁股坐在洋务派这一边，也不想完全站在奕这一边，顶多往开明派这边挪了一点。她居中平衡两派，所以中央的洋务派除了办了一个同文馆，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像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也是一个效率很低的衙门。
因此，洋务运动主要是靠地方的积极性，而洋务派的首领里，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曾国藩这个人很不容易，但如果要作为一个大臣讲，他的眼光还不够。他总是强调自主性，这一点他没有李鸿章看得远。就像他当年找徐寿去集结能匠拿锤子凿轮船一样，能不能凿出来？当然能，但是它精度不够，能开但开得很慢。这样的国产化没有多少意义。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就比较明白了，要机械加工，有精度标准。曾国藩强调自主性，实际上不学透是没有自主性的。后来李鸿章就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玩意没法让能工巧匠来凿，但只要学来那一套西方的标准，就是不巧的匠也能干。
朝廷的变化主要是搞了一个总理衙门——这是英法联军逼着清廷办的，他们要求清政府必须成立外交部，而不再通过礼部打交道。西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已经清楚必须进一步把清朝拖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他们逼着清政府成立外交部，跟其互派公使，他们要彻底把清政府的“天下”变成他们的“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个过程是被迫的，当年咸丰皇帝坚决不同意，多给钱多开口岸可以答应，但这个关口无论如何过不了。但是被别人打了，不得不答应了，但最后也只是同意对方公使来，清政府坚决不往外面派。后来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实际上是美国人蒲安臣，他最初是美国驻中国的公使，他觉得中国人挺可怜的，退休之后要求替中国出使他国，代表中国的利益去谈判。我们后来骂蒲安臣，其实他也替中国着想过，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让我们成立外交部，结果我们不肯成立，实在顶不住了就成立了总理各国衙门。对外国人说，这就是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对国内人说，我们可以“总理”各国事务。这里面所有人都是临时调的。因此整个结构非常糟糕，效率很低。
此外，清廷还办了个同文馆，同文馆的外国教习翻译出了《万国公法》，也就是第一部中文版的国际法。从此以后，很多事可以拿出来与外国人对话了，多少有点外交模样了。但这个学校教出的学生确实是不敢恭维。齐如山回忆，他曾找来两个据说是最好的学生翻译一份俄国的文书，一个学了十四年，一个学了九年，结果发现，学了十四年的也就是把俄文字母背下来了，九年的还没背下来。英文方面，张德彝是学得最好的，他学成之后被派到英国使馆做翻译工作，严复去使馆听过他的翻译后，非常不屑。张德彝后来去了很多国家，写了很多游记，在《走向世界》丛书里有。这些都算是最好的学生了。齐如山也是同文馆的好学生，他的好不表现在学习上，而表现在经商以及帮助京剧改革上。他在里面学德文，我们没感觉到他德文有多好，而是主要记得他做的其他的事。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个插曲，中国融入世界还会晚若干年。因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把中国汉人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那么，即使是英法联军逼得朝廷签了条约，中国还是变不了。所以从中国进入世界的步调而言，太平天国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但是，就像很多次农民起义一样，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对中国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财富的损失，整个长江流域前前后后据说损失了一亿多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