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这位文化巨人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根本原因并非是他的政治业绩，而是他伟大的人格精神。
自古至今，无数文人、志士、学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各自的生命体验和感受来阐释屈原伟大人格精神的内涵，虽然阐释的着眼点和角度的差异甚大，各种观点并不尽然相同，但对屈原人格精神最为关注的几个方面大抵一致，多是从意志、品格、思想、情操、性格、心理等方面来评价，并且这种评价主要是依据屈原的作品，以及有关屈原的极为简略的一点历史资料。
后世最早提到屈原名字的是汉代的贾谊，而到贾谊写《吊屈原赋》时，距离屈原去世已是百年之后了。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把屈原与贾谊合传，也写得非常简略。大致记载为：
屈原，名平，字原。一生的主要活动在楚怀王时期。因为“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任命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主张变法图强以及联齐抗秦的内政外交政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而遭诬陷，被楚怀王疏远，并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前299年），屈原回到郢都。怀王在武关与秦王相会而被秦扣留，最终客死于秦；顷襄王即位后，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屈原得知后饱含悲愤投汨罗江而死。遗留下诗作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等二十多篇。
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关于屈原的世系和屈原有关的一些具体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没有记载下来。这大概与屈原去世一百多年其事迹甚为渺茫有关，虽然司马迁亲历楚地，并直接到汨罗江边凭吊屈原，但毕竟所获资料甚少。
正因为有关屈原这位文化巨人的历史资料甚少，以致于出现许多有歧异与争议的问题。如屈原的生年卒日，他的出生地，他生平的具体事迹，以及他的身世遭际等等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各种说法，甚至有些文献记载彼此完全相反。这说明有关屈原的记载之混乱的程度，以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胡适对屈原的存在都产生了怀疑。
20世纪20年代胡适在《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读楚辞》一文所提出的怀疑论已经为人们逐渐淡漠，但他提出的屈原“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的命题，说明了屈原作为文化巨人，其身上复合了人们的各种文化观念与精神价值，而主要依据是屈原的作品。这些作品凝聚了屈原的全部精神价值，在中华文化史具有无可估量的文化意义，那么，在中华民族历史演变过程中，屈原就具有了“范式”的意义。
所谓“范式”，并非是从美国科学史家库恩那里套用而来，而借用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后人之范式”之说，“范式”即模范、楷模、典范之义，也就是王逸《楚辞章句》“祖式其模范”的意思。王逸从“范式”的角度如此评价屈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王逸以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把屈原的人格定格为忠臣的人格范式，实际上缩小了屈原的人格精神价值。屈原的出现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现象，他是处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中称作的“轴心时代”，也是理性觉醒的时代所产生的与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齐名的文化巨人之一。
我们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屈原的人格范式：
首先，“道夫先路”的政治理性。具有政治理性的人应该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与理论观点，以及相关的政治能力，同时也应该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这一切在屈原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现。当然，屈原的政治理性不可能完全超出当时的历史条件，通观屈原的作品，以及相关的史料，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政治理性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同时也融汇了各家之长。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以民为本的仁爱思想；二是追求贤明政治的理想境界，即以“三王”时代历史文化为范本的理想模式。
如《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如《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诸如此类的句子，都说明屈原的政治理性中包含着多么鲜明的儒家以民为本的仁爱思想。
作为一个确立了政治理想并为之付出全部生命的政治家，以民为本是其生命的全部价值所在，这不是一个策略问题，而是政治理性得以确立，并为社会历史所接受认可的本质特性。屈原主张改革内政，修明法度，举贤授能，以达到振兴楚国统一天下的目的。屈原“独好修以为常”，始终注重自我修养，在竭忠尽智的同时，坚持不懈地不断完善自我，志洁行廉，都意在说明他特别注重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并且在《离骚》中说：“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屈原“以道自任”，为“美政”理想，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正是屈原的可贵之处，这也正是屈原受到后来无数志士仁人推崇与敬仰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来看，屈原是有这个能力来把自己的理想变为现实的：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屈原不仅博学多识，有很强的记忆力，对历史的兴衰变化有很明细的了解，而且在内政外交上都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政治理性与治国才能。屈原把实现个人价值与楚国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充当起“帝王师”的角色。屈原在《离骚》中明确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东汉王逸解释道：“言己如得任用，将驱先行，愿来随我，遂为君导入圣王之道也。”
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屈原的政治理性是以三代圣王与贤臣的理想之治为依据的，广泛吸取了诸子百家的政治学说，融会了南北文化精神，其中自然包括了楚国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经验，以屈原重视法治为例，如《忆往日》中强调“国富强而法立”，显然与楚悼王时的吴起变法有关，因为吴起变法虽因楚悼王的去世而夭折，但变法所显现的政治效力仍然“行之于楚”，屈原也曾为楚怀王起草过法令，因此屈原对于吴起变法之于楚国历史发展的作用是深明于心的。
屈原的政治关怀与政治理性，使他具有了开阔的胸襟，广阔的视野，吐纳风云的气魄，关心社稷苍生的崇高的生命境界。屈原的政治理性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任何政治家。这些都是屈原作品流传不朽的重要原因。
其次，橘式道德精神。何谓橘式道德精神？屈原青年时代写过一篇著名的《橘颂》，极力颂赞橘的高风亮节、美好品德与崇高精神，实际上《橘颂》之“橘”就是屈原的精神写照，是屈原道德精神的符号化的表达：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清代学者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评价说：“小小一篇物赞，说出许多大道理。且以为有志有德，可师可友。而尊之以颂，可谓备极称扬，不遗余力矣。”的确，诗人对橘的形象充满了赞叹之情，从葱绿的叶、洁白的花，到果实长出而呈现的美好形象，诗人尽心描绘，仿佛是在叙述一位成长中的英雄的故事；再对橘的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无私无畏，德参天地的精神给予极高的颂赞，也仿佛是在颂赞一位伟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橘本楚产，《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又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之说。橘又是楚国的社树，是楚人崇拜的神性之物。屈原以之言志，意在表明自我的道德追求。
屈原一生正道直行，秉德无私，受命不迁，追求道德的完美，都是按早年确立的志向来做的。《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民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独纷有此姱节”，屈原始终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之处在于品德的高尚，道德的完美。他勤奋自修，砥砺品格，即使是在政治上失意，满心忧伤苦闷的时候，也从不放弃自我修养而委心从俗。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中的这种反复表白，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屈原以宗教承担的精神来承担楚国振兴的历史责任，而不曾有“觉今是而昨非”的后悔。因其人格精神逻辑的一以贯之，使他别无选择，一直走向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而完成一个中华文化史上无可复现的文化巨人的悲剧。
其三，天才的诗性智慧。“诗性智慧”一词源于德国学者维柯的《新科学》，即“见诸诗歌中的智慧”。它原本指原始初民对于人世间的一些事物所特有的那种敏感性与幻想性，维柯称其为“天赋本能”，后来人们多用于“诗意地”使用语言的能力。
屈原天赋其诗心、诗性、诗情，使他继《诗经》之后，创作出了以《离骚》、《九歌》、《天问》等为代表的震撼古今的系列作品。
《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长诗，首先在于它成功地塑造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丰满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一形象以屈原的自我形象为原型，却具有非常典型的文化意义。他是战国大夫中的典型，却超越了所有的战国大夫，这一形象所唤起人们的文化反思已远远超出了屈原原初的创作意图，对于这一抒情主人公形象，谁也无法说尽。诗人还创造了众多的意象群，香草美人，神仙世界，还有众多的历史与现实中的人物群体，构成了诗中独特的意义符号。诗中主人公三次云天漫游，三次求女、两次问卜，在宏大的艺术结构中，又构成了这首抒情长诗明显的叙事性。“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全诗波澜起伏，千回百转，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诗人的生命历程与心路历程。“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以楚地的语言，楚地的民歌和楚地的物产等地域文化特性来构造自己的创作特色，使其惊采绝艳，后人难以企及，并且“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九歌》本是对楚地民间祭祀歌辞的艺术加工，而又回到民间，成为民间长期流传的歌诗。诗人由俗而雅的艺术加工，也是重新赋予祭祀歌词以新的内涵的过程，我们透过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以及在仪式上所反映出的人神恋爱的故事，使人仿佛看到一幕幕人世间的悲喜剧。所以，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从楚地灵巫所扮演的角色而论曰：“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曲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无论是《东君》、《云中君》，还是《湘君》、《湘夫人》，神的人格化，情感表达的人间化，环境渲染的神秘化，以及刻画出美妙的抒情境界，既庄严肃穆，又极富生活气息，优雅动人，清新活泼。尤其是《湘君》、《湘夫人》、《山鬼》那种苦苦追求，求而不得的挫折所引发的惆怅、苦闷、哀怨等多种情感纠结，构成了《九歌》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审美特色。
《天问》也是采用民歌的对答形式，其中有的内容可能就是民歌歌词的记录，只是诗人出于情感表达的需要，只有问而没有答。全诗在一百多个问题中，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等等，在一系列的问话中全面提出自己的大胆怀疑，显示出屈原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与执著信念。有人不理解《天问》这种独特的表达形式，认为它有错简和脱漏的情况，有的人甚至认为它文理不通，殊不知这刚好是《天问》不同于一般之作的特殊之处。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按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未尝无秩序存焉。”还有它的语言表达形式，“或长言，或短言，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
总之，屈原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天才的诗性智慧是令人赞叹的。屈原的悲剧故事，屈原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当时复杂多变的现实镜像，都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一方面屈原具有清醒的政治理性，另一方面他又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与政治热情，而敏感与热情驱动诗人保持最丰富、最浪漫无羁的想象，并使之成为一种巨大无比的创作动力而有《楚辞》，也正是屈原天才的诗性智慧所创作的《楚辞》，才使屈原的人格精神震撼千古，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两千多年的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带着他的满心遗憾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伟大的人格精神永远存留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两千多年来，人们以端午节来纪念一个承载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的具有人类文化意义的屈原，并且把远古时代就已形成的划龙舟、挂菖蒲艾蒿、以兰草汤沐浴、食粽子等各种驱邪避恶祛灾、祝福、竞技等活动与屈原这一伟大的名字联系起来，以种种传说故事颂赞并纪念他，使端午节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传统节日，足见端午与其他节日之特异处，便在于屈原文化精神的永恒价值。
闻一多先生在其《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中带着肯定的语气说：“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可见，与屈原的精神与才情结合最为紧密的，莫过楚人后裔闻一多。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按理说，人都是复杂的，不同的人格取向和气质类型也可以流淌在剔除表面之差的血液中。可像闻一多这样把完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取向，不同的类型集合于一身的人还不多见。
1899年11月20日，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县的巴河镇乡下的一个书香世家。这是古楚之地，人文荟萃之区。他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知书达理，特别崇拜屈原与文天祥。他自称是文天祥的后裔，并解释“文”与“闻”的不同说：“文天祥受害之后，家属潜逃于楚北蕲水永福乡，改文为闻，史亦失传，而家乘相沿久矣。”
闻一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他的文化血脉里流淌着屈原与文天祥的爱国血液。他在《忆菊》中高唱：“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国我如花的祖国！”闻一多注定要做爱国的诗人：“诗人的天赋就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写的《红烛》和《死水》两本诗集，前者将年轻人的躁动用一种唯美主义的形式反映出来，华丽典雅，感伤浪漫；后者用新格律诗的形式反映了一种反帝爱国的情绪，深沉激越，含蓄整饬。可以说，《红烛》、《死水》就是他将真切而执著的热情凝聚而成的爱国主义绝作。
他是诗人，又是诗论家。他首创新格律诗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美”的主张，使白话诗的泛滥一度得到遏制，也使中国现代诗歌更具诗美。他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眼光独到，一语中的，既有创造性，更富历史感；他对田间诗歌的肯定，感情激越，字字铿锵，既有学术性，更有现实感。问题还不在于闻一多是不是诗人或者诗论家，而在于闻一多是否真正具有艺术家的禀赋与气质。
闻一多虽然成就在诗歌，可他学的是美术。他对色彩，线条以及对空间的感觉有天生的敏感。这种天赋，虽然没有在美术艺术中发挥出来，可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使他的诗歌具有了绘画美。总之，闻一多是一个充满艺术性的生命个体。
闻一多是一位潜心学问的学者。
他对上古神话、先秦哲学、《诗经》、《楚辞》、唐诗的研究成就卓著。尤以《楚辞》研究的时间最长，用力最多，成绩最为突出。他的《楚辞校补》是学术界公认的力作。他从艺术欣赏到训诂、考据，进而运用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社会，最终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与文学的发展，从沉醉到批判、扬弃，撷取其精华，汰除其糟粕，可谓功绩昭著。
闻一多作为一名学者，其特点有三：
第一，心无旁骛的定力。闻一多是一个诗人，他有火一样的热情，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然而，当闻一多发誓要成为一个学者后，他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是那么坚定，那么专心致志，以至于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因闭门读书，专心学问，甘坐冷板凳，很少下楼来，被朋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这是一种笃定，更是一种定力。
第二，刨根问底的毅力。闻一多研究学问，并不浅尝辄止，点到为止，而是刨根问底，认真执著。从他研究的路径即可看出闻一多的执著。闻一多是诗人，所以他做学问是从唐诗开始的。可是，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唐诗中的好多问题，一些现象很难说清楚。于是他就开始研究《诗经》、《楚辞》。可在研究《诗经》、《楚辞》的过程中，他发现这只是流还不是源，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神话传说中。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著精神既是一个学者所必须的，又是一个具有研究型人格倾向的人典型性格特征。
第三，石破天惊的眼力。闻一多做研究，眼光独到，见解深刻。郭沫若曾给予高度评价：“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郭沫若还举例加以说明：“他有一篇《〈诗·新台〉‘鸿’字说》解释《诗经·邶风·新台篇》里面‘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那个‘鸿’字。两千多年来读这诗的谁都马虎过去了，以为是鸿鹄的鸿，但经一多先生从正面侧面来证明，才知道这儿的‘鸿’是指蟾蜍即蝦蟆。……确实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解成蝦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能畅通。全诗是说本来是求年青的爱侣却得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也就如本来是想打鱼而却打到了蝦蟆的那样。假如是鸿鹄的鸿，那是很美好的鸟，向来不含恶义，而且也不会落在鱼网子里，那实在是讲不通的。然而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见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这难道不是具有一种石破天惊的眼力吗？所以，作为一位具有研究型人格取向的学者，闻一多的定力、毅力、眼力，是独特的，也是楚人所共有的。
闻一多是一位昂首怒吼的民主斗士。
1943年，他以名教授和学者的身份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挺身而出，在革命的大后方，影响带动一大批青年学生和进步学者投身于民主运动。发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呼吁：“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鼓手’出现。”
1944年“五四”前后，闻一多以召开集会、演讲、游行的民主斗争形式，呼吁民主，唤起民众；办刊物，写文章，讲学术，指古论今，口诛笔伐，纵横驰骋，他呼喊：“今天的诗人不应该对现实冷漠旁观，应该站在人民的面前，喊出人民所要喊的，领导人民向前走。”“要写诗，也不一定要用文字写，最好是用血肉来写，用生命来写。”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昆明形势在急剧变化。闻一多立刻投入反内战，争取和平的民主运动之中，在组织上加入民盟。7月11日，民主战士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义愤填膺，15日，在为李公朴治丧的大会上，即席发表气壮山河的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准备，我们准备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直到面对法西斯特务的手枪，壮烈牺牲。他把自己“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洒在了为民主、为新中国而战斗的沙场上。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不愿屈服。……我们应该写闻一多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闻一多是时代的骄傲，是民族的骄傲，他的人格精神根源于五四时代文化的洗礼。他在1919年5月17日给父母的信中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者敢怒而不敢言。”又说：“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闻一多全集》第12卷）他在信中鲜明地表现出民族衰微时期的一种正义感、责任感。
同时，我们从闻一多先生身上，似乎看到了楚人那种生命基因在他身上的神秘组合。
荆楚文化融合了儒道精神，充分体现南方文化的兼容度、开放性和蓄积力。闻一多先生作为诗人、学者、斗士的人格精神中有着儒家的关心时事、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追求，也有着道家的自然洒脱、激越求真的个性意识，同时还有着屈原正道直行、品高志洁的人格修养，抒情奋发、悲剧完成的精神震撼，真心真灵的浪漫气质，“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自守人格，以死抗争的浩然正气。
在很大程度上，闻一多的个性如同屈原体现了楚人的性格，体现了楚文化的本质，从闻一多身上，充分表明了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可信性。
楚族是一个具有艺术天赋的民族。他们热情敏感，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这种艺术天赋的形成是与楚地特有的山川地貌，风土民情和审美习俗有关的。
首先，从楚地山川地貌来看，很容易养成楚人艺术个性。楚国坐拥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生存环境较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北土之民要容易得多，也富裕得多，甚至表现出一种奢侈淫逸之风。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使他们不至于为生计问题发愁，倒是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去幻想。
其次，从楚地的风土民情来看，很容易培养楚人的艺术情操。楚地有着浓厚的巫文化传统，那里的风俗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这虽然是一种原始的宗教行为，但在这种信巫尚鬼的宗教行为中，一方面增进了对神灵的了解与敬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宗教仪式，培养了一种艺术情操。因为，在这种宗教仪式中，主要的实现方式是载歌载舞，鼓乐相伴。所以，在这种信巫鬼、重淫祀的宗教氛围中，在这种歌乐鼓舞的艺术生活中，楚人的艺术情操得到了培养。
最后，从楚人的审美习俗来看，很容易形成一种艺术的品格。楚人是以凤凰为图腾的。《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据考证，丹穴，即太阳之家，亦指太阳。这就是说，凤凰是太阳的生命意象。所以，楚人把凤凰作为敬畏的圣物，把太阳作为崇拜的对象，以东方为尊，以红色为主，注重想象，讲求美感。这些审美习俗很容易形成一种热烈奔放的性格和惊采绝艳的风格。
总之，由于楚地特有的山川地貌，风土民情和审美习俗，所以养成了楚人天生的艺术型人格。闻一多气质原型里有一种艺术型的天性，应该说与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遗传不无关系。
楚人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探究精神与强烈的尚武精神。这两种精使楚人展示出一种力量型的人格倾向。力量型的人格倾向的特质是具有攻击性，轻视懦弱，尊重强人，关心正义、公平，为受压迫者挺身而出。闻一多显然是一个具有力量型的人格倾向的人。闻一多爱憎分明，他爱国思乡之情，情真意切，撕心裂肺；他恨人间不平之事，怒发冲冠，捶胸跺脚；他哀民生之多艰，勇于面对，直指现实。闻一多还不只这些。无论是诗人也好，学者也罢，总归是一介文人，但他最后振臂一呼，成为民主斗士，表现了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楚人尚武的精神，也体现了一个力量型人格的人挺身而出，视死如归的气概。从这一角度再来看闻一多，即可发现这种力量型人格所散发出来的英雄气。他不惧威胁，不怕牺牲，挑战权威，痛陈黑暗；他渴望和平，祈求安康，争取民权，呼唤民主；他勇于面对，挺身而出，不留退路，坚强不屈。闻一多是楚人尚武精神的真正继承者，是一个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的力量型的人！
闻一多是诗人，是学者，是斗士，闻一多就是一团火。
朱自清先生在一次纪念闻一多的集会上朗诵着这样的诗句：
你是一团火，
照彻了深渊；
指示着青年，
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团火，
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竞赛，
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团火，
照见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
（孟修祥沈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