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侵占庙产、赶跑和尚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寺庙虽然改辟为新学堂了，但普通百姓的生活从此就缺了一块了。平时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需要和尚参与的，现在和尚被打跑了，那以后找谁去呢？比如，如果家里死了人，找谁超度亡灵呢？普通老百姓得跑老远，去找那些大庙的和尚做法事，得费好多钱。和尚和寺庙在乡间存在了几百年，这本身就说明其担负着相应的社会功能，如果在摧毁之后没有其他人或组织来进行弥补，事情就很麻烦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起义军把一切宗教信仰都消灭之后，民间会出现一股很强的反弹。而且，此时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引起了底层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虽然可能没有我们后来说得那么严重，但民间的确有一股很强的反弹情绪。洋教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它在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碰撞时，双方的确可能会出现问题和摩擦。这个下一讲我讲义和团的时候会再讲，这里先做一铺垫。
总之，无论是乡土社会本身的改变，还是洋教的大规模进入，其实都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维新变法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声音，但一旦改革失败，他们就会表现出一股很强的义愤。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其实是叫好的，他们都认为国家杀了奸臣。张荫桓被变法牵连而发配新疆，沿途都有老百姓打他。对老百姓而言，康梁就是奸臣，甚至还曾经有过传闻，说康有为进红丸想毒杀皇上。康有为怎么可能去毒害光绪帝呢，但这种流言被第一个人造出来以后就不胫而走，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到另一个问题：对于变法来说，启蒙可能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改造一直会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
戊戌变法一百天就完蛋了，然后中国就开始向后转。这次埋葬变法的戊戌政变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整个朝政，乃至中国政治都彻底地朝后转，甚至很多洋务运动时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如果没有后来的东南互保，那么中国的这次大倒退简直就太可怕了，幸好南方督抚达成了共识，使得倒退只是局限在北方地区，但即便如此，造成的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我们今天讨论变法，而变法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戊戌维新这一话题也会一直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这话题，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这其实是很荒唐的。谁是资产阶级，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还是孙诒让或是黄遵宪？要我说，谁都不是资产阶级，也都跟资产阶级没什么瓜葛，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戊戌维新时期，什么声音都没有。
第九讲 义和团运动
庚子之变，也就是常说的义和团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们过去讲清末有两次革命高潮，它就是其中之一。
义和团运动兴起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一，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了整个朝廷的政治出现反动和保守势力的回潮；其次，随着基督教势力进入中国，民教冲突逐渐呈现扩大之势。
民教冲突的产生
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中国逐渐取消教禁，天主教、新教再次进入中国。我们前面讲过，在康熙、雍正年间，由于礼仪之争，朝廷曾下达了关于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诏令。在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一直是可以传播的，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初，宫廷里都有很多外国传教士。虽然在禁教的诏令发出之后，中国境内事实上仍然存在一些传教士，但禁教政策的确直接打击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势头。只有少数的东正教教徒可以在中国活动，但他们的势力原本就小，即使不禁也没多大影响。《黄埔条约》签订时，法国还是罗马天主教教廷在欧洲的主要护教国，因此它特意在条约中强调了这一点，要求中国重新开放教禁。当时中国没办法拒绝法国人的这一要求，而且当时国内已经有许多传教士在秘密或半公开地活动，所以也就答应了。
基督教全面进入中国有几个途径。实际上，在开放教禁之前，一些新教的教士们已经进入中国了，他们是以澳门为据点进来的。广东这一带一直有洋人活动，官方也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或医生。我们今天翻阅史料发现，当时很多传教士都是以医生的身份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的。所以至少是在广东，新教传教士在《黄埔条约》签订以前就已经存在，他们在中国沿海已经有很多活动。但是，正式的解禁还是得到1844年以后，解除教禁之后，基督教的许多教派重新进入中国。
在西方宗教的大规模回潮过程中，天主教所面临的问题不像新教那么简单。新教传教士到了某个城市，一般就是租个地方，开间诊所，一边给人治病，一边传教。但是天主教不同，天主教传教士此前来过，而且历史比较长，只是由于礼仪之争才被清政府赶了出去，所以他们曾在中国留下很多房产。现在天主教回来了，就希望清政府发还那些房产，所以一回来就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当时被称为“还堂”（退还教堂）纠纷。要知道，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向地方政府要房产也不是凭空胡话，他们还真一直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房产地契。但是，这么久过去了，物是人非，很多房子都没了，再清理房产之类的不动产就要大费周折，非常麻烦。“还堂”问题一直没能妥善解决，这不断激化着天主教与官府、地方的矛盾。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太平天国被扑灭。太平天国给人的印象，尤其是给中国士绅的印象，乃是披着洋教外衣的土匪。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几乎将一切传统文化毁灭殆尽，故而士大夫对洋教的反感也与日俱增。而且，士绅也分不清楚拜上帝教和天主教、新教等的区别，他们大多是笼统地以“洋教”对待。其中冲突最直接的，就是洋教中的一种，天主教。前边讲过，天主教的传播方式与新教不同：新教的传播是潜移默化的，甚至是采用一种中国传统中那种行善的方式，慢慢扩大影响，而且基本只是在城市里传播；天主教则比较愿意深入农村，一竿子插到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绅在城市中的权力一般不是很大，乡村才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天主教在农村马上就和士绅产生了冲突。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士绅们直接将天主教视作挑起农民造反的恶势力，是到中国来毁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此，士绅会很直接地把拜上帝教的罪过加到天主教的头上。所以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持续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民教冲突。
所谓“民”，就是指一般的老百姓以及士绅，而“教”就是指信教的民众和教会。民教冲突，就是百姓、士绅和天主教教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是很正常的，明末利玛窦等人刚刚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时，中国的老百姓就常常把他们所传播的宗教理解为中国的佛教或者道教，稍微懂一点的人至多将其理解为同样是从西方传来的拜火教，很少有人会很正确地理解这个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天主教跟我们中国的这些宗教不太一样，它是一种硬性宗教。为什么说是硬性宗教呢？因为天主教一直试图进入社会底层，然后建构一套非常坚实的组织框架和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是坚实的，因为它是高度排他的。
当时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已经合流了。特别是在江南，某间庙到底是由和尚来主持或道士来主持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无所谓，就算尼姑待在里头也并无不可。很多庙既供奉观音菩萨，也供奉太上老君；好多地方供观音，也供妈祖，供碧霞元君；在南方闽粤等地，既供妈祖，也供关公。对老百姓来说，巫术的信仰、佛教的信仰和道教的信仰都是一回事，它们基本就是融合的。而自元朝之后，在和尚与道士之间，道士和巫婆、神汉之间也都基本没有发生过论战或仇杀。这种宗教冲突只是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早期以及排佛运动兴起时出现过，之后外来宗教大多都本土化了，彼此相安无事。大户人家要请人做法事时，往往会请一对喇嘛、一对和尚、一对道士、一对尼姑，这就叫“四全”。有四对，这样才觉得气派，这些请来的宗教人士也不会因为彼此念的经不一样就起冲突，就各念各的，相安无事，非常和睦。
但是新来的天主教却不是这样的宗教。它坚守教规，严格排他，不允许信徒信仰其他宗教，而且它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刚性的。信了教，你就是我的人，我会给你起一个教名，就是类似现今意大利人的那种名字，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然后你的生老病死我都会高度参与，你出生时教会要给你施洗，你成人的时候会有坚振礼（相当于现在世俗的成人礼），你的婚事我也要参与，平时你还得定期到我这里来告解、做弥撒，你死的时候神父会给你作终傅礼。天主教通过这诸多圣事，把信徒集合成一个非常稳固的组织。
这样一种结构的宗教在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虽然中国人以前也信佛教和道教，但没有谁会天天去组织活动。这样，加入天主教的信徒就和外边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天主教的活动是经常性的，信徒不仅要常常听教导，还要谈体会。
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冲突
更为麻烦的是，天主教的部分教义和传统中国的一些固有信仰是存在冲突的。第一，天主教禁绝偶像崇拜，它绝对排斥偶像。但其实据我个人发现，在欧洲一些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比如波兰、法国等地，并不会让人觉得它强烈地反偶像崇拜，因为教堂里有大量的壁画都是以圣母、圣父为题材的，那不就是偶像吗？它不像新教教堂那样，什么都没有。后来传教士东来，他们的规矩就是，我所在教区里可以有我崇拜的偶像，但我决不允许有其他的偶像存在。天主教教堂里面那些壁画多是宗教题材，末日审判、升天、三王朝拜、耶稣降生等，都是这一类的。而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比如观音、碧霞元君、送子娘娘等，这些全都要禁绝。传教士不允许教民还对这些偶像存在幻想。
第二，天主教从反偶像崇拜出发，动摇乃至否定了中国的祖先信仰。在中国，拜祖先是比拜神灵更重要的活动，这一风气在农村特别盛行，村庄中的主干道上肯定修建着这个村大姓家族的宗祠．其他的庙，无论其香火有多盛，也只能修到一般的辅路旁或者村庄的边边角角里，不可能修到主干道上。祖先崇拜大于神灵崇拜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我们似乎也不认为祖先就是偶像，宗祠里都是一些牌位，但我们其实很难将祭祖和搞偶像崇拜划清界限。首先，在宗祠里，一些先辈的大人物可能都是有画像的。其次，有些姓的祖先本来就有神灵色彩，比如关姓，关云长就是神，姓刘的刘备也是神，张飞、岳飞等到后来都成了神。虽然一般认为，我们的祭祖不是搞偶像崇拜，但在天主教这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面前，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
第三，中国民间一些习俗和地域性风俗也与天主教的主张产生了矛盾。比如说男女授受不亲，这一条从根本来讲只是一种士大夫群体中的礼仪规范，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这么做，因为他们有那么大的房子可以间隔，而且也没有很多实体性的工作要做。小户人家平时都要下地劳作，房子也小，怎么可能做得到间隔男女呢？所谓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其实都是讲大家闺秀的，农民家没有大门二门的，就一扇门而已，所以，这种习俗在农村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不能否认，异性男女平时虽然也能在一起劳作，也可能到集市上赶集时遇见，但如果把他们放到一间屋子里，当时一般的人仍然会有戒心、有忌讳的。可教会怎么可能避得开这些事呢？做弥撒时需要把大家聚合到一起，也不可能按性别分殊，男女各坐一间屋子。这些问题后来逐渐成为导致民教冲突的起因。
先就偶像崇拜而言。入了教以后，祭祖怎么办？是不是教民以后就不能参加宗族的祭祖？如果不参加就很麻烦。虽然天主教有自己的严密组织，但它毕竟不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生活性组织，它只是在中国老百姓以往的生活圈外又附上的一块儿。所以，教民在农村仍然附属于自己原有的宗族，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圈子，那现在入教了，他们到底参不参加祭祖，拜不拜祖宗呢？这是个大问题，若是不拜，可能就会被宗族的族长开除。对于中国人而言，从宗族内除名无疑断绝了他的所有血缘联系，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多元信仰的问题。过去农村比较多的娱乐活动就是演戏，不过，至少从名义上说，这些戏都是演给那些神灵或祖宗牌位看的。宗祠里一般都有戏台，戏台一般搭在宗祠前头，北面是那些牌位，戏台就在南面，从形式上来说，演戏是给祖宗看的；第二种方式是在庙会上，庙的一边是泥胎神像，一边就是戏台，这里演戏是给神灵看。也就是说，演戏名义上是给那些不存在的物质看的，但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戏是演给现在活着的人看的。这些活人看戏其实都属于蹭戏，但尽管是蹭戏，来看戏的人都得交钱，这就是所谓的凑戏份子，当时不流行买票。这种传统到现在一些地方还有，村里演戏，大伙凑钱。按道理说，教会对此宽容一点无所谓，当时农村老百姓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一年到头就这么一点儿活动，让教民参加其实也并无不可，但教会就坚决反对：若是在宗祠前演戏，那就是给祖先看，是祖先崇拜；在庙会里演戏，那是给各路神仙看，那更是多神崇拜啊！所以教会不允许信教群众参加这些活动。但你们想想，这些信徒能够完全遵守吗？可能家长还能遵守，但那些孩子能遵守吗？根本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