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五鸠”（祝鸠、鸠、鸤鸠、爽鸠、鹘鸠），是被少昊凤鸟之国作为官职来分设的，可见鸠也进入了凤的容合过程。浙江绍兴狮子山曾出土一件属于战国前期的“青铜鸠柱房屋模型”，其屋顶作四坡攒尖式，上立一八角形柱，柱顶塑着一只大尾巴鸠。这只鸠的作用大概就是“相风”，同时，似也有“鸠民”之意。
周迁《舆服杂事》言，相风“鸣鸢之象”，鸢就是鸱，即老鹰、鹞鹰，这是说相风的另一个形象是鹰。除鸠、鹰之外，用得更多的就是乌。《三辅黄图》卷五引郭延生《述征记》载：“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造。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观象玩占》载：“凡候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大竿。于竿首作盘，上作三足乌，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则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施则占之”。相风乌又称“占风乌”、“铜乌”。乌鸦起飞时，一般是头部向着风头，逆风而起，所以采用乌形。至于做成铜质，显然是为了防锈耐磨和运转灵活。“百尺仙梯倚阁边，内人争下掷金钱。风来竞看铜乌转，指朱干在半天”。这是唐代工部侍郎王涯描写和家人一起观看铜乌的诗句。唐代另一诗人韩偓也有“樱桃花下会亲贤，风远铜乌转露盘”之句。
张衡创制的相风铜乌，被定性为“开了现代气象观测仪器的先河”的“世界上最早的候风仪”。“现代测定风向所用的风向器虽然已不采用鸟形，甚至已运用传感技术可直接将信号反映在荧光屏上，但测风标随风而转，风标头部所指方向即风的来向，原理却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铜仪·铜鸟回首向来风》）。为了纪念张衡的不朽功绩，国家邮电部于1958年8月25日发行了一套“特24（3-1）”邮票。票面正中，是一只扬首翘尾、衔花挺立的“相风铜乌”。
不只用铜，也有用木、用竹的。《格致镜原》卷三引《炙毂子》云：“舟船于樯上刻木作乌，衔幡以候四方之风，名五两竿，军行，以鹅毛为之，亦曰相风乌”。还有《隋唐嘉话》所记：“车驾出，刻乌于竿上，曰相风竿。今樯乌乃其遗意”。
也有将相风直接做成凤形的。《史记·孝武本纪》载：“于是作建章宫……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造如此高的凤阙干什么用呢？《索隐》引《关中记》云：“一名别风阙，以言别四方之风”。噢，原来是相风用的。既然是用来相风的，又为什么叫凤阙呢？《索隐》再引《三辅故事》云：“……上有铜凤凰，故曰凤阙也”。东汉的张衡在《西京赋》里咏及此事：“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薛综就此注道：“谓作铁凤凰，令张两翼，举头敷尾，以臿屋上，当栋中央，下有转枢，常向风如将飞者焉”。材质虽然有铜铁之变，但形象还是凤。
不论是凤的容合对象，还是凤本身，做相风都是合适的。表面上看，将相风做成鸟形或凤形，不无审美的考虑，即看起来好看；而其深层的意蕴，则是凤崇拜和风崇拜的融合统一：
凤是司风之神，风借凤而显其力。
由于凤和风有如此这般的特殊关系，一些学者便认为凤起源于东夷族，其最初的身份是主管季风，并执掌物候历法的风神。这样的观点当然很有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凤的始初本质之一是风神，但需注意，是“之一”而不是“唯一”。风神之外，凤因和太阳崇拜相交融而成太阳神，所谓“太阳鸟”；因和动物（主要是鸟禽）崇拜相交融而成鸟禽之神，所谓“百鸟之王”；因和族祖崇拜相交融而成祖先神，所谓“族王与鸟王同一”。凤是自然力（动物、太阳、风、火等）与族团凝聚力的神物化、意象化、理想化和审美化。
我们曾给凤下过个定义：凤是中国古人对鸡、燕、鹰、乌等多种鸟禽、某些游走动物及太阳、风等自然现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神物。在把凤的众多的取材对象分析之后，就会感到这样的概括还是比较全面和准确的。这个定义告诉我们，第一，是多种鸟禽、某些游走动物及太阳、风等自然现象进入了凤的多元容合过程，而非一种两种，所谓“羽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格物总论》）；第二，凤是容合起来的神物，这种“容合”具有模糊性，而且需要一个过程；第三，这一条也许更重要，凤不是一般的动物、自然物，而是一种神物。凤的身上，凝聚着、体现着中国古人对身外世界的疑惑、敬畏、理解、想象、美化和崇拜。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凤和龙一样，无疑是古人的一种艺术创造。它从鸡、鹰、燕、鹤、乌鸦、孔雀、鸿雁、蛇、鱼、龟、虎及太阳、风、火等具体物象而来，经过由众多人参与的容合，形成一个建立在各个具体物象之上，又涵蕴着各个具体物象的新的形象。它的形成过程，是“美”的因素集纳的过程，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凤为羽族之美”（《任子》）；用当代的话说，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或“源于自然物又高于自然物”，其间渗透、灌注、表达着中国古人的神话猜想、自然崇拜、宗教体味、审美快感和艺术情趣。
二如何源
为什么说凤是容合起来的神物呢？凤的容合又是一种怎样的容合呢？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1．源之时
我们认为，凤起源于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这个时期，原始社会产生了飞跃性的进步——旧石器时代的狩猎演变为畜牧，采集野果发展为种植，攫取性的经济改为生产性的经济，而且随着原始人类学会筑屋、制陶和取火用火，人们逐渐地定居下来并开展生产活动了。生产活动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比原来更多的食物，另一方面却也使人们与自然条件的关系更加紧密：如果风调雨顺，收成就好；如果遇到水灾、旱灾或其他灾害，就有可能颗粒无收。所以，各种自然现象在先民们的心目中就一天天地“神”起来了。过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已有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现在，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六畜兴旺，就得赋予这些“灵”更强的神力，并且神化它们，膜拜它们，以求得到它们的保佑和赐福。由此，凤凰作为一种建立在自然崇拜基础上的神物崇拜，其形成过程也就开始了……考古发现也为我们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湖南省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达7800年的陶器凤纹；内蒙古赤峰市出土的属于赵宝沟文化的、距今达7100多年的凤型陶杯；还有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凤纹、象牙骨匕凤纹和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凤纹等。
2．源之思
让我们再来看看先民们的思维特征。
新石器时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它以农业的发明和畜牧业的产生为标志。新石器时代的种植与畜牧是由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发展而来的，虽然其进步性毋庸置疑，但是其生产力水平还是相当低下的。不仅生产条件差，而且生产工具粗糙简陋、生产手段单一——仅仅是“刀耕火种”、“听天由命”而已，人和大自然之间的交换依然是直接、简单而且侥幸。
同这样的物质生产活动相适应，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心目中，不明不白、糊里糊涂、语焉不详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人们的精神世界还处于蒙昧状态，与之对应的，就是原始思维贯穿着整个新石器时代。而原始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模糊性为主要特征的模糊思维。尽管精确思维在那个时候已经萌芽，而且其在这个时代后期有长足的发展，为随之到来的青铜文明奠定了思维基础。但从总体上来讲，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还没有对人们思维的精确性提出太高的要求——天地混沌，宇宙浩茫，牲畜死病逃散，种植靠天守成，风雨雷电刹那生灭，狼虫虎豹倏忽来去，能“精确”得起来吗？能来一番模糊思维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关于原始人类思维的模糊性，已有前辈学者作过考察。早在18世纪初期，意大利学者贾姆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1668-1744年）就曾指出：原始人基于“本性的必然”，都是一些“诗人”（《新科学》，朱光潜译中文本第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原始思维实质上是一种“诗性智慧”。“原始人的心里没有丝毫的抽象”（《新科学》，朱光潜译中文本第3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心灵完全浸沉在感觉里”，“没有能力把形状和属性从事物本身抽象出来”（《新科学》，朱光潜译中文本第1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而只能“凭其感觉和想象构思事物的意象或观念”（《新科学》，朱光潜译中文本第1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在我们看来，维柯讲的“诗性智慧”，实际上就是一种模糊性智慧，或模糊性占有很大比重的智慧。
以“思维发生学”为研究方向的当代学者张浩先生也明确指出：“我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一种尚未完全分化的思维。应该说，在原始思维中，主体和客体、客观映像和主观情感因素、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逻辑因素和非逻辑因素，都处在一种既有所分化又未完全分化的进化过程中。因此，原始思维和现代思维确实有着质的区别”（《思维发生学》第4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浩先生将这种“尚未完全分化的思维”称之为与现代人的“逻辑思维”不同的“原逻辑思维”，而这种“原逻辑思维”也就是我们讲的“模糊思维”。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先民们的模糊思维所具有的几个特点：
第一，直觉把握。
由于先民们的生理基础、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还比较低，他们还不足以对身外形形色色、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进行“推理”和“抽象”。所以，他们的思维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比较直观和表面的特点。他们是在对身外世界“直觉把握”的基础上，“取象比类”、展开想象的。法国学者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年）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经过对词源学等材料的研究，指出：“野蛮人没有表示一般思想的用语”
（《思想起源论》第56页，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78年版），他们都是用具体的东西表示抽象的思想，因此，“借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思想起源论》，第58页、第60页，王子野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78年版）。张浩先生也指出：“原始思维基本上是一种感性直观思维，其思维模式的核心是感性结构”（《思维发生学》第3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见到不少的太阳纹、月亮纹、水纹和各种动物纹，这些纹样大多简单直观，显然是先民们对身外客观世界“直觉把握”的结果。这些发现为我们前面的论断提供了比较充足的佐证。
第二，整体关联。
在先民们眼里，世界是浑然成一个整体的；天与地，以及天地之间的一切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关联、彼此渗透的。原始人不能把自身同外部世界相分离，他们往往将自然界等同于自身，认为自然界和自身是一体的、相通的，甚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模糊思维不但是对整个世界的“模糊”，也是对各种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物之间的关系的“模糊”。
法国的社会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evy-Bruhl1857-1939年）通过对原始人思维特征深入细致的研究，将原始人思维的整体关联性表述为“互渗”，即世界上的所有存在物，都在通过一定方式，相互获得和占有每个存在物都具备的神秘属性。这位颇有影响的学者还列举了许多的例证来说明这种“互渗”。比如，原始人会将某年秋天的葡萄丰收和这年夏天的彗星出现联系在一起，还会将一次日全食和此后爆发的战争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联系在列维-布留尔看来，“是一种难于清楚分析的联系”（《原始思维》第69页、第276页，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换成我们的话来说，则是“模糊”的联系。
联系到我们的凤凰文化，“整体关联”理论使我们能够理解先民们为什么会将太阳、风、火等自然现象，和鸡、燕、鹰、乌鸦、鹌鹑、孔雀及鱼、蛇、龟等动物联系在一起，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要称凤、比凤，凤又为何会具有人的种种品性。
第三，神秘的非逻辑。
模糊思维所感知的世界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确定的概念表达，不作分析或不可分析的神秘性因素占有很大的比重。
美国人类学家博阿斯（FranzBoas1852-1942年）在对原始人的“心智”深入考察后指出，原始人的“感觉非常出色，但缺乏对知觉做出逻辑解释的能力”（《原始人的心智》第109页，项龙、王星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美国作家房龙（HendrikVanLoon1882-1944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举了一个简单有趣的例子：“如果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的疏忽，派人去请医生，并让孩子赶快弄走那些东西。辨明原因效果的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止痒，清除毒藤可以避免痛苦的事情再发生”。而“原始人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不是把异常的事情归结于最初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精灵的涉足”。他们不认为皮疹的造孽者是毒藤，而认为是自己得罪了神灵而遭到了惩罚。于是宁肯去巫师那里讨一张神符，也不去看医生。“至于使他遭罪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像往常一样生长”(《宽容》第15页、第16页，迮卫、靳翠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列维-布留尔的研究也颇有说服力。他指出，在原始人看来，他周围的一切都是神秘的。“原始思维是在一个到处都有着无数神秘力量在经常起作用或者即将起作用的世界中进行活动的。……任何事情，即使是稍微有点儿不平常的事情，都立刻被认为是这种或那种神秘力量的表现”（《原始思维》第418页，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具体到中国，我们可以见到，凤、龙、麒麟等神物，就常常以自然界中神秘力量的代表的面目出现。例如某个地方有甘洌的泉水涌出，相应地便可能会有个传说，说这是因为曾经有凤凰光临过此地；又例如某条河泛滥成灾了，当地人就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龙王发怒或者恶龙作孽等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