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就是忠奸格局的神话。它实际上最初是一个民间流传的范本，民间常常流传杨家将、岳飞传之类的爱国故事，在这种故事的叙事中，忠于国家的将领在前线杀敌报国，一般来说是胜券在握的。但他们最后失败了，为什么呢？民间的说法就是有奸臣在后方捣乱。这种叙事的逻辑是：如果后方没有奸臣捣乱，中国人将每战必胜。
这种忠奸格局尽管是民间叙事，但对朝廷毕竟还是有影响的，这在鸦片战争中特别明显。在民间叙事中，林则徐是忠臣，洋人们都怕林则徐，穆彰阿、琦善他们则是奸臣，专在后方捣乱，如果没有他们，鸦片战争的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洋人们怕林则徐吗？其实不怕，后来林则徐被派到浙江，跟裕谦一起组织抵抗，也是照样失败。事实证明，琦善来了之后，并没有削弱广州的防务，最后还不是一败涂地。林则徐一个人是不可能挽救清朝的败局的，他也就是刚睁开眼睛而已，睁开眼后他也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洋人，他也手足无措。
而且，不一定在前线的就是忠臣，身处后方的就是奸臣。茅海建先生的论着告诉我们，待在后方还没有上前线的人，一般都喊得很凶，都是忠臣，可一旦上了前线就完了，因为他们发现事情和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且这些京官一般都会惊呼满地都是汉奸，他们都很疑惑，在中国打仗，为什么中国人都向着英国人啊！他们的惊诧有道理吗？没有。我看材料时发现，当时多数中国老百姓在战争中其实没有什么立场，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兵和匪差不多。在中国历史上，兵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归属于一个封闭的组织。如果被派出去打仗了，他们的纪律就会很不好，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抢劫老百姓，所以沿途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俗语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兵来了肯定要躲，所以常有躲兵的说法，注意，这里躲的不是敌方的兵，而是自己的兵。英军来了中国老百姓也躲，不过，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英军的军纪要比清军好一点——我们老百姓会跟英国军队做买卖，因为他们发现洋兵很少欺负他们。在长江沿岸，只要英国军舰泊岸了，农民们就挎着盛着茶叶蛋什么的篮子，很勇敢地爬上大军舰，跟英国人做交易。这个真的没办法，老百姓们都没有什么立场，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都是汉奸，至少，当汉奸还是要有条件的。
但是，当时到前线的官员都很恐慌，感觉遍地都是汉奸。然后就有人间了，为什么清政府不发动群众，让英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清政府也想过，好多朝廷命官都想发动群众，借此组织民团。于是，另一个神话也在战争中逐渐形成，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有点类似老虎棒子鸡的游戏，中国人骨子里都喜欢这个游戏，其实它也是个神话。即使朝廷成功地发动起群众，他们也未必顶事。像三元里抗英这件事，其实就经过了我们长期的演绎加工。英国人明明就损失了一个人：英国人用的是火绳枪，需要用明火将引火索点着，然而当时大雨如注，火绳枪也就起不了作用，然后有个英国士兵就被中国农民用钩镰枪给钩去了。英国人发现后，又派出一个燧发枪连的士兵去把受围困的军队救回来了。就这么一件事，却演绎成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大捷，杀死一名英军少校等。如果当时我们的民众真的同仇敌忾，能对英军产生这么大的威胁，那当时朝廷或地方政府发动发动群众不就能打赢那场仗了吗，也就不用签条约啊。而且，当时政府其实一直在发动群众，很多档案材料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只是效果不大而已。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神话。缺乏组织而且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的老百姓，怎么可能会抵挡得住英国的正规军呢？根本就抵挡不了。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赞同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但中国官方却一直想办法去抵抗，就是明开暗封。你们外国商人不是来了吗，来了我不让你卖出东西。当时外国人也是异想天开，一看到中国开放了，就把各类大宗商品哗哗地往中国运，就连刀叉、睡衣、钢琴都运来了，但这些玩意儿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肯定卖不出去的。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而且，由于具体的商贸规则还没有制定，所以开放口岸之初，开展正式的中外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此时仍然是以走私贸易为主。但有一个变化，关键在于他们把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是英国人最聪明的选择之一。
当时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本身主要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发展历史比较短，没有什么底蕴。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它是江浙向外的一个延长点，以广大的长江沿线为腹地，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这一地区为支撑。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这一带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比如，农妇的纺织业基本就跟包买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包买商把原纱批发给各家各户，等他们织成布后再以较高价格收回来，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在江浙地区长期存在。在开放口岸之前，政府可以利用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官商机构控制对外贸易，此外只能进行非正规的走私，走私的主要货物就是鸦片，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走私。但到了上海这里就不一样了，本来这一地区就有很强大的商业潜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很多原来在澳门、珠海一带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并在上海立足。到了1850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愿意在城内居住，希望在城外规划土地建房，当地官员也觉得管理外国商人比较棘手，于是上海道的官员就跟外国人签订了一个租地的条约，即后来外国人的居住区发展成租界的雏形。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原来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当时租界外边是华界，华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办法，于是，整个城市都以租界为发展的模仿对象。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也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从前的上海就是一个小县城，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没啥地位。但从此以后，上海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强。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