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对比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
英国对中国政策的成本核算
此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殖民时代，大英帝国在全球许多地方已建立起了殖民地。不过，此时英国还是一个商人国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究竟是将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还是保持其原样；是由英国人来直接统治，还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成本如何。所以，当一些地方没有多少人口，缺乏完备的社会组织或政府机关时，英国人可能就会直接占领此地作为殖民地。如果当地有首领（哪怕只是酋长），英国则会利用一下这些首领，然后一步步地使这一地方殖民化。
英国人明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进而建立起一个新殖民政府的代价太高，不是它的利益所在。英国人也承认自己就是商人政府，跟中国交战只是先迫使中国开放市场。这就是我们第一讲中说的，英国把中国拖入其世界体系的第一步。英国之所以迫使中国割让香港，就是出于此种目的，当年派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也是想谋求一块地方作为其商业据点。马嘎尔尼的理由很简单，当年明朝政府给葡萄牙人一个澳门作为据点，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们英国人一个呢？当时英国人考虑了宁波，考虑了舟山，最后选定了香港。香港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良港，中国从北到南，没有一个港口比它好，英国毕竟是海洋国家，眼力真好。
所以尽管英国人派来了舰队，但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们还只是想恐吓一下中国人，如果能通过恐吓达到目的，那就轻松了，未必要真打。于是英国舰队直上天津白河口，这里毕竟离中国的首都更近，恐吓会起到更大作用，然后清朝果真就妥协了。不过，道光皇帝收到的消息是说，洋人在广东蒙受了冤屈——被林则徐枉法冤屈了，他们派舰队前来是要向皇帝喊冤。就像普通老百姓如果觉得自己的冤屈无法在本地得到解决，就可以一路上告，一直告到北京一样。道光皇帝以为就是这种事儿，他想，既然他们喊冤，我们可以去理直啊，我们去把这事摆平不就完了。他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而把其当做了一场诉讼，自认为派出钦差大臣去广东为英国人平反冤屈就没事了。道光帝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档案里有记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然而，当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皇帝派到广东以后，很快发现事情根本就不是冤屈的问题。英国人仍然是想要中国开放口岸，以达到和中国人经商的目的，他们甚至还要求获得一个据点。谈了半天还是这个问题，给还是不给？显然，琦善身为钦差，其实没有权力答应或拒绝这样的要求。但琦善到最后被逼急了，可能说了一句他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之类的话。这边英国人就以为事情可以搞定了。英国人误认为琦善跟他们一样，在涉外谈判中可以是国家的全权代表。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没有这回事，中国还没有新式外交，没有这种全权代表的概念，钦差大臣虽然位高权重，却根本没有这个权力。此时林则徐在广东还没走，就把琦善的行为写进奏章，通过广东巡抚递了上去，道光皇帝看后大怒：派他去办事，怎么把国土给卖了！于是，琦善的仕途也就完蛋了。
琦善被免后，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为何英军不立刻把广州占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广州离北京太远了，那里不是危及北京的要害，而只是这个帝国的一个通商口岸。天高皇帝远，广州是唯一允许放肆一下的地方——中国传统的治理思路一直如此，之所以广州能走在变革的前列，就是因为中央政府一直采取默许态度。所以，广州肯定不是帝国的要害。要想威慑清朝，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但那里远啊，而且白河口那里能不能驶入内地还很难说。然后英国人就想到了第二个攻击目标，也就是漕运的起点，长江三角洲这一块儿。他们之前就测量过了，大船从这里绝对可以驶入，他们知道，只要把长江这里一掐，就能断绝漕运路线，北方政权没有粮食，可能就要完蛋。但是我们后来的历史书却说，英国人没有在广东交战，是因为怕林则徐，在福建也没有交战，是因为怕邓廷桢。其实，根本没有怕的道理，他们怎么可能怕呢？
从武器上讲，双方当时的差距并不算太大，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没完成，派来中国的军舰都是一些三桅、四桅的大帆船，轮船也有，但还主要是作为辅助船只应用的。英国人的炮和枪基本还都是前装式的，比我们的精度是要好，但基本还处在一个档次上。我们的火炮也是从前面装药，在后面点火，无非他们比我们装药快一点，射速高一点，也灵活一点。我们的舰船上也安置了大炮，只是船不行。英国人的船都是几层的，一层层密密麻麻的都是炮眼。船舱里头的炮架带着轮子，可以活动，这样就可以调整角度，装填好炮弹以后，就把炮推到炮口，轰的一下，将炮弹发射出去以后，炮架就会利用后坐力退回船舱，船舱后都放着大的棉花包，防止后坐力对船体的破坏。当时每一尊炮都是利用绳子牵引的，如果绳子断了或是乱了，炮就有可能乱撞，甚至把船撞沉。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种事故，就是作战时船舱里的炮乱撞，结果把船撞沉了，所以发射火炮时必须严格管理。大家想想，这样的火炮和当时中国所装备的火炮相比，尽管火力很猛，而且可以一次几十门炮齐射，瞄准的技术也更好，但基本还是处在同一个等量级的。中国沿海的许多要塞都装备了大炮，后来林则徐到广东整顿海防，发现这些海防炮没有瞄准器，而且不能移动，于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不过，清军的火炮的确没有英国人的好。枪也如此，英国人当时装备的是前装燧发滑膛枪，而当时清军也有三分之一的军队都装备了火铳。单从人数上看，装备火枪的清军总人数应比英国的多，但是英国人的具体战术是和使用火枪相配套的。他们作战时组成方阵，当时不像后来这样讲究散兵线，士兵们会排成三到四排，前排放枪，后排装药，前排射击后立即后退，后排就顶上，层层轮换，有条不紊，这样方阵就能够保证不断地发射。当中国人面对着这种能持续放枪的方阵时，不消一会儿就散了——被打散了或吓散了，当然也就无法对英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真的不是中国士兵太怂，只是英国人的战术真的太厉害了。英国人后来也曾经攻打过虎门炮台，那些炮台曾经被林则徐和琦善等人加固过，而且往上面增了许多兵，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呢？想想看，炮台也就一小块地方，平时几十个人就足够了，无非就是搬搬炮弹，放一下炮，往上增兵几百人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只能是给人家当活靶子炸。而且我们的炮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盖儿。那个时候火炮的威力还不算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就连开花大炮都不多。开花大炮用的炮弹是什么呢？就是在球形炮弹里再装上火药和爆炸物。那个时候好多的还是实心炮弹，威力有限，如果炮台上加筑了顶盖儿的话，炮弹一般射不进去，只会砸一个小坑，只有开花大炮才会在发射到预定目标后爆炸，此时威力才大一点，但如果防护坚固一点，也可以顶一阵。所以，当时如果炮台有顶盖，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可是那时的炮台基本都没有盖儿。去沿海的一些战争遗址参观就会发现，那些炮台外表看起来很不错，开放式的，利于游人参观，但打起仗来就不行了——被人瞄准了一顿猛轰，估计连人带炮都会炸没了，然后步兵登陆一冲，这边就彻底溃退了。所以虎门一战，关天培手下三千将士几乎全军覆没，他老兄也抹脖子了，但英军只有几个受伤的。你想想，这打的是什么窝囊仗。
其实，鸦片战争之败，不在于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不勇敢或者不爱国，也不是武器差太远，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太远。清政府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而且增兵也不是这么个增法，往炮台上多增兵就是增大伤亡嘛。后来沿海的历次战役几乎全是如此，唯一给英军造成较大损失的就是镇江，在这里，八旗兵最后一次扞卫了他们祖先的荣誉。以前八旗兵很厉害，但康熙以后一直表现不好，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闪耀光辉，副都统海龄率领他的一千青州兵确实打得很不错。当然，英军也太大意了，因为之前沿途的战役赢得都太顺利了，所以在攻打镇江时他们没有按照之前的作战模式——先依靠密集的炮火把中国军队的防御体系砸烂，然后再派遣步兵登陆——这一次英国士兵没有准备炮火就直接上岸了，然后就跟八旗兵肉搏，所以这一次英军伤亡了一百余人。马克思曾说，如果英军一路都是这么损失的话，他可能就到不了南京。毕竟英军的总人数是很少的，但给英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战役，也就这么一次。
所以说，现在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军队在物质上的差距并不算大，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档次。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专执火器的神机营，但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转变为现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这么多能战之士，从全国各地征调到沿海，却是打一仗败一仗。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从关天培、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他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较壮烈。其实海龄是打得最好的，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总之，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军最终打到南京，中国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
开放教禁带来了西方的输入
对道光皇帝来说，《南京条约》是莫大的耻辱。此前的清朝皇帝还没有在战败的情况下跟对手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所以道光帝觉得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说良心话，在当时的帝制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只有皇帝一个人是有自主性的人。可以说这个国家唯一需要担当责任的就是一个皇帝，其他人都不需要有什么责任心，起码从法理上讲是这样的。除非你有额外的精神，就是想治国平天下。但前面讲过，清朝恰恰又是一个皇帝不让士大夫胸怀治国平天下之雄心的朝代，所以士大夫既没有多少自主性，也缺乏积极性。这样，全国只有一个皇帝要对国家大事负责，所以他确实是很难受的，但尽管他很难受，却并没有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在签订这个条约时，其实道光帝只是想尽快地把这事情解决掉，无论是赔钱也好，割让香港也好，五口通商也罢，他只希望把这件麻烦事赶快解决掉。包括后来严重损害中国司法独立，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非常屈辱的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违法时，中国将对其审理的权力让渡给外国领事，这个条款其实是中国人拱手相让的。之前由十三行管理外商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究竟由谁审理，按哪国法律审理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中国人不胜其扰，最后中国人让外国自己处理算了，我们不管了。后来外国人也说，中国不是个法治国家，因此外国人不会将在中国犯了罪的外国人交给中国法官审理，这种事情一般是由外国领事负责，外国领事在此时就相当于法官了。到最后，凡是外国领事主持的法庭，基本就是由领事说了算。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法律无法制裁在华违法的外国人时，感觉非常痛心，但一开始这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送出的，外国人根本没提这件事，不过既然你送了，人家也就笑纳了。
中英《南京条约》没有规定开放教禁，但是里面有一项关键条款。英国人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鸦片战争是它打的，但在打完仗以后，它觉得其他列强也可能跟中国打仗，所以在《南京条约》的附件中有一项“利益均沾”条款，其中规定，大清帝国以后跟其他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其效力应对所有的西方世界有用。别国打了仗，占了便宜，它也跟着沾光。之后法国、美国就跟着来了。法国当时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也就是说它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对比《南京条约》多了一项条款，就是开放教禁。这个条款是很重要的。以前中国也曾对西方天主教开放过，后来因为礼仪之争断绝了，到雍正时期就彻底禁教了，这一次又开了。开放教禁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人的意图只是开放天主教，虽然新教其实早进来了，但也通过条约得到了正式地位。天主教的传人在中国引起过很多纠纷。天主教主要在农村传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很多的教案都是它引起的——在乡村引起过很多很大的纠纷，总是生出一些群体性事件来。新教在传播中虽然引起的纠纷不多，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十分重大，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诱因之一就是新教的传人。后来中国的变革，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甚至到民国后的军阀时期，很多都跟新教有关。真正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基本都是新教的传教士，这很有意思。还有像《万国公报》这样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也就是说，开放教禁，其实也就是开了一个后门，借着这个后门，西方思想借着传教士的力量再次输入进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而不是枪炮，枪炮只是一个引子，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其实还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输入，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说，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可能长期被低估了。
传统历史缔造的两个神话
传统的灌输式历史，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了两个神话，如今都需要我们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