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本身在中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自主的变法，它的毛病很多，但不能因此说它不行，甚至说是失败。整体上来说，洋务运动是有成绩的，清朝的经济水平经其推动，确实有很大增长，国家能力也在提高。
以前我们常常将甲午战争的失败视作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甲午之败的确有洋务运动的问题，不过这并不说明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失败的，只是我们学西方学得不太好，不算精。而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只变器、不变制，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或者说仅仅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的改革。即便是经济改革，也没有走完该走的路。
甲午战争之后迎来了戊戌维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戊戌变法，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
对于变法来说，启蒙是必须的，但文化的改造会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难题将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
洋务运动的起因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话，清政府采取这种自我变革的措施可能还会往后拖很长时间。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中央层级已经设置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如果不是因为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刺激，以及太平天国之后整个国内中央地方格局的改变，恐怕这种大动作的自我变革还不会这么早到来。
关于自强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的起因，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说：当太平军被打得且战且退，而湘淮军节节胜利之时，胡林翼很高兴，此时长江上驶来几艘洋轮船，汽笛声突然响起，胡林翼突然晕倒了。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说明，胡林翼已经意识到，虽然太平军行将覆灭，成不了气候，但劲敌还在后面，大清的真正威胁是外患，是拥有坚船利炮的洋人。现在的历史一般把这个故事作为清廷开始筹办洋务运动的引子，这是有道理的。洋务运动的确是地方势力，即湘淮军崛起以后的产物。
之前说过，长期以来，清朝统治格局的特点之一是“内重外轻”，内就是朝廷，外就是地方，这个讲的是中央地方格局。另一个是“满重汉轻”，就是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讲的是人事格局。然而，湘淮军势力起来以后，这两种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清廷能挺过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湘淮军功不可没。原来满族统治者赖以自存的军事实力已经不行了，八旗和绿营兵都已成废物，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在八里桥被英法联军消灭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能依靠湘淮军，而湘淮军也的确把它给救了，湘淮军的崛起代表了地方势力的崛起。在此以前，不管是巡抚还是总督，清朝的地方大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向中央汇报，花一分钱也得向户部报销。尽管督抚的权力貌似很大，但第一，他缺乏人事权，地方州府的知州、知府乃至基层的县令，都是由中央任命，由吏部直接派遣，督抚没有什么干涉权，他唯一的权力是，当这些地方官员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可以对其进行弹劾，但弹劾能否成功也不是督抚说了算。而且，他也无法辖制比他低一级的按察使和布政使。第二，督抚缺乏财权，花一分钱也得经由户部报销。第三，督抚没有独立的军权，他能指挥的其实仅仅是自己带领的亲兵卫队。这样的地方长官，虽然来头很大，但实际上能干什么事呢？干不了什么。而湘淮军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
首先，湘淮军本身在创办之初就是模仿戚继光建戚家军的方法，实行兵为将有的制度。太平军被平定后，主要将领大多升任地方督抚，他们对地方的人事权就有了较多的干预。太平军兴起后，清政府财政渐困，便开捐官一途，大量卖官鬻爵，这使得候补的官员排成长队。虽然派遣官吏的职权仍由吏部把持，但京城派来的官员能否到地方上任还是督抚说了算，督抚那边不挂牌，这些官员有了官衔也没用。督抚还能以处理各种临时事宜为名，派遣自己人以委员的身份去地方担任督办。这种委员虽然不是官，但他的权力比正常的官员要大。前面提到了，省一级的官吏还有布政使和按察使等，他们都不是督抚的属员，只是比督抚的品级可能小一点。他们拥有不知会督抚、直接上达天听的权力。但是湘淮军兴起以后，他们就很难继续这样，这些官员很难绕过督抚单独向皇帝上奏，他们的行为开始受到督抚的极大掣肘，这就是所谓的督抚专权。而督抚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原因就在于地方督抚之位落入湘淮军将领之手。他们通过这些手段扩大了自己对地方人事任免的干预。其次，他们有了变相的兵权。他们自己可以培植强大的直属军队，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不受朝廷的干涉。而且，他们也有了独立的财权。我们知道，最早征收的厘金，大多是地方官员自己征收截用的，后来虽然要上交一部分，但自己仍然可以留大头。
对人事权和兵权、财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掌控之后，地方的势力就逐渐变大，原先那种内重外轻的格局就开始发生改变。地方官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不必在每件事情上都知会中央。有些比较强的中兴名臣，比如曾左李等人，他们甚至可以截留地方的关税。钱不够了，就先截留，花了再说，然后上报，中央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太大的责难。当时的态势在那里放着呢：清政府的国军实际上还在，绿营、八旗都在，但他们已经腐朽了，统治者也多次想对他们进行一些变革，但都没用。所以此时的湘淮军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军，其中主要是淮军和左系湘军，而这些事实上的国军都掌握在地方督抚的手里，而且他们不依靠朝廷发饷，可以自生自养。这样，权力的天平就很明显地偏向地方这一边。
而且，当时掌握实权的西太后还有传统的报恩观念。我之前也讲过，慈禧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戏剧。她没上过学，只是在做了太后之后由翁同鲧这样一些帝师们授过几堂课，课程内容就是讲讲历代帝后的贤德故事之类，而翁同龢等人的讲课水平并不高，讲得很不好，所以估计她也没学到什么真东西。慈禧当初帮咸丰看奏折时也会批上几个，但我们今天在档案里可以看到，她写的尽是错别字。她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但超级喜欢戏剧，因此她的知识都是从戏剧中得来的。当时的戏剧有花雅两部，雅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昆曲，昆曲相对听起来比较雅，一度很流行，但到了清朝已经衰落。像西太后这种没多少文化的人就喜欢不雅的花部。花部最牛的就是各种高腔，四大徽班进京后跟其他唱腔逐渐融合而成的京剧，很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刚刚形成的京剧还很粗糙，词都不通，剧情有些地方也很荒诞，但是老百姓很喜欢，西太后更是喜欢。所谓的“同光十三绝”，就是在她这一时期红起来的。在此以前，没听过让外边的戏子进皇宫唱戏，当时在宫中唱戏的都是太监，但太监唱不好啊，于是西太后就让这些戏班进宫。我看过很多当时的老艺人的回忆录，讲起西太后都是眼泪哗哗，感情很深的。京剧这种东西，充满了传统的道德观，西太后看戏看多了，也便受了影响。在她看来，清朝的国运就是曾左李他们给救的，要感恩。说到感恩，一般的帝王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臣子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再大，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哪会有皇帝感谢臣子的事呢。但是西太后的确就有感恩思想。所以她从来不对曾左李有什么过大的责难，虽然她也会培养一些清流去牵制一下他们（正途的清流一般都会很激烈地批评因军功而起、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员），但西太后绝不会因为清流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就把他们的官帽子真的给摘了。
所以相对而言，当时地方督抚的权力的确很大。在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身份，实际主持着中国的外交几十年。李鸿章还有一个官衔就是总理衙门大臣，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非常多，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个，虽然他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最能干，而且外国人最认他，因此最后便成了只有他才说了算。可见，国家政治格局转变为外重内轻、汉重满轻，乃是由当时的情势所决定的。为了应付变局，清政府不得不这样，如果坚持旧的格局，清政府就完了，清朝的统治也要终结了。满人统治集团也清楚这一点，他们并非没有动过削弱地方权力、从汉人手中收权的念头，但他们一看到现实，就把这些念头又打消了，只动了一些小手术。
洋务运动的开展
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前面我们讲过多次，清政府因为狭隘的民族心理，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政策，但此时汉族士大夫冲破了网罗，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搞文字狱了。在汉族士大夫的群体中，不仅实学开始活跃，墨学也开始复兴，还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西学，总之全面开花。由此导出了第三套逻辑，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为了自保。自强运动产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讲，是因为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他们先是遇到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太平军，后来又通过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败了太平军。这些中兴名臣在平叛过程中，真正把“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到了实处。
应该说，从总体来审视自强运动，其成就还是第一位的。虽然一般的说法是地方主导了运动的发展，但中央也的确是有贡献的，也做了许多实事。特别是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他们都是头脑相对开明的满族大臣，他们对地方的变法其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央也在变，其中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总理衙门。这个部门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洋鬼子，但是等到创建以后才发现没法糊弄他们了。因为这个机构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没有办法按原定计划先把洋鬼子赶出去，然后把这衙门取消。洋人不仅没法赶，反而越来越多，总理衙门事情也越来越多。本来只是主持外交的，但后来包干了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事务。比如说，跟洋人有关的商务你管不管？没办法，得管。现在的外交部管商务吗？不管，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商务部，只有让总理衙门来管了。再比如说，外国传教士来了，管不管他们呢？传教士都是洋人，牵涉宗教事务，但我们当时也没有宗教事务局，怎么办呢？最后宗教事务也得由总理衙门来管。自强运动期间，无论是官办的还是官督商办的工厂都需要从西方购买机器，招募洋人技师，这个本来也不属于外交，但跟洋人有关，它也得管。本来只是个临时机构，但后来编制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就变成永久机构了。本来只是办外交的，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开始和洋人沾边，这就使它变得几乎无所不管。以至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必须得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了，否则就只能去管理那些既没有洋人活动，也没有多少钱的偏远地方——没谁愿意干那种差事，所以军机大臣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不过，即便如此，总理衙门的办事效率仍然不高。真正涉及外交事务，一般都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班人马在操办。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曾经嘲笑中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办事效率极低。如果要办理交涉事务，首先会摆一桌宴席，外国人只是想办事，但到中国人这里必须先吃，吃完再说。而且在宴席上也是超级无趣，首席王大臣（由亲王担任的大臣）如果不说话，其他人就不说话，王大臣说一句，其他人就都跟着附和。由此可见其体制之僵化。后来很多事情要经由总理衙门来处理，涉及洋人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它管，所以各国驻华公使常常跑到总理衙门去咆哮，但总理衙门这些大臣早都练就了极其坚强的心理，不管外国公使怎么咆哮，怎么大怒，他们脸上都堆着灿烂的笑容，然后端出果酒来招待这些公使们。
但是，也有一个新成立的衙门很有效率，这就是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是跟总理衙门一起建的，主要管理海关。中国以前也有海关，主要就是粤海关，剩下的都是常关，对内的。但粤海关的收入非常少，它归朝廷的内务府管理，主要为皇家采购一些西洋玩意儿，如自鸣钟之类——今天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看见的那些玩意儿，都是内务府通过粤海关向外国商人采购的。其收入微乎其微，又因为属于皇室私有，所以相对国家总的财政收入而言等于零。但是后来跟洋人通商了，洋人坚持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建立现代意义的海关，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税款。而且，随着通商口岸数量从五日增加到十几口，各种涉及进出口的问题逐渐增多，中国人不会处理，只好请洋人处理。最开始请的是李泰国，李泰国脾气不好，于是很快就换成赫德。赫德是个非常聪明的苏格兰人，而且非常圆滑，他很善于跟中国人打交道，也很有办法来应付中国人的繁文缛节。他筹建的税务司是个洋衙门，其中的主要官员和雇员都是洋人，各种规则和办事方法都是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因而非常高效。这在今天相当于外包。中国政府把某一个政府机构外包给洋人管理，但外包之后成就斐然，十年后洋人雇员已经有百余人了，他们的薪金都很高，年薪以百万计。至于华人，大多只能当海关监督以及低级的办事员。海关监督并不属于总税务司这一体制之内，不许他管事，看看就完了。在赫德的掌控下，中国的海关收入从最初的微乎其微，十年就发展到年收入两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才六七千万两，一般很难达到八千万两，就是说它要占到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海关收入成了国家的支柱收入之一。《南京条约》时我们规定的税率很可怜，值百抽五，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关税对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但即使是在这样超低的税率下，海关收入仍有这么高，可见总税务司的确还是很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外包还是不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