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中所颁发的《钦定宪法大纲》，其实就是一个对日本和德国宪法文件的杂糅文本。所以，有些人也批评，说这些都是假的，清政府搞的不是真民主。但这些批评者忘了任何事情总是要有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坚持走下去，只要大方向不错，一般都会走到政治体制相对完善的境地。比如日本，我们现在一直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坚持要这么说的话，很多历史现象就没法解释了。日本开设国会，开始出现政党政治的雏形以后，尽管君主权力还相当大，但如果按照既定路线走下去的话，日本也会变成英国的东方翻版。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军人的权力开始崛起，并由此导致了军国主义。历史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发生的，而不是说，是因为君权的崛起而导致的军国主义，这是两回事儿。如果日本的改革没有走岔道，如果它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吞掉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前几号国家，那么估计它也不会走到后来的那条路上去。所以，同样是搞君主立宪，不同国家可能会因为各种复杂因素而生出多种变化。这里插一句，若是放在中国，中国是不可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种设想基本上没戏，军人在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较为长久的统治阶层，因为中国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文人政治传统，这在其他国家里都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按照清朝新政所设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可能中国最终会走到今天英国的这一步。
而预备立宪做得很认真。各地的确都在搞选举，选举各省的谘议局成员，资政院也办起来了，我们今天看谘议局和资政院的会议记录，他们做得的确都还不错。有人批评当时的选举有财产限制，说朝廷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设有很高的财产门槛，但你不能据此就说那是假民主。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选举都有限制，都有财产和纳税的限制，而且妇女都没有选举权。若是以普选为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民主的话，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世界上都没有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都没有选举权，那凭什么说它是民主国家啊。道理不能这么讲，清朝搞新政，本身就含有一些推广民主的意义。民主其实是一个过程，整体的框架还没完成，总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参加进来。所以说，清末新政开了选举之端，这已经很好了。而且，清末的这次选举不是等额选举，而只是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设置了资格限制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老百姓是不可能真正选的，因为老百姓不懂。但反过来说，如果真选，他们选出来的还是那些人，就是那些办理地方自治、热心公益的乡村士绅们。有没有个别不良分子混进来呢？也有，但是多数都不是。从清末谘议局到资政院，再到民初的两届国会，再到1947年的国民大会，若是要讲议员的素质或者代表的素质，或许还真就是晚清时候的议员素质最高，就是这些地方乡绅和绅商。他们也的确代表了一部分底层民众的声音，群众也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够代表自己的判断。群众不去想这个代表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已经对士绅表示出了服从——你们有文化，知书达理，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干脆把判断权交给你好了。现在来看，底层民众可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即对自身合法权利有清晰认知的现代法律意义之个体。但是，公民的现代概念毕竟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个人判断能力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启蒙才能得到。
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已经被植入，以后即使你不是士绅，只要有了财产，有了权利意识，有了表达的能力和诉求，那就可以参与竞选。所以，当时因为预备立宪而搞选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它的结果似乎都不是选的，而是变成了小绅士选大绅士，大绅士互选，然后选到谘议局、资政院了。但有这玩意儿总比没有好，起码它开了一条口子。事实上，选出的这些民意机构还真的认真办事，不仅对此前的督抚体制构成了强大的压力，而且对整个官场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它代表了另外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得到了保障的。所以我们说，预备立宪确实是件大好事。
清廷后来犯了大错，在1911年搞了皇族内阁，然后又出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也许，当家的满族少年亲贵看到了立宪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个危险，他们事先把权力和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样的措施都遭到了谘议局的激烈抵抗，民意代表对朝廷和时政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是十分直接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即使是1908年以后那样混蛋的权贵政府，那样一个皇族内阁，也没有说要解散各省谘议局，反而是谘议局很愤怒，看见革命党起事了，也跟着闹起来了。
废除科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废科举的问题。以前中国学者是不注意这个问题的，只是笼统地说新政不好，新政扰民，为此还举了各种例子，比如说丈量土地和人口登记。这些多少倒真的有点扰民，因为老百姓不喜欢这样，老百姓每家都有黑地和黑户口。数目不清楚在中国是个老问题了，人口、土地都不清楚。当然，现在有了航拍和卫星遥感，土地瞒报现象比较好解决了，但是以前都是稀里糊涂的。说到废科举，许多人认为废科举、办新学，就把旧学给扰乱了，无形中也中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其实，之前我也是持这个观点。新学堂、新教育的兴办的确把旧教育扰乱了。当时朝廷废科举，本意是想废除教育制度，但是它却把科举当做一套教育制度来对待，这就是吊诡之处。
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了一千多年，本身很复杂。一方面，因为科举的发展，作为教育制度一部分的官学体系逐渐废弛，尤其是到了晚清，国子监废了不说，地方的州府县学基本也都废了。以前每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要讲学，州县都有学官，他们平时要辅导学生学习，而且地方官也要来学堂讲讲课，若是只能念念文件肯定是不行的，那会被地方士绅看不起，看不起了就没有威信。所以即使到了晚清，朝廷也会尽量避免让非正途出身的人去当地方官。后来这个事也废弛了，没人讲，学生也不进学堂了，学堂都荒芜长草了，所以官学就废掉了。
而科举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证明个人受教育资历的凭证，原来秀才还有淘汰，但后来制度废弛，只要考上秀才就能一直保持秀才的资格，不会遭到淘汰，平时也不用再继续学习。不过，科举仍然需要一步步往上爬，必须得有人教，所以私学，就是我们讲的各种私塾很兴盛。事实上，私塾是个统称，它们形式各异，规模有大有小，比如有乡绅办的义学，有族里办的族学，有大家庭里办的家学，还有更多更为简陋的形式。比如某个农民以前上过学，识过字，光种地养不活家人，而家里也有多的房子可以腾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开个班讲学，有小孩子来读书就教，没孩子来就在家闲着种地，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人都是挂个牌，然后向外放出消息，说自己开了个学习班儿，也不用去报批，就开成了，比如像洪秀全这样的酸秀才也能招学生。也就是说，这种私办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个问题在于，他们的教学基本都与科举制度相衔接，也就是说，好学生都是要读四书五经的，而且都是要开笔作文的。一般的学生可能无所谓，本来就为了识俩字儿，能读个布告、看个对联儿，能凑合就行，所以，《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韵文，学学也就罢了。但是，每个私塾总有几个比较聪慧的，他读书不是为了识俩字儿就回家种地，他是要准备参加科举的，于是私塾先生也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特别栽培。这种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相配套，它的根可以说是深深地扎到了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去。农村每个男孩子都会读个两年书，他们倒不见得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考科举、中秀才，即使不考，他也要去学。而且，他也是跟那些有志于参加科举的人一起就学。换句话说，科举凭借着教育制度，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
然而，一旦国家上层下令要办新学堂，而且把科举废了，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联系就被一下子掐断，底层就开始乱了。这时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以前办得很有劲儿，虽然就学的人多数不是为了考秀才，但是总有一两个人会去应试，而且，没有去考秀才的人也掌握了文化知识，这对社会而言也起到了重要的教化功能。即使掌握的文化知识比较粗浅，但它总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出去做点小买卖，平时在生活中看看布告、记个账什么的，都会方便点。还有就是乡村的礼俗往来，比如过年贴对联时，家里如果有人能写，不就不用去找人写嘛，而且，若是要去找，也得找得到会写的人啊。后来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没人会写对联，于是过年时只能拿口大碗，在碗边上蘸墨后就往红纸上扣，盖成几个大圈圈，然后就当是对联往门上贴。或者说就像现在城市里这样，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写好的对联，但是上面的话都差不多，显得特没文化。过去农村，别说要在家里的门上贴，连牲口棚、猪圈都得贴，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写得要跟自家有点关系，紧挨着的两家还不能一样的。还有就是婚丧嫁娶这些事儿。别人家死了人你得写个挽联送去，这样到时候别人也才会给你送，送多了才有面子。讣告也是要有人写的，这些都不是开玩笑，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能做。
现在农村似乎反倒败落了，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当时农村人很有文化的，反而是城市差一点儿。农村的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跟私塾教育，也就是跟私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一旦切断了二者的联系，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许多传统就没办法延续。科举废了以后，很多人就会感叹，我学这东西干吗呀，学这些也没出息啊，那就去学新学吧，结果都去学新学了。那旧学怎么办呢？那些老书怎么办呢？老书不学，现在这套东西谁来管呢？所以在新政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学堂老师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也就是说，传统仍在顽固地维持着，但总的来看秩序有点乱，有点被干扰，也在走下坡路。
西方的研究者，诸如何炳棣等人说，科举之废除，把士绅和朝廷联系的纽带掐断了，因为科举是底层士人上升的阶梯，现在阶梯被撤掉了，因此传统的联系也就断掉了。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就是说，朝廷把科举当成一个教育制度给废掉了，但是科举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一个选官制度。作为选官制度，科举没什么错，依考试选官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制度创造。但是，科举错在哪里呢？错在它把教育制度绑架了，绑到最后，朝廷就误认为它是一个教育制度。当然，不仅仅是朝廷这么认为，士大夫也持这种看法，先进的士大夫都这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