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的贡献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或者按通常的说法，是一次大的变法。不过，严格来讲，单从百日维新提出的改革措施来看，它还谈不上是一次制度变革，虽然变更制度已经作为一种目标被提出来了。如果这次变法没有中断的话，可能它还是能够走到变革制度的层面上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知识界常常对传统中国的变法进行讨论，通行的观念是将中国在晚清时候的变革梳理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递进过程，而戊戌维新所处的正好是第二个层次。虽然在今天看来，戊戌维新真的还没有到达这一层次，但如果走下去，它的发展趋势仍然还是能够预期的，它的确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检讨。
上一讲说过，今天我们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叙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康梁这一批来自广东的知识分子对变法的描绘和记述。所以我们一提到戊戌维新，首先联想到的可能就是康梁主导下的变法，但其实在当时，有许多人都在变法。陈寅恪先生就曾经提到过，他的父亲陈三立和祖父陈宝箴等人都曾在变法中发挥很大作用。当时朝中一些倾向变法的大臣也曾参与到变法当中，可能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原先的洋务派官僚在此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变法，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另一种叙事脉络。此外，江浙的士人可能对变法也有自己的一套历史叙事逻辑。所以，戊戌变法在当时是存在多个中心、多条路径的。我们后来过多地强调了康梁主导的变法，其实陷入了很大的误区。今天我们回头审视戊戌变法，第一步就是要从这种传统叙事中跳出来。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
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很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很多士大夫也乐意被它启蒙，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痛了国人，而日本之所以厉害，据说也是因为学西方学得好。于是当时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学习日本的风潮——既然日本学西方学得好，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就可以先从学日本开始。这种心态得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我们以敌为师，我们向打败了我们的人学习，这种心态很好，反映了国人的气量。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走捷径。我们认为由于日本人学习西方已经学得很好了，而且日本也是东方国家，与我们文化接近，因此可以直接模仿。后一种心态其实一直贯穿中国人学习西方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在民国后学习俄国，也是这种心态在作祟。一提到向西方学习，国人总是希望找那种现代化发展特别快的国家为样板，以为这样可以抄小道，省去冗长的步骤，可以把别人先进的经验或成果拿过来直接用，然后就能迎头赶上。
那个时候，在西学东渐这一主导潮流中，其实还有东学之渐。东学不仅仅是指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更重要的是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果。受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当时国内很多地方开设了东文馆（日文馆）。这在当时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是非常普遍的，而这正好是康梁等广东士人没有触及的领域，东学之渐的风潮并不是康梁等人开创和引导的。除了东学之渐外，当时的媒体也在勃兴。其实在此以前，中国就有传教士办的报纸，如《万国公报》，此外还有一些商业性报纸，如《申报》之类。但这些报纸的发行量都不大，基本都局限在以租界区为中心的地域空间里，读者面也很窄。但这一时期由倾心改革的士人所创办的报纸，比如《国闻报》、《时务报》等，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全国的很多士大夫都喜欢看。自从有了《时务报》，梁启超的名声便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培养的这些弟子，并非就属梁启超最优秀，陈焕章、徐勤等人的学问不亚于梁，梁之所以在变法之前即声名大噪，就在于他主持过一段时期的《时务报》。梁启超凭借《时务报》这一平台，极大地放大了他自己。陈独秀曾回忆，在戊戌维新时代，稍微有一点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康党，其中的缘由就在于有传播广泛的《时务报》。到后来毛泽东等人成长起来的年代，康梁已经是朝廷的通缉犯了，但他们开始学习作文时，受的都是时务体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和文风对当时以及后来的青年的影响特别大，学堂的学生一写文章，全是时务体，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清政府开始新政，其实还是时务体的天下。
回到正题。我们其实必须搞清楚，戊戌变法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百日维新。百日维新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变革，它的大多数变革都还停留在传统政治层面，如淘汰冗官、裁撤闲置的衙门等。清朝督抚同城，比如在湖北，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都在武昌开府，那么实际施政时究竟该听谁的？所以提议裁撤一个也是很正常的。还有些衙门，比如漕督，此前漕运改海运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江南向北方调集粮食早不走大运河了，那么还要这个衙门干吗呢？还有一些是旗人的特权部门，比如北京的五城公所，就是专门负责打扫卫生、清理阴沟的一个部门，类似现在的环卫局。北京城过去就一条大的下水道，卫生一塌糊涂，每三年正好举人进城会试时来疏浚地沟，但是钱却花得挺多，所以后来百日维新就打算把五城公所裁了。此外还有海关监督，这是个闲差，海关当时是个外包机构，完全由赫德及一帮洋人主持，但是海关监督是由旗人担任的，其实它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些旗人机构当时都成了改革的首要处理对象。最激烈的一项，就是科举考试废八股。注意，不是废科举，现在很多人写文章都说百日维新废科举，没这回事，它只是想废八股，就是保留选拔人才的形式，但改变选拔的内容和标准。这已经是最激烈的了，当时也的确让很多读书人不适应。他们读书几十年也就会这个，现在突然宣布不考这个了，考别的他们也不会，那可怎么办？这确实是让一些读书人很痛苦的事情。而别的许多改革，对比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治改革，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飞跃。比如他们提倡工商业，以前也提倡，只是现在将这一政策明文规定出来而已。说实话，中国传统政治从没禁止民间去搞工商业，谁能拿出证据，告诉我说传统王朝不允许百姓搞工商业呢？没有这样的说法。私人办厂也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形式不一样，有集中的也有分散的而已。
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
百日维新所提出的那些变革，对于传统政治下的变革而言，确实没什么本质上的跃进。但为什么它会搞不下去呢？一般给出的理由是顽固派势力太强大，顽固派的首领西太后从颐和园跑出来，扼杀了变法，杀了六君子，把光绪囚禁到瀛台，云云。这些其实是结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结果呢？我是不赞成仅仅用顽固派势力反扑来解释变法为何失败的。当时的确有不想变法的人，但戊戌时期，已经没有人敢像当年抵制洋务运动的理学大师倭仁那样，喊出“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干橹”的口号，希望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抵抗西方了。实际上大家都能意识到国家将面临瓜分危机的紧急局面，都明白只有变法才是解救这个王朝的唯一出路，没人敢去质疑“变”的必要性，人们质疑的是该怎么变。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只是当改革触到了他的利益时，他可能会本能地表示出对改革的抗拒。
在这里，我们其实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满人政治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了百日维新时期部分的改革内容，大家也能看到，满人的好多特权都在改革中被碰到了。这个改革，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那么早触及满人的利益，只要碰到一项满人就会吵翻天，更何况碰到了那么多项。钱穆先生曾讲过，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这个论断不是没有道理，在满族皇帝统治的背后，确实有一套部落政治的逻辑。表面上是学明朝的制度，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它像个汉人王朝，跟此前汉人的统治都一样，但在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满人自己的部落政治体。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首先属于一个大的统治民族，因此，统治者必须把满足满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过早地触及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不会站出来反对，也不大可能敢堂而皇之地以奏章的方式写出来让皇帝知晓，但是他们会在背后操作，非议、流言、暗箱运作等非制度化沟通是非常厉害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交通信息，比如王公贵族之间的相互串门，或者有事没事去颐和园西太后那儿嘀嘀咕咕，这些方式威力很大，不可小觑。慢慢地，京城里种种流言蜚语、造谣、恐吓都有了。别看这些八旗老爷在面儿上什么都不行，但干这种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当然不光是满人厉害，汉人也厉害，这个是传统。
而这个时候，统治集团其实已分裂成“帝一后”二元结构。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亲政了（皇帝满十六岁亲政是清朝自康熙以后的不成文规矩），从理论上讲，皇帝亲政以后，太后就不能掌权了，但当时西太后仍然掌权。同治帝驾崩后，西太后选择光绪帝来继承帝位，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想继续掌权的意思。当时这一选择在朝中引起过一场很大的风波。因为光绪和同治都是“载”字辈的，选择同辈的载湉当皇帝，就意味着同治帝无后。而满人入主中原后，已经接受了汉人的那一套宗法观念，即宗族内不管哪一支脉都不能因为没有后人而断了香火，绝嗣是个大忌讳。所以在明面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西太后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绝后呢？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一旦光绪帝生了儿子，就兼祧两家。也就是说，这个儿子既是光绪的，同时也是同治的。且不论到最后光绪也没生出儿子，这个解决办法本身就是很牵强的。按道理西太后应该选择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的皇室成员来当皇帝，这才是正当的。但若选了“溥”字辈的，那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称制的理由就更牵强了。后来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帝的大葬典礼上，尸谏西太后，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仍旧承继为同治帝之子，使“大统有归”。这个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但仍然改不了西太后的专断意志，她就是要掌权。所以即便光绪亲政后，西太后仍然掌着权。
今天我们一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总是把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成她的一大罪状。其实，这个帽子扣到她头上多少是有点冤枉她了。她在一下子掌了那么多的权后，个性实际上是有点异化了，掌权、玩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所有关于西太后守寡后的风流韵事都是时人瞎扯出来污蔑她的，因为她最忌讳这个，一旦真有这个，她就不能当权了。当时，尽管她掌了大权，但政敌很多，满人对贞节问题本来就比较在意，一旦被人在这方面抓住什么把柄，那么不仅权掌握不了，连太后也没得当了。所以，她可能是长期性压抑导致心理有些变态。西太后身边的宫女后来回忆说，西太后其他方面都好，就是看不得身边的人性生活幸福。比如选皇后这种事，西太后对同治是没办法了，他就只喜欢阿鲁特氏，毕竟是亲儿子，她没有干涉。但在替光绪选皇后时，她坚持要选一个最丑的。看看光绪帝的隆裕皇后，长得根本就没有皇后之相。我曾经就辛亥革命写过一本书，后来出版第一版时，编辑找了一幅珍妃的像，把她误当成隆裕了，结果很多读者都看出来那图片配错了。隆裕跟珍妃差太远了，不是因为珍妃长得很好看，而是因为隆裕长得太不好看了。西太后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至于修筑颐和园，其实是光绪的意思。光绪是想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去那里养老，这样他就可以真正地亲政了。所以，对修颐和园最积极的是光绪帝。但即便如此，他也得在对外解释时找个名头。当时的说法就是，挪用海军军费不是为了修颐和园，而是为了修一所满人贵族海军军官学校。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还有两艘轮船，当时也的确有个学校，只不过学校是幌子，实际上就是给西太后准备的一处行宫。当然，这处漂亮的行宫并不能满足西太后，她不愿意窝在这里，即使到了京郊，她仍然想把持朝政，玩政治。
在那个时代，女人掌权确实有太多的障碍，毕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没有给女人留下任何从政的机会，没有哪个制度是为女性掌权而设计的。但也必须承认，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存在一些因素为女性掌权留下了空隙，比如说孝道。孝道不仅仅是指向父亲，也会指向母亲，那么，当父亲不在了的时候，母亲死活要出来干政，做儿子的能怎么办呢，能把母亲拍死么？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母后很强势、有权力欲，而皇帝还很年幼时，太后干政的现象就会出现。当时在制度上的确没有给女人留下位置，但是政治思想上又是强调以孝道治天下，忠孝二义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所强调的核心统治观念，这种伦理性的政治结构本身便存在一些后门。
不过从后门上位的西太后，要想在皇帝亲政后继续干下去，障碍真的是太多了。干好了还行，稍微干得不好，所有人都会合伙对她进行攻击。甲午惨败，没有人骂光绪，因为大家都知道实权还是为西太后所掌控，所以每个人都骂西太后，不论满人还是汉人。这中间有很多理由，有的其实也带有巫术性质，即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于女人当家。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就是家门不幸啊。这的确对西太后多少不太公平。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将抨击的火力对准西太后时，她的问题就来了，整个国家、朝野上下都逼着她退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在觐见时直接劝西太后让权，西太后辩解称自己并“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当时李莲英也被人骂得很狠，其实李莲英没有干预过朝政，没对任何军国事宜有过只言片语，他是个老实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权力，他是西太后信任的人，众大臣自然会拍他的马屁，以此间接了解西太后的动向，这样下次在朝会时就会比较合乎太后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