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若是再往前推，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革命党人要跟帮会结合，其实这跟他们的革命战略存在关系。革命党人不想让自己的革命变成一场旧式的农民起义，也就是说，他并不想动员农民，也不想接续传统的农民起义中经常使用的那些口号，比如均贫富、吃大户、不纳粮等。他并不赞同这样一些东西，甚至对此有一种很强烈的反感。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存在关系。像兴中会和光复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小士绅家庭出身，兴中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华侨，也有一些是广东本地的中小士绅，他们都读过书，受过一些新式教育。从他们的出身来看，他们对此前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运动都不感兴趣，只有孙中山因为是客家人的缘故，可能对洪秀全表示过较多的同情，但其他的革命党人都没有这一兴趣，对于江浙一带的革命党而言，他们对洪秀全是恨之入骨。而义和团又是发生不久的事件，义和团盲目排外，对西方国家展开了野蛮的报复，并使社会陷入完全的失序状态。革命党对此非常在意，所以一直在刻意规避与农民的接触，不希望自己的革命导致这样的结果。首先，他们不想因为这样的动员导致社会的动荡，因为“均贫富”这样的口号肯定会造成将社会翻个儿的大动荡，对革命党来说，这样的动荡绝对不是什么好事，经验教训惨痛。其次，这样的农民起义往往都是落后的，盲目排外的，而不是进步的，而这帮洋学生要的是进步和文明，他们特别害怕洋人说他们不文明、不进步，甚至说他们不西化，这些都是他们不想看到的。革命党人就是想掀起一场彻底地向西方学习的革命，所以他们不打算，也从不希望动员农民。他们顶多动员过读书人。比如在暴动起义的时候，如果碰到一般老百姓的孩子叫了哭了，他们可能会去搭个手帮个忙，他们不要求老百姓去革命。但是如果碰到读书人了，比如是教书先生却不革命，他们就会很生气，动员之后那个读书人还不革命，他们可能就会杀了那人。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些上层精英的努力来唤醒其他的普通读书人，然后就把事儿办成了。这些革命党人都是有强烈的英雄史观，而不是农民史观，他们相信农民是办不了大事的，也不用管农民，只要自己能把事办成了就完了。
但是，由于此时有立宪和改良运动的存在，实际上革命党人在读书人中的市场也并不大。我们前面讲过，南方新军不同于北方新军，北方新军主要招募的是农民，但南方大多数新军都是知识分子。不过，即便如此，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并不占很大比例，并非像我们后来说的，新军都有革命思想。像原来华兴会这帮人在新军中做工作，已经算是做得比较扎实的了，他们主要做底层工作。不过，武汉新军最后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人，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被裹挟、被牵连进去的。我认为，我们后来讲的好多新军的军官，像蔡锷、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等，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他们能不能参与革命其实还是很难说的。如果朝廷的变法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那么他们的地位肯定会逐渐上升，我不认为他们必然会倾向革命。革命之后当然有人开始讲，说他们在日本的时候跟孙中山的关系多么好。阎锡山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说当时他们是要参加革命的，在日本怎么参加铁血丈夫团，1907年怎样从日本带回大陆两颗炸弹，准备日后革命。我听了这个就感觉很困惑，因为那个时候的炸弹特别不靠谱，保险很不过关的，他怎么可能从日本带回两颗炸弹，还一直放那么久。轮船一颠簸，他不怕炸弹炸了吗？他回国后混得好好的，后来都当团长了，如果不是形势所致，干吗要革命啊？阎锡山还说，他回国后跟革命党一直有联系，但这个能拿出证据吗？也没有什么证据。他们还说，他们回国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都是为了混入敌人的阵营去搞革命。这些往脸上贴金的话都靠谱吗？真的是很难说。像当时的士官三杰，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他们三个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两个师长一个旅长，但在部队里还是没有任何根基。蓝天蔚被手下告密了还不知道，还很得意地去开会，当时张作霖还算是个厚道人，不愿意赶尽杀绝把他杀掉，这才留了他一命。可见革命党人当时的实力并不是很强，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印象，多数是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
讲了这么多例子，我只是想说明，革命党当时的动员力度是很有限的。当时清朝的社会控制真的是比较松，也没有特别多的特务网络和复杂的组织层级，至于底下传播一点革命的消息，印刷和发布一些革命刊物或革命宣传品，其实大家都无所谓，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效度其实是有限的。所以，革命党人的力量不济，不一定就完全是环境恶劣所致，可能还需要从他们自身去找原因。
而且，我觉得，并非接受过新思想的人就都会赞同革命，当时多数人可能还是赞同改良，改良派在革命之前始终是多数。如果能够不动干戈，和平地把事情办好，谁还会愿意去流血，去制造社会动荡呢？谁愿意去冒险呢？虽然革命党宣扬清初的民族仇恨，但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过去两百六十多年，都十多辈的事儿了，谁还记得呢？如果满族统治集团没有新的罪行，谁还会去翻老账呢？多数人是不会去翻的。由此也可看出，革命党对知识分子的动员成效是很有限的，他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去扩大自己的阵营。
正是基于这种四处碰壁的窘境，革命党人采纳了结缘帮会的路线。就孙中山的个人想法而言，他未必想真正地动员帮会，他做的只是对他们进行收买和利用——反正你是反叛势力，对清朝而言也是一股异己力量，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同质性的，所以我就利用你，就是花钱雇人。在同盟会中，孙中山是最大的金主，因为两广人士中的海外华侨比较多，所以能筹到钱的只有孙中山，他可以收买大批帮会参与起事。而江浙和两湖地区出外谋生的海外华侨则少很多，所以光复会以及两湖的革命党没法筹钱，只能依靠当地的富人捐一点钱。没钱的时候怎么动员帮会呢？只有靠拉近感情了，就是跟人套关系、戴高帽。比如去跟帮会的大佬讲，说他们的前身是反清复明的。帮会大佬可能会反问，为啥自己都不知道哩。这个时候革命党便会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吧，然后说着说着就把帮会大佬绕进去了。这些大佬一想，也对啊，于是骤然间也倾向革命了。所以，革命党在这些地区动员的帮会，不是靠收买的，而是帮会自己加进去，然后自己那么干的。但是，革命党人对这些帮会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利用，他们并不会真的想要跟帮会共天下，或者起事成功后平分国家权力。
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体会革命党的苦心，他们既想在中国发动革命，又不想在中国造成大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前期在搞革命宣传时，他们的措辞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干净，真有点寝其皮食其肉的感觉；但是一旦革命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革命党对满人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仇恨，杀满人杀得多的是帮会人士。说实在的，革命党人，表现得相当文明，稍有一点杀满人的行为，外国人一抗议，马上就会收敛。而且革命党人在整体上也是很自觉的，有的地方还组织给满人发钱粮，如果有人在革命前就把辫子铰了可能还会得到双份的。所以，整体而言，这场革命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当时满人都很恐惧，但最后还是相对和平的。有记载的史实好像就是西安闹得大一点，因为陕西哥老会的势力实在太大了，此外，湖北的荆州也发生了杀满事件。但总的来说，都是局部的。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过去我们一般认为，之所以后来这场革命的革命果实被篡夺了，原因在于革命党革命不彻底，或者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在辛亥革命这儿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革命党第一不敢碰列强，不敢反帝；第二不敢反封建，对地主比较仁慈；第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恐惧社会革命。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发动群众搞社会革命，他们就是希望控制革命的规模和烈度，尽量减少社会震荡；他们也没想过要去反什么封建，因为农村士绅是他们的盟友；至于列强呢，则是他们的老师。当时革命党人很崇拜西方，革命后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全盘西化的时代，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比如礼帽，从日本传过来了二手货，一种平头帽，就像一个尿罐扣在脑袋上，旁边加一圈檐，其实很难看的，但当时风靡中国，有段时间工农商学各行业的人全戴，还美其名曰“文明帽”。而且都流行用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就唤作“文明车”。不按老式的程序结婚，就是“文明结婚”。京剧也有人看，但西方话剧都成了“文明戏”。也就是说，凡是跟西方有关的，都被冠上“文明”的称号，反过来我们的东西就是不文明的了。
但是，这个全盘西化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呢？若是按照阶级的观点来讲，他们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真正的资产阶级是那些立宪派，立宪派又能区分出半资产阶级、半地主之类的属性，而革命党人都是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出身的嘛。而若按照阶级观点来看，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最狂热的、最彻底的，每场革命都是如此。那么，按照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怎么可能革命不彻底呢？所以，当时的历史不能按照近代人的观点去解释，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搞什么反帝反封建之类的事儿。他们对西方的服从也并不是奴颜婢膝，只是因为对方是老师——我服从你，是因为我现在还不如你，等我学成了，我照样也能和你相抗衡。在中国，多数人不是因为西方强大才臣服于它，而是因为西方先进所以才臣服，这样才能虚心去学习它。最后，说革命党人没有触犯列强，其实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考虑，就是希望列强不要插手中国革命，避免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义和团的再生而对他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干涉，那样会给革命造成意外的阻力。你想想，这些事儿能说明革命党很软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