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西太后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一直被人指责和埋怨，自然只有逐步放权。因此，此时主持变法的大权真的就落到了光绪的手上。西太后去颐和园了，虽然她也规定了大事还是得去向她汇报，但她也明白，一旦变法成功了，那么她这个太后也就没用了。因为与她相比，光绪无论从制度还是理论上来讲，都是正统的、合法的统治者，而且他已经成年，表现也一直都不错，很有为，很想做事，不愿做亡国之君，众大臣也都同情他。光绪唯一缺的东西就是事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绩。西太后虽然在甲午之后被骂得厉害，但在此前毕竟也促成了同治中兴，很多封疆大吏都是她提拔的，这个功劳大家都认账。此外，光绪也没有得到人才的襄助，但只要他的威信和政绩建立起来，所有西太后的人都会倒向他的，因为光绪是一个在制度上合法性特别强的统治者。所以，如果变法成功，西太后可能就真的退休了。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荣禄去颐和园看西太后，西太后在扎花，荣禄就乘机拍马屁，说老佛爷的花扎得真好啊。这时西太后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这话说得很无奈，可见她非常惆怅。西太后实际上是不愿意干这个的，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可见，这个帝—后结构在当时就是个大问题。
而由此来想，西太后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她不像倭仁、徐桐那样有深厚的理学基础，因自身所受的教育而希望恢复儒家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此前的洋务运动中，她也是持支持的态度。可是，为什么后来她的确是被顽固派拥戴出来的呢？这里面有着二元政治结构的微妙。西太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逐渐丧失权力，这当然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变法所得罪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虽然不干事，但可以包围西太后，影响她的想法。如果西太后还有实权的话，那么她是不会待见这些人，也不会听这些耳旁风的。但在她将要丧权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听得入耳了。凡是说皇帝或者新法不好的话，她会越听越入耳。相应地，她对光绪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即使是没什么事儿，也不给光绪好脸色看。这些事都是常见的，传统的叫法是“婆婆的武器”，意思是婆婆整儿媳妇的武器。婆婆看媳妇不顺眼了，不一定会打她骂她，但会经常性地弄出一些花招来，比如不理她，不跟她说话，媳妇说话时假装没听见，顾左右而言他，等等。在礼节上小辈又不敢反抗她，也不敢追问她，所以这种武器能把人弄得非常难受。现在西太后把这种婆婆的武器用在光绪身上，时间长了光绪就受不了，感觉压力特别大。他逼急了就下了一纸密诏，这密诏不是给谭嗣同的，是给杨锐的。因为杨锐相对比较保守，比较稳重。顺便说一句，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小军机”是光绪在变法中比较大的突破。因为新法实施在制度上有太多的阻力，旧官僚阻挠重重，军机处的章京也不玩活，光绪没办法，只得再在军机处安置四个听他话的小章京。章京就是军机处里具体办事的人员，就像科室的文员一样，负责具体的文件政务处理，军机大臣就是最后把关的。光绪在军机处安插的这四个军机章京，就相当于他在变法中的左右手。杨锐在这四个军机章京中是相对保守的，毕竟他是张之洞的学生。光绪给了他一纸密诏，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招数，用出来既能讨皇太后欢心，又能把这些阻挠变法的顽固大臣干掉。光绪为此事很着急，但是很显然，大家没什么办法。
后来，就是谭嗣同出面了，打算冒一次险。当时维新派人士准备去分头游说各路新军将领，最初觉得可能比较倾向变法的是聂士成，还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参加过保国会，的确比较新，而且手上也有一支七千人的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所以谭嗣同就去找袁世凯。他一去就把这事挑明了，希望袁世凯带着他的七千兵马进京，包围颐和园，逮捕西太后，发动一场政变。但是，谭嗣同跟袁世凯平时没什么交情，袁世凯对变法的拥护也没达到愿意以命相搏的地步，现在谭嗣同突然冒出来让袁世凯造反，你让袁世凯怎么办？他只能上报，他若是不上报，那么自己也会完蛋。所以，我们真的不好埋怨袁世凯告密，这种军事冒险，搁谁头上谁都受不了。退一步说，即使他愿意出兵勤王，他也办不成，他的这七千新军又不是什么野鹅敢死队之类的雇佣兵，也不是特种部队。当时光颐和园外围的护军就有两三万人，此外还有北京其他系统的军队，就算这些都是豆腐渣，但他们至少能保证西太后不被抓走。后来的八国联军的战斗力要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强得多，但他们也没抓住西太后。所以我觉得，后来的历史都在骂袁世凯是有点冤枉他的。设身处地地想，他也没办法。
这种军事冒险一旦被披露，就给了西太后一个机会，她很快就把整件事情都怪罪到光绪的身上。西太后从颐和园杀回紫禁城的时候，非常痛心地骂了光绪帝一顿，她认为是光绪主谋派遣袁世凯去带兵抓她的。她痛斥光绪是个不孝的畜生，什么当年抱你进宫的时候你才四岁啊，脐带还不干，老是湿，说是有问题，我就天天替你擦，晚上一打雷你就叫，你就哭，还得我哄着你，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你居然这样啊，等等，西太后就像农村老太太骂儿子不肖一样。她确实有她的委屈，但在这种玩政治的女人身上，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装出来的。在囚禁光绪的这段时间里，西太后经常变着戏法地折磨他，比如在宫里演《天雷报》，就是天雷劈死不肖子的戏，让光绪看着，看完了还要谈体会。光绪也没法辩解。
发展到这一步，变法肯定是不行了。西太后也不是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尽废新法，她可能就很难得到那些顽固派势力的支持，难以再度临朝。最后她只留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开办一所学校也不容易。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其实并没有运作起来。而变法中那些废漕督、取消督抚同城之类的措施，本来是可以实施的政策，也被废除了。所以，戊戌维新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倒退。
那么，仍然是刚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变法失败，真的是因为顽固派势力很大吗？当然他们是有势力，但势力大到什么程度，这个不好说。我们在评述东方国家的改革时，要么习惯用阶级观点看，要不就是用派系观点看，其实我觉得都有问题。如果说中国在戊戌维新时期顽固派势力大的话，那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顽固势力岂不更大吗？连长州、萨摩藩那些主导变革的武士都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可见他们的保守心态比我们还重。这个时候，严格地划分维新派和顽固派，或者说，随意贴标签，指定某些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某些人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其实都很荒唐。当时的大势所趋是非变法无以图存，这个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有些人比较混蛋，就喜欢因循守旧，知道要变，但就不想变，宁可拖着，混一天是一天，苟且、麻木。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少，但他们真能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吗？其实未必。
关键是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一后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一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而是都陷入了牝鸡司晨的古老政治话题的迷思之中。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此外，还有一个不该忽视的人——李鸿章，在朝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人。当时没有人呼吁让西太后主持变法，而事实上，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视了。康梁这些人不仅忽视西太后，还常常给光绪帝上书，要求他“乾纲独断”。问题是，光绪能独断得了吗？康梁还希望光绪帝能够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明治天皇与彼得大帝无法等量齐观，但在康有为撰写的《日本变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刚毅果决的君主。康梁打造了两个君主，然后让光绪帝以之为榜样。光绪能学吗？今天看来，光绪帝只不过是个很乖的小学生，有想法，却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他的想法。他最后提的问题是很荒唐的——怎样才能既不惹恼西太后，又能镇压顽固派？这怎么可能呢，也确实让几个小军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法。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理由和时机，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地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他可能很开明，很上进，但他没有权势，没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对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西太后对他的蹂躏。
列强对于变法的态度
再来看一下关于列强在这中间的作用。甲午以后中国出现边疆危机，首先是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这么蛮横，以传教士被杀这样的借口，派来舰队占领了中国的一个港口，然后修了胶济铁路。德国人的野蛮行径引发了列强强租中国港口的狂潮，比如俄国人租大连、法国人租广州、英国人租威海。列强对甲午之后中国的生存境况存在误判，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就像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快不行了。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空前强大，现在的北非和中东都曾是它的领土，但在十八世纪以后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攻击，领土大多被肢解，国家主权也被破坏殆尽。列强认为中国像它一样，所以各国都想来占一块。而且如果中国被日本一口吞下，一个强大的日本将在东方崛起，所以列强希望抢先瓜分，从而阻挠日本的野心。瓜分狂潮迫在眉睫，而德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家族中的后起之秀，崛起时阳光下的地盘已经没多少了，这个时候必须在东方抢占一块殖民地，所以就率先干了这个事情。之前虽说俄国人在东北割占了那么多的土地，但毕竟是在遥远的关外，因此在国内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德国人的举动就发生在山东，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中国人眼前。中国人看到，列强就是希望把中国瓜分掉，因此由这件事所刺激起来的亡国危机意识无比强烈。也就是说，在戊戌变法前夕，列强的作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同时也刺激了很多士大夫的“愤青”情绪，或者叫民族主义情绪。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列强还是很希望中国变法的，包括日本。所以西太后发动政变致使变法最终失败时，列强非常不高兴。在变法期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发行的报纸通常都是对变法作正面的宣传报道和评价。很多传教士都是维新派人士的老师，他们之间过从甚密。很多人会觉得这里有矛盾，为什么它们既想瓜分中国，又希望我们变革呢？按照正常的逻辑，若是我们变法成功了，国力增强了，它们岂不就难以瓜分我们吗？其实此时的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对中国都有多重心态，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对我们就一种态度，即亡我之心不死。比如日本国内有一批人一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这样日本可以和中国一起联手对抗西方。西方国家也乐见中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革。我前面讲了，其实西方人最看重的仍然是商业利益，这就需要开拓市场、加速流通。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够促进市场化规则的确立，那么西方人和中国人进行贸易交流就更方便，他们所能获取的利益也就更多。所以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亡国，这个对它没什么现成的好处。直接控制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这样成本很高。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存在内在分歧的，但我们却常常十分笼统，或者说过于情绪化地将它们的心态强调成简单的一种。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这样一种笼统的看法，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比如为什么西方国家支持戊戌维新呢？日本甚至还曾经计划把伊藤博文派来帮中国人变法。
民众对于变法的态度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变法中，其实民众和维新士绅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种情况在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呢？有，比如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派和民众也曾有过裂痕，但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提倡兴新学，戊戌维新把这个继承下来了，兴新学一直到新政时期还很热。但是兴新学在基层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侵占庙产。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基层乡村的士绅直接把其田产和房舍都占了，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当时很多庙产都属和尚私人所有，寺庙和周围的田产都是他个人的。很多和尚都偷偷娶妻，然后生儿子，并培养儿子当小和尚，等儿子长大后再把住持的位置传给儿子。所以这一个家的生活都与寺庙发生关联，或者说，当和尚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这职业不耽误娶妻生子，还可以代际相传，平时还能给百姓念个经、超个度，获得一些经济收入。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有人来主持这些仪式活动的。现在一些人很愤青，说怎么这些和尚这么不守清规戒律。但事实上，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和尚的私生活怎么样，你该怎么活跟我没关系，我该上香就上香，该请人念经就念经，该做道场就做道场，因为我们就需要你干这些，在乡村社会也只有你能干这些。所以，乡间的和尚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尚做法、做道场实际上成了一种产业。当然，这种产业的法理性的确不是那么强，私底下说还行，拿到面儿上来肯定还是为士人所不齿的——自己生儿子传衣钵，这个明显不像话嘛。所以后来乡间士绅在强占庙产的时候也是理由充分、底气十足。虽然士大夫也喜欢念经，也常常和大和尚聊聊天，但他们本身仍然有一种倾向，就是反佛。当和尚确实不守清规时，士大夫对他们就会更为鄙夷。所以在这个时候，士绅就联合起来把庙产强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