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举废了以后，新的问题也都出来了。再选拔官吏该怎么办，国家选拔官吏应该依靠什么方式呢？这是个大问题，其实在新政之初也提出了办法，就是开经济特科，也就是只改科举的内容，但不改科举的形式。国家不考八股文了，开始考经济学问，这里所谓的经济学问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通晓外国情况的学问。经济特科也的确选拔出人才来了。当年第一名是梁士诒，第二名是杨度，第三名是张一磨，这三人后来都有不凡的表现。梁士诒，虽然我们后来在民国骂他骂得很厉害，但他真是个人才，清朝最早的铁路建设就是他一手主持的。他当铁路总局局长的时候，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而受到牵连，被搞掉了。京张铁路其实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起来的，京张铁路为詹天佑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梁士诒就默默无闻了。梁士诒被搞掉以后，朝廷组织了一帮人马查他查了三个月，一点错儿也没有，找茬也难找，他真是个人物。杨度也是个人物，虽然说他当时拥护袁世凯称帝，在那个时间点上选错了，但你不能否认他有本事，而且他还一直坚持他的操守，就是坚持做一个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其实就他个人的主张而言，并没有多大的错。张一磨一直活跃于袁世凯的幕中，曾担任机要局局长，执掌要务，是袁世凯很重要的幕僚。所以，科举改变一下考核内容，还是能够取到人才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没用的制度。正因为此，我认为这种考试的方式也是有可取之处的，科举的形式可以保持，然后逐步改变其考试内容，另行兴办一整套的教育体系，让教育体系跟科举考试脱钩。教育的出口主要是面对社会，主要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这样的改革路径才是对的，而朝廷一下子废除科举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对的。
除了经济特科，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一些修补，比如开设了归国留学生的考试。到外国留学，拿到外国的文凭后，国家就能给你考试机会——分科开考，考完了给通过者分配头衔。学农业的，考得好就给个农科的进士，学牙医的，就给个牙医进士，等等，相当于国家给考试通过者授予一种身份。这类措施具有一定的修补性功能，比如当时进入国家政权的留学生曹汝霖就是通过了专门科举考试，还有像那些学军事的，比如蓝天蔚、吴禄贞、蔡锷等人，都是回国通过了武科的考试，朝廷赏给他们以兵科的进士或举人的资格，然后发到各省去做军官。其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朝廷已经意识到选官出现了危机，并且已经采取了部分措施，但这些措施却无益于从整体上挽救颓势，总有一天国家要恢复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北洋时期，选官考试也是分专科进行的，比如有县长考试，这个考试就专门取县长，如果是外交官考试，就专取外交官，如果是税务官考试，就专取税务官。当时考完试也没有面试，考完就直接上任去，跟传统的科举很像。我觉得这种方式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官方法。
废除科举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纷扰。但它到底是不是像西方所讲的那样，这种不稳定足以颠覆整个王朝呢？我觉得不是。废科举的确把士子上升的传统阶梯抽除了，但它并没有中断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联系。士大夫跟政府还有其他的沟通渠道，比如谘议局、地方自治团体等，这些都是一种沟通方式，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兵，当时在南方，读书人加入新军后的升迁机会要多很多，随便去参加一个随军开办的学堂，出来就可以升为班长、排长，这样就是军官了。当时南方编练的新军都鼓励读书，学文化是一种先进的风气，甚至新军在录取时也要考文化课。这个跟北洋军不一样，北洋军在招募新兵时，就看这小子是不是够老实，是不是个子够高，有股子力气，手上是不是有老茧，脑袋后面是不是有辫子，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那种。而在南方的新军里，想当兵就得过一个考试关，进军营以后还鼓励大家去学习。革命党在新军中开办的振武学社、文学社之类的组织，就是应士兵崇尚学习的风潮而组建的。我翻资料发现，当时一个团，甚至一个营都会设有图书馆，那真是弄得像学堂似的。除了上述道路之外，还可以做新市民，做记者、医生，或是银行、邮局的实习生什么的。所以，怎么能说读书人的路子中断了呢？只能说，的确有些人的生活被扰乱了，像一些农村基层的知识分子，可能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这是可能的。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不好说，这边受到了影响，那边可能还会有机会，这个工作丢了，可能还有很多新机会等着挖掘。
过去曾有种说法，说铁路一通，沿线的挑夫都会失业。于是一些学者派人去铁路沿线调查，结果发现那附近没有专职的挑夫，这工作都是农闲时候的农民出来干。但是铁路修了以后，他们真的失业了吗？并没有，以前是长途转运，现在直接就待在车站里干，一样有工作。而且现在货物更多，他们工作的机会更多了，沿途还会有客车经过，他们就可以做小贩兜售各类商品啊。以前没通铁路时，可没有这种机会啊。
所以我说，过去的历史记述常常很奇怪，常见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某某新事物出来以后，就会对旧有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继而引发大量失业，然后人民就会造反。但这些编历史的人却从来没有想过，原有的工作没了，是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啊？有教授曾经说，农民失去土地了，就要造反了。我当时就提醒他，农民失地和失业不是一回事啊，如果农民发现有其他行业比在田地里劳作赚得更多，那么他们也不会固守在农村里不出来的。不然，中国就没有其他行业的发展了，全国只剩下一种行业，就是种地。实质上真没这回事。只要还有别的赚钱的行当，而且可能比种地挣得多，那么农民肯定会去干的。但很多传统的理解就是这样，一根筋似的理解。
所以我个人觉得，与此同理，当时科举的废除不至于导致清王朝的覆灭。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动荡。中国当时有多少群体性事件是因为废科举呢？山西似乎有人不满意直接把学堂烧了，其他地方好像还没有。这就是我们讲的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冲突。冲突是有的，但在当时都只是小规模的，是不足以拿来说事儿的。
满族亲贵收权
当然，最后，新政是办砸了。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都死掉了，西太后临死前下懿旨，让溥仪继承皇位，溥仪的爹载沣为摄政王当家。载沣当年二十五岁，身边有一群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宗室权贵，然后这帮人就开始动手收权，把汉人权力收回到满人手里，把地方权力收回到中央手里。他们的确是太年轻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政治阅历。载沣仅仅是出使了一趟德国赔礼道歉，除此之外没有干过任何事儿。他没有被外放到哪个地方去当个地方官，因此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理念。骤然之间就把这样一个大国的担子放在这样一个人的肩上，一般人是不敢接这担子的，但那个时候，载沣就敢干，然后发现权不在自己手里，于是就筹划着收权。他先是从北洋派的手里收权，不仅把袁世凯开了，就连袁帐下的幕僚梁士诒也都开除了，整体收权。盛宣怀在此时崛起，而盛宣怀恰恰不是袁世凯的人，袁很不喜欢他这种人。盛宣怀原属于李鸿章系统，虽然这个人很能干，但是他贪污得很厉害，盛氏家族到民国的时候，那钱还是哗哗的，可想而知盛宣怀当时贪了多少。袁世凯则恰恰没有我们后来说的那么贪污，袁世凯很多的行贿是不得已的，比如他收买庆亲王奕匡——在满人底下，不这么干怎么能行呢。但袁世凯自己并没有那种贪污敛财的习惯，袁家第二代就没钱了，袁克定最后都是靠张伯驹养着。有时候张伯驹的供给没来的时候，袁克定只能就着咸菜吃窝头，人们说袁大公子吃窝头咸菜也要用餐巾，要把窝头用西洋刀叉切成一片片的吃。可想而知，袁家并不是那么贪。
所以，说良心话，当时北洋派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实力派集团，而且是一个集合了很多人才的集团。就像唐绍仪、蒋廷干这样的，原来是留美幼童，回国后一直都不受待见，从海军士兵干起。当时中国满打满算，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留洋大学生，就让人家从士兵干起。袁世凯当权时，这些精英都被他笼络到帐下了，而满族新贵刚上来就把人家开了，反而重用盛宣怀这样的人，的确是非常没有政治头脑的考虑。后来袁世凯重新当政，全国人都喊着要杀盛宣怀，盛宣怀是得了英国人的庇护才逃到青岛，捡回一条命。
之后满族亲贵进一步收权，首先就是想收回路矿权。但这原本是地方士绅的权力，当时很多铁路都是民营公司办的，虽然像四川这种地方办得很不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办得还行，比如江浙一带。而且，办好办坏都是地方的事儿，这次办不好下次就能吸取教训了。四川铁路公司也并不是贪污，他们当时只是投机买了橡胶股票，又正好赶上国外的经济危机，结果就赔了。但一下子收归国有是什么道理呢？当时收权的范围很广，比如担任海军新添置的重巡洋舰舰长的人选，这些亲贵撤掉了原来的汉人，改派满人来当。可是，满人根本就没受过这类教育，他们是从颐和园满族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那里能练海军吗？明显不能啊。这样的人去当重巡洋舰舰长，能服众吗？一艘重型巡洋舰，就相当于一个大工厂，凭那两下子就去当舰长不是完全胡扯嘛。
我们可以想象，像这样的收权，汉族士大夫根本不能服气。满人的政治能力在此时是一塌糊涂，比如负责南下剿灭武昌起义军的督军大臣荫昌。荫昌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什么时髦玩什么，玩什么又像什么，人缘极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口昆曲唱得，两笔好字写得，三两黄酒喝得，四圈麻将推得。他绝对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好人，但屁大的能力也没有。很多研究都说荫昌带兵去扑灭武昌起义，指挥不动骄横的北洋军，但事实上他指挥了吗？他连湖北都没进过，直接把指挥部设在河南信阳——你带两万人去平叛，用得着这么靠后吗？要是带二百五十万人马，把指挥部设在后方还可以理解，但是他躲在这两万人后面怎么指挥啊？这么点兵都去前线了，他一个人还待在信阳，明显就是没指挥。没指挥怎么能说人家指挥不动呢？当时的通信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发达，但是即便如同现在这般发达，带人去打武汉，自己却躲在信阳，士兵肯定也不会跟着玩命的。所以，这样的收权肯定是胡闹的。
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成立皇族内阁，同时废除军机处，也是出自立宪派的吁求。当时立宪派在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时候，就是希望成立责任内阁，但他们所谓的责任内阁是由资政院选举的，而不是由朝廷选的。这样，只要资政院对内阁不信任，就能投票使其下台，在议会制度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清末的内阁却是由朝廷定下来的人选，十三个阁员中有九个是旗人，七个是皇族，全是自己包圆干了，这不是胡扯吗？
他们这么收权事实上是很蠢的行动。因为地方权力大，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自太平天国以后就形成了。太平天国闹起来后，清政府只能借助地方势力来维持秩序。八旗兵不行了，绿营兵不行了，蒙古骑兵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玩完了，只能依靠地方士绅来编练团练。最后，这些团练中的一支，也就是湘淮军练成的勇营发挥了作用。像曾国藩，当时就是一个在野的地方士绅，以在野侍郎的身份编练乡团，然后把清廷的统治给救了。地方权力大最后导致什么局面，西太后和恭亲王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们就是不敢一拍脑袋说把权给收了，他们根本不敢动地方的实力派。曾左李虽然权倾朝野，但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大的处分，没有被撤职查办过。比如李鸿章，甲午战争后国人皆曰可杀，西太后也剥除了他的官职，但是仍然保留着他大学士的称号。这是因为，这些人是有所代表的，他们代表着地方士绅，代表着汉人的利益，所以西太后或恭亲王不敢去动他们。连西太后他们都做不了，这帮二十五六岁的小孩儿能收得了？这帮年轻人就这样把事情弄砸了，当然，弄砸的原因不是因为朝廷政治太糜烂了，而是他们与朝臣之间，或者说是掌权者与官僚体系的关系弄砸了，朝廷中最有实力的那一群人不跟他们玩活了。
其实，他们在收权的时候也有隐忧。可能有人已经看到，如果按照立宪派的路子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权力迟早会逐步丧失。实情也是如此，立宪这条道路走下去，满人的利益肯定会丧失，如果满人的利益一直都得到了合法的保留，那么就不能称其为立宪，而是假立宪了。那么，如果我们是满族亲贵，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就像英国王室，如果想像以前都铎王朝时代那样保持权势，那早就玩完了，连今天的地位都不可能有。这就是个趋势的问题，首先要想明白你不可能永远掌权，然后再想你是光荣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或者是被人砍掉头，这才是实际的选择。从来就没有能使人一辈子掌权的选择。
他们不仅收权，而且收揽资源。路矿权原本是地方的，是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经营的权利。结果到了清朝最后两年，也开始权利上收，搞铁路国有。地方铁路的确有的地方办得不怎么好，像四川，路款都被当事人炒股票炒没了，但也有办得比较好的，比如沪杭甬铁路。不管办好办不好，都是地方的权利——办不好，以后可以吸取教训重新办，你给收了，凭什么？
亲贵们以为把所有权力和资源抓在手里就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他们不断收权，拼命掠夺和占有资源，以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固，但这些都是假象。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种能够让人永远掌权的选择，如果选了这样一个选项，就相当于按下了自我毁灭的按钮，因为这一选择得罪了太多的人。
中国被拖入西方体系，被迫从传统向现代发生转变的时候，统治中国的是一个满人的王朝，是一个异族王朝，人们对这个政府犯错的容忍程度会小得多。所以满族人一按按钮，很快就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