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的成就
当我们翻阅当时的史料，会发现新政还算搞得不错。当时朝中的主政者西太后是下决心要搞变法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国家统治机器已经不行了，所以变革可能就会走岔道。当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也不错，但为什么会越变越坏呢？因为他主政时也是国家机器已经不太灵了。不过对比北宋时期，晚清的变革实际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变法，这个过程出现了几个新的因素。
当时中国的士绅阶层已经开始向绅商阶层转化了，这样他们就有很强的积极性，希望中国变好。而士绅阶层当时还是一个很有力量的阶层。在晚清，整体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比起清朝中期，这个中间层在社会变动中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变得更强大了。因为从曾左李之后，士绅阶层就经历了一个公开崛起的时期。我们前面讲过，太平天国被平定前后，相对于中央而言，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其中第一轮可能就是督抚专权，到了后来就不仅仅是督抚专权了，地方士绅和绅商各种势力也都相继崛起。而在当时，这一派的力量特别希望中国能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他们期盼朝廷不再像以前那样羞羞答答的，只变器物，不变制度，或者是即使变制度，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且中间还有可能被打断。他们希望清政府能启动新一轮比较彻底的变革。所以在地方势力的推动下，这次变革能够往前走。而在这次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个是媒体的壮大；一个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绅商团体的壮大；其三是准议会的出现。
近代的新式媒体在中国早就出现了。像上海的《申报》，是1870年前后出现的，后来又有了《新闻报》。但只有到了庚子之后，媒体才成了气候。庚子年刚过，1903年就爆发了《苏报》案。《苏报》抨击朝廷的时候，最初朝廷还只是沿用以前以言论定罪的办法：你是言论上的大逆不道，我就可以用叛逆罪来治你的罪。最初清朝官员就是按这个思路去查办的，但没想到时代变了。而且，《苏报》办在租界里，中国警察是不能进去抓人的。最后清政府没办法，只能以原告的身份出面来起诉《苏报》。这样租界当局就以西方的法律标准，以诽谤罪的罪名判罚了《苏报》，而不是用中国传统的大逆不道、谋反之类的来定罪，所以最终也只是判处了邹容和章太炎两人几年的苦役。而且，判的这几年苦役，还都是邹容和章太炎自己找的。按当时查办者的意思是要放他们一马的，早就放出风来，就希望他俩赶紧走，到时候找不到人，这事儿也就拉倒了。但这两个家伙，尤其是章太炎，竟然自己找上门去了，那就只好依照法律把这案子给办了。其实，当时的租界当局和查办人都希望他们一走了之的。但是，这个案件在当时的确很有意义。
与此相关的，后来还出了个沈荩事件1（沈荩在今天被誉为“中国首位殉职的新闻记者”。）。严格来说，沈荩不是一个媒体人，而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活动分子，他被朝廷抓了以后，在外界的宣传中被塑造成一个单纯的媒体人形象，其实他所做的确实是煽动造反。沈荩以革命行动者的身份自居，他比章太炎的动机还不单纯，章当时毕竟还只是鼓吹革命，而沈荩就是一直想实践革命了。但他确实也有一个媒体人的身份，所以就被外界鼓吹成一个单纯的全职媒体人了。他最后被西太后杖毙，他的死惹得西方舆论大哗。西太后也完全没有想到外界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教训，也是一种学习，因为她此前从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知道，庚子一役以后，她已经下决心要变法了。政治向后转，此路不通，再走下去，不仅国家要完，朝廷要完，她自己的小命也要玩完。所以，在她下决心向西方学习之初，国内出现了这么两件事情，使得她从此将触手从媒体那里缩回来，再也不敢随意干涉了。因此，新式媒体在那段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分之活跃。司法改革后，还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法，也就是《报律》，这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这里也需要廓清一些我们传统的习惯看法。这个时候出现的媒体并非如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都是革命媒体，都以呼唤革命、推翻清政府为目的。其实，多数媒体都是商办媒体，他们并没有很强的政治立场，但是这些报纸的老板都希望中国能在一个适宜和平变法的条件下进行变法。这种声音越来越大，最终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由于在变法过程中地方自治、地方士绅的声音逐渐提高，他们的政治需求借着媒体和其他传播媒介被极大地放大了。实施预备立宪之后，他们的声音就主要借助谘议局和资政院这样的平台发出。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朝廷不敢在这次变法中儿戏。虽然国家机器已经不行，但还有支撑着这一国家机器的外在因素，比如舆论、新市民，以及在野的士绅。因为此时有外界的东西对它形成了保护，所以当时的国家就不像传统王朝那样，一旦腐朽就完蛋。
所以，在我看来，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事实上也是如此，朝廷中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创办的新机构，如邮政、内政（就是警察）等，还有废除科举，都在有序地进行。我们不能因为这一过程十分紧密就认为废科举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不安。其实，废科举基本是波澜不惊的，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动荡。贾樟柯有一次跟我讲，他看到一条史料，称清朝废科举后，山西侯马曾有一群秀才上街游行抗议。但是，也不过尔尔。总的来说，这次废科举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引起什么深层次的变动，这个我们稍后还会再讲。
总的来看，这次变法在行动的深度和广度上其实都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由于变法的缘故，吏治逐渐变好，国家整体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异动，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新现象，也就是民营工业的崛起。纱厂、缫丝厂、面粉厂等都在翻倍地增加，像周学熙创办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有之前办起来的张謇的大生集团，以及荣氏兄弟的纱厂，等等。此外，朝廷也开始创办许多国有银行，不再依赖过去的旧式钱庄，比如开办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等。1905年到1908年间，民营工业出现了发展高峰，各种厂矿增加了两倍有余。所以，在这一时期，朝廷的财政状况也大为好转。
经过庚子之变，北方基本就处于混乱状态，义和团的破坏加上八国联军的入侵，以及四亿两白银的赔款，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也不过近一亿两白银，这四亿两赔款在当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中国人已经不能自主支配关税和国内大部分盐税了，收了以后就直接成了赔款。在此之前，关税已经占到整个朝廷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而盐税占的比例就更大。也就是说，当时国家税收中的一半左右中国人都无法自由支配了。在这种情况下搞新政，的确是很窘迫的。但是新政以后，国家财政情况居然大大好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都有很多结余。1911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近三个亿，而且没有什么赤字（被资政院削掉了）。革命前夕，其实各省都有结余。藩库里至少都有一百万两以上的银子，像首义的湖北省更多，四千万两，就当时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当然，此时地方的独立性已经大大增强，地方有钱不一定能够说明中央财政也很宽裕，但总的来说，国家整体的财政状况已经在好转。至于司法改革这一块儿，清政府也做得很认真。沈家本真的是一个中国法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仅就司法而言，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党执政时期，这次改革是做得最认真的。而且，朝中大臣，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表现也不错，甚至一些满人大臣，像端方这样的表现也不错。
所以，总的来说，由于有外在因素的监督和刺激，在这次变革中，整个国家机器并非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无可救药。越到后来，它的吏治腐败程度其实越是在逐渐降低，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人监督，报界能监督各地自治的士绅，后来的省谘议局能够对官僚系统实行监督；一方面商业发展之后，国家整体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官府也有了相当的储备，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竭泽而渔了。所以吏治其实是在逐渐好转，预备立宪以后，这方面的表现就更明显了。事实上，官员们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地方自治团体真正办起来以后呢，他们一方面能够对老百姓的利益进行适度的整合，同时也能对官僚形成一定的外在制约，官员们想干什么事，若是不经过他们，有时候还真的比较难办。在新政期间，地方的自治团体确实也成了国家法律上承认的合法机构，不像以前，官方可以无视这些民意代表的意见，因为他们以前是没有合法地位的。
预备立宪
关于新政，有几个问题是需要重点谈的。
第一个就是预备立宪的问题。以前否定新政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谈预备立宪的事儿。他们宁愿忽视新政中这个最积极最先进的部分，他们主观上想压低新政的历史地位，因此就不想对预备立宪有太多正面评述。其实，这次预备立宪真的是不错的。在当时，立宪的呼声是从康梁开始的，康梁当时都还在国外，他们对这次变法其实都是保持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相信这次变法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这次变法就是接续了戊戌的逻辑，改革者抄袭的就是戊戌维新的旧稿，他们不可能不认同这次变法。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在海外骂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西太后绝不可能容忍得了他们，所以，他们的通缉令是不可能被撤销的。这个倒不一定是和西太后贪恋权位有关，西太后和康梁之间存在的是一种私人恩怨。当年康梁等人流亡国外，过于意气用事，把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比如说她不过就是咸丰帝的一个小妾如何如何的。对于这个话，西太后肯定是无法释怀的。
康梁欢迎这次变法，但他们又不能参与，而他们又特想参与，所以立宪的声音是他们最早喊出来的。本来立宪的主张在变法中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声音，西太后最初决心变法的时候，她的改革路线图上应该是没有立宪这回事儿的。其实在戊戌维新时，所谓的筹备开议院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没有说马上就要进行。光绪当时主持变法；其实并没有将立宪这一动议放进他的路线图。但就在这个时候，康梁等人在海外把这个事情给提了出来，很快就得到了国内知识界和政界的积极呼应。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参与过维新变法的部分士子此时已经回国，而原本国内就有许多跟他们志同道合的人，这个时候他们就很兴奋，相信变法应该按照他们的意图，也就是当年维新派的意图来走。另一方面，赞同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经过庚子之变，很多有点头脑的士绅都认识到，中国非变法不可，不变法就是往后退，往后退的结果就是再次闹出义和团。人人都不希望再看到义和团，人人都恨义和团，大家都希望能往前走。要走，就得走远一点。正因此，尽管在当时立宪主张是一种很激进的呼吁，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与之相呼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后连朝廷的重臣，比如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人都开始应和。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外在的刺激，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
我们后来的史学家描述起这场战争，都说中国人当时很愤怒，因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在中国的领土相互厮杀，戕害中国人民。但可能事实并没这么简单。当时有些中国人却是很兴奋的，因为日本战胜了俄国，第一次，东方的黄种人打败了西方的白种人。当小个子的日本兵押着一长队的俄国战俘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一片欢腾，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做到。而为什么日本能够战胜俄国呢？当时没多少人强调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反而都认为是日本立宪之故，立宪的日本战胜了野蛮专制的俄国，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最直观的启示。事实是不是如此？这个另当别论，但当时的中国人都是这么看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发现，当时对很多事情都存在泛政治化的解读，这是一种风气和潮流，而这种风气和潮流在当时也极大地刺激了立宪运动的发展。
所以，日俄战争结束以后，西太后的确坐不住了。这时候她开始了一些调查，先是让曹汝霖这些留学生进宫给她讲课，讲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国会，什么叫宪法。她特别关心的是，开国会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如何。结果每个人都跟她说，皇帝的权位没问题，立宪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得到法律的保障，是相当稳固的。当然，说这话的人也不完全是忽悠她，皇帝的位置在立宪后确实是会得到保障的，比如现在欧洲许多国家还保留着君主，其地位都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但是，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或者说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满人的政治权力毫无疑问是会逐渐丧失的。立宪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开始的时候未必会这样，因为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一下子建立起一个像今天英国这样的制度，英国的制度也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变革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是立宪搞到最后，皇帝的权力肯定会被逐渐剥夺和架空，最终变为虚位皇帝，可能只有地位、财产和荣耀，其他的就都没了，实际上没有权力来控制国家了。但是，当时毕竟没有人会把这事想得很透很长远，所以，也只是跟西太后讲了立宪政治的一个方面。西太后这种政治老手当然不会只听一面之词，于是又让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亲眼去看看外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五大臣出去转了一圈，然后回国，找人写考察报告，之后这件事儿就落到梁启超头上了。由此亦可看出，康梁等人其实是特别想参与这件事情，而且在事实上也真的积极参与了这场变法。不过，至于这个考察报告写得怎么样，其实无所谓，西太后不会细看的，她就是听口头汇报。西太后问得很直接，立宪以后，各国的皇帝怎么样。端方对此也说得非常明确，他肯定地说，立宪以后，皇帝位置就是世袭罔替，而且还有国家法律作保障，根本不用怕。听到这句话，西太后像吃了定心丸，就预备立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