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央，地方上也办了很多实业，这些实业大多都跟具体的人物有关系。曾国藩去世比较早，他的贡献主要是筹办了金陵制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计划，但前者并没取得很大成就。比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虽然偏远了一点，但还是很不错的。左宗棠当时是闽浙总督，当时闽浙总督驻节福州，如果是驻节杭州的话，这件事可能会办得更好一点。我曾经去看过福州船政局，有工厂、码头、学校、海军，基本建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因此其成就还是值得表彰的。李鸿章的贡献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此外他还有很多其他贡献，比如继承了金陵制造局，还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它在当时就能挣钱，到今天仍然存在。除了这些领军人物以外，当时全国各地都开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务企业，但挣钱的不多，据说一度只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挣钱，后来这两处办着办着就也开始赔钱了。不过，从整体来看，毕竟办洋务已经成为一时风气，当时许多地方官办洋务的口气都是很大的，他们都希望直接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机器，开办规模特大的工厂。比如后期张之洞要办铁厂时，就声称要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他在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就想创办，后来在采购机器时，他去湖北当湖广总督了，于是工厂就挪到汉阳了。幸亏挪地方了，要是当时在广州办铁厂，肯定是困难重重——广州既没有铁矿，也没有煤矿，而当时炼铁既需要铁矿，也需要焦炭，幸好在湖北及其周边有这两种原料。张之洞的豪气在当时并不是个案，地方官员都希望花大钱、办大事，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的收入。有几年，十分之九的海关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办洋务了，中央政府对此也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截了就截了，政府还不能拿地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他们势力都挺大的。
当时也办了一些教育事业，比如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这是很有成就的。起码我们现在知道那里出了一个严复，还有甲午海战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比如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等，他们都是从这个学堂毕业后留洋，然后再回来的。后来的中国海军基本上由这个学堂奠定了基础。还有中央的同文馆，不过这个成就就很差了。到后来同文馆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旗人，我看齐如山描述他们当时在同文馆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每月八两银子，而且每天管三顿饭，早餐还会送到门口，正餐都是七个碟子八个碗，吃得不高兴就可以砸东西、闹学潮，如果来同学了还可以叫厨子免费做几个菜。这像是学校吗？这么好的条件，那些学生自然啥都不想学了，天天混日子，不把学习当回事。学俄文专业的学了九年，还没把俄文字母背下来，英文馆好歹出了几个翻译员，但也是乱翻译。严复留学英国时常去使馆，发现同文馆的高材生张德彝，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总之，同文馆的成就是很差的，最有名的毕业生可能就是齐如山，但也没让人感觉到他有什么外语上的成就，只知道他参与了京剧改革，梅兰芳的成就跟他是有关系的。齐如山帮着把京剧改革得更为文雅，使其具有很强的歌舞性，改得更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所以外国人当时特别喜欢看梅剧。当时外国人来北京有三样事情必须做，就是上长城、看故宫、观梅戏。
此外，在上海有一个广方言馆，好像成就也不大，似乎也没有出什么牛人。江南制造总局有个翻译馆，这里的成就倒是很大，它出了很多书，我们中国最早的数理化课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有许多传教士在编译所干活。让现代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翻译者在对译外国的字母符号时，常常借用中国的传统表达方式。这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比如用甲、乙、丙来对应西方人的X、Y、z；处理二次方的时候，直接在字符的右上角写“平方”，而不是按照西方惯例写一个小“2”。在化学课本中，翻译者也都按照近似的发音，生造了许多中文汉字，然后将各种化学元素对译，钾钠钙锰铝什么的都是当时译的。总之，翻译馆为当时的思想启蒙做了很多事，不过说实话，效果并不太好。
当时也有了一些回国的留洋学生，但他们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自强运动从整体上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实践中，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士大夫的集体自觉行为。科举没有变，考的还是八股、四书文，这是当时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最大问题，科举不变，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就不会变。而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体系之内，成为文化人的一分子，大众才会对他有好的评价，才会尊重他。国外回来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要想赢得社会的尊重，进入仕途，必须去考科举。所以尽管严复从英国归来之时已经名满天下，后来他进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时已经官拜四品了，但因为他没有考取功名，他那考取了举人的堂叔就可以嘲笑他。严复受不了奚落，于是每年都辛辛苦苦地回家参加乡考，然后又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来回折腾。但这哥们儿比较倒霉，一直考不上，直到1903年清朝要搞新政，开经济特科，朝廷决定让严复来当主考官，严复说自己连进士都不是，该怎么主持进士考试呢。于是西太后就赏了严复一个进士。严复到此时才扬眉吐气。
戊戌维新以后，尽管全国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但从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照样都要参加科举考试，比如鲁迅和他弟弟跑到江南水师学堂去学习，中途也回家乡参加科举考试。有次考秀才，鲁迅考到一半不想考了，但他第一轮考试考得很好，名次排得很靠前，所以他突然弃场让家人很着急，于是鲁迅的家里人就雇了个枪手帮他继续考。当时对科举的笃信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就连水师学堂这样的新式学堂里也这样。周作人曾回忆说，如果某个学生中了秀才，学堂的监督就会挂牌出来，庆祝一番。由是可见，当时社会的整个风气还是沉迷于八股文之中，洋务只是少数人的一种补充学习，更多的人是无心留意的，他们根本不问这个东西。地方主导的变法很重要的缺陷在于，缺乏改变全局的力量。如果当时能够把科举改成经济特科，或是改成考“甲平方加乙平方等于丙平方”之类的玩意儿，可能效果也会大大不一样。但当时这一项恰恰没有引起士大夫的关注，科举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项核心的东西，如果它没有变的话，整个士风也很难发生改变。八股文依然是士人的主题，如果某个学生进新学堂学了一些ABCD，还会受到嘲笑，一些腐秀才专门编了一些玩笑八股来讽刺他们。士风不开，就使得当时的变法只能停留在表面。
所以这次运动普遍缺乏精英的参与。军队都是练兵不练官，淮军当时最洋化，连喊“立正”、“稍息”都是用英语，但他们只是练兵，对将官的培养还是老一套办法，这种军队是谈不上现代化的。虽然拿上洋枪了，但组织方式仍然陈旧，到战场上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洋务运动时期有个英国军官到中国来考察，他写的笔记很有意思，他疑惑为什么英国人用得很好的装备到中国人手里就变了样。当时中国用的还是前装枪，需要先把火药压进去，然后拿一根通条伸到里面去捣实。西方人的做法是让枪口朝外，这样万一火药不幸爆炸了，也只是直接朝外射出去，对人没什么危害。但中国士兵却不同，都喜欢眼睛看着枪口，然后去捣实火药，这不是玩命么。最有意思的是，当号令一排士兵举枪准备射击时，很多人的眼睛都是随便看，看哪里的都有，就是不看前面，然后“嘣”的把子弹打出去就算完事。这英国军官觉得好笑，哪有这样打枪的，但这却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的现象。到后来中国人开始使用后膛枪了，直接压子弹，最初弹匣容量不一，八发、九发、十三发的都有，后来比较统一的就是五发了。但中国人上战场仍然喜欢乱放枪，噼里啪啦地就开始放，大家都拼命地放，看没看到敌人无所谓，反正就是密集地放，弹如雨飞啊。义和团的时候，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一名英国记者就曾写道，天天看见头上的子弹飞，反正也打不到人。中国人打枪不瞄准真是太普遍的现象了，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和段祺瑞的讨逆军交火时，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中国记者，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在一旁观战，他说两边打了几百万发子弹，但一个人也没打着。他因此揶揄中国军队，说干脆以后恢复弓箭算了，还能给国库省点银子。当然，他的说法夸张了，但按历史的记载，段祺瑞讨逆时双方的确也就死了十几个人。几万人的军队打了半天，机关枪哐哐响，炮也轰了，飞机也登场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果。可见莫理循的说法还是有所依据的。日本人甲午战争之所以能够节节胜利，与这也有很大关系，日本人发现了中国军队的这个毛病，就先让中国军队放枪，放一会儿子弹就没了，然后他们一冲锋这边就垮了。
也就是说，这种洋务的引进，很多时候就是装样子。但洋枪洋炮对付国人、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是足够了，因为叛乱的人在武器上不如政府军队，有洋枪就足够把他们吓唬住。当时军事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对内维护统治的稳定。工业上也是，本土的只有低级技工，高级技师都是外国人，因为精英不愿意参与，顶多也就是工人有点技术。当时很多新办的企业都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机器，但只有洋人技师才能够操作，中国人一般只能打打杂。今天所谓的洋务人才，其实只有翻译人才。洋务工业不仅要花重金购置机器，还要给洋人技师支付高额的薪金，而生产的产品因为成本和质量等原因，很难与洋货争夺市场，因此到后期这些企业基本都是赔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