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nford:TheDesireforSpace
杨丽婷
YangLiting
【内容摘要】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给我们理解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镇》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以此我们可以看到：盖斯凯尔夫人通过第二空间（《克兰福德镇》）暂时摆脱了第一空间，追求着充满道德情怀的女性乌托邦世界，并深切地希望残酷的“空间实践”能够在理想空间的感召下，即使有许多其他因素的介入也能进入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更为开放、和谐的第三空间。
【关键词】第三空间；《克兰福德镇》；女性乌托邦
一、盖斯凯尔夫人的空间期待
盖斯凯尔夫人所处的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女性意识还未觉醒到足以被社会各界提到议事日程的地步，依旧处于萌芽阶段，只能作为一股潜在的力量继续沉积、继续酝酿。然而千百年来固定而厚重的积淀岂能如垂柳般遇微风即能拂动？事实也正是如此，女性的社会地位并无多大改善，依旧从属于男性，遵循着无法撼动的男性文化传统。
长期以来，妇女接受的教育大都是为了如何使自己成为更加合格的家庭主妇和母亲。
18世纪，卢梭在《爱弥儿》中认为：“妇女接受教育的问题应该与男人有关。任何时候，妇女的责任应该是，而且从小就应该使她们懂得，她们应该取悦男人，对他们有用，使自己被男人所爱、所敬重，在男人年轻时教育他们，在他们成年后照顾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生活甜蜜、惬意。”然而这种“善意的劝告”却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那得到了同样善意而有力的回复：“我承认男人在体力上永远优于女人；可这也是男人优越的唯一根基所在。我坚持认为从性质上来说，不仅在德行上，哪怕是在知识上，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女人不仅应该被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且也是有理性的人，她们应该和男人一样努力取得人类的美德，或者达到完美，而不应被教育成如卢梭笔下那个未开化的怪物一样奇特的半人。”女性历来被要求为温柔可爱、忍耐克制，这些本应该是人类所共有的品性，却被一些徒有其名的理论家们从人类美德中分离出来，并强行贯其名为“女性最重要的美德”，那屈尊俯就的温顺配合以优雅动人的风姿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男人眼中最完美的玩物。
他们将女性视为自己手中那只无足轻重的拨浪鼓，任何只要自己抛开理性想要娱乐消遣的时候，她就得在耳边欢快地叮当作响。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1792年出版的《女权辩》中指出：“弥尔顿就是这样描述我们脆弱的女性始祖的；当他告诉我们女性是为温柔可爱、优雅迷人而生时，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除非他像穆罕默德一般企图剥夺我们的灵魂，并暗示我们说，我们生来就是优雅可爱、温顺服从的，为的是让男人在倦于玄思遐想时得到感官的满足。”然而，为了替男性这种专横自私的可笑行为作最大力度的辩解和说明，“许多绝妙的观点被提出来，用以证明：在道德修养方面，两性应该有着截然不同的培养目标；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不允许妇女有足够的智力来获得她们应得的真正美德。可是，上帝给人类指定的通向美德或幸福的唯一路径，就是让他们有灵魂。那么，如果女性不是一群寿命短促、微不足道之人，为什么要让她们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且美其名曰天真无邪呢？”尽管人世伤往，然而青山依旧。女性用千百年的默默承受、忍耐克制又能换来多少有力的呼唤，让自己在为争取女性权益的征途中得到更多的共鸣呢？其萧瑟孤独之势依旧如迟迟白日，嫋嫋秋风，孤立无援充斥着整个旅途，布满了伤感动人的美学。活跃于19世纪的约翰·罗斯金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妇女天生品性温柔，因为男人‘不善同情’，甚至能‘对苦难熟视无睹’，并‘在自己的斗争中’‘压制这种苦难’。”虽然生活于同时代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妇女的屈从》中对这种受珍视的感伤情绪作了反击：“人们声称女人比男人优秀；这种空洞的恭维定会使每一个有思想的妇女发出无奈的苦笑，因为这是生活中唯一一种优秀者必须服从低劣者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但已经成为固定的秩序，而且被认为是自然的、恰当的”。但重要的是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和任何一个寄生于其统治的群体一样，妇女是一个靠剩余物生活的附属阶级，勉强维持温饱的生活使她们变得保守，因为与所有处在她们那种境地的人（奴隶是个典型例子）一样，她们将自己的生存与其供养者的繁荣视为一体。对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讲，寻求激进的解放途径的希望似乎太渺茫，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而且在她们的解放意识觉醒之前将始终如此。”女性的声音似乎始终只是男性身后窸窸窣窣的喁喁私语。
这是盖斯凯尔夫人所生活的第一空间，然而仁慈的上帝又怎会将苦难的人们扔向地狱？在性别的天平上，她无奈地被搁置在了不幸的一端，但若与她站在同一端的吉尔曼相比，她应该为自己的遭际感到庆幸，这也许就是上帝打开的窗。幼年同为寄养，但她无需像吉尔曼一样忍受受伤母亲的严厉管教和经济拮据的贫寒生活，守寡姨母视她如己出，和姨母的幸福生活使她在纳茨福德镇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成年后，她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成为曼彻斯特一神教会的副主持的妻子并定居于该工业城市。她热心协助丈夫处理教区工作，并进行自己所喜爱的写作活动，得到丈夫的支持与帮助，这对被丈夫强迫只为家务操劳的吉尔曼来说或许只能是理想。我们很难忘记吉尔曼因丈夫而强行停止写作，以致得产后抑郁症的痛苦时光，因实难忍受不幸婚姻的束缚和折磨而毅然离婚，拖着病体，只身带着三岁的小女儿前往加州，每日为生计而奔波的焦灼岁月，这对衣食无忧、生活安逸的盖斯凯尔夫人来说更是难以想象。婚后她有着与丈夫共同游历欧洲的经历，并机缘巧合地遇见了狄更斯、华兹华斯等当时一些重要的文坛人物，这极大地开拓了盖斯凯尔夫人的视野，为她日后的写作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列举过的关于女性创作的多种不利因素对于盖斯凯尔夫人似乎都是例外。丈夫的热心支持、相对开阔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写作视野，使得她对第二空间的探索与追求时更为注重人类的道德情怀，也更愿意将寄托理想的第二空间与现实的第一空间接轨，摒弃了吉尔曼那种激进的空间拓展方式。在第二空间的整体设计上也更为舒展和开放。写于1853年的《克兰福德镇》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克兰福德镇》的空间是一种“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出于多种理由，它们成了受到赞美的空间，并由于诗意上的微妙差别而各不相同”。盖斯凯尔夫人通过第二空间（《克兰福德镇》）暂时摆脱了“从未有过舒适之感”的第一空间，追求着充满道德情怀的女性乌托邦世界，并深切地希望残酷的“空间实践”能够在理想空间的感召下，即使有许多其他因素的介入也能进入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更为开放、和谐的第三空间。至此，三元空间的逻辑结构图如捉迷藏的顽皮孩童般再次在我们眼前出现：现实社会（第一空间）——《克兰福德镇》（第二空间）——充满道德情怀的更为开放、和谐的未来社会（第三空间）。若我们能够不辞旅途的劳苦，沿着第二空间（《克兰福德镇》）的道路继续前行，我们是否能够在下一个路口还会遇见那个顽皮的孩童呢？我们期待着。
二、《克兰福德镇》的三元空间形态
《克兰福德镇》相对于《她乡》是个更为开放的、由二元社会构成的世界，它抛弃了《她乡》的单一与相对封闭，以一副坦然宽容的姿态，注视并且迎接着现实社会的进入。然而作者盖斯凯尔夫人是个巧妙的规划设计师，她将男女两性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内部空间中，“克兰福德镇是巾帼英雄的一统天下。镇上房租超过一定数额的人家都是牝鸡司晨，女人掌权。
倘若一对夫妇来到镇上定居，不知怎么地，丈夫不久便销声匿迹了。他如果不是成为克兰福德晚会上绝无仅有的一位男人而被吓得魂不附体；就得如人们所说那样，到军营服役去了，或者上了海轮，再不然就是整星期呆在附近一个叫德拉姆堡的商业大镇——那地方处于二十英里以外的铁路线上——忙于经商”。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将男性主要安置在商业大镇德拉姆堡（第一空间），而女性则主要被放置在了克兰福德镇（第二空间），往返于这两个镇的叙述者“我”便成为沟通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重要桥梁。整个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叙述者的行程而展开的，而在叙述者的行程中又偏重于第二空间的展现，对于第一空间的叙述则是如浮萍流水，轻描淡写地几笔带过。
克兰福德镇上居住着一群终身未嫁的老处女和寡居的孀妇，她们之中多数是没落封建贵族和旧时显要门第的后裔。作者并没有在其中设计超群绝世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安排任何离奇曲折的惊人轶事，更没有编织感天动地的爱情罗曼史，而仅仅是通过她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个不为人们注意的平凡小事，却能使得作品妙趣横生，让读者在体味滑稽可笑的同时却深受感动。当然，清醒而理性的作者并没有因沉浸于第二空间而忽视第一空间的存在，她在作品中不时地安插着：“这就是我离开克兰福德去德拉姆堡是镇子上的情形”；“我对克兰福德紧接着的一次访问是在夏天”；“玛莎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我去，我还是收拾了自己的行装，前去探望”；“在前一章我所叙述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不久，我父亲病了，把我召了回家”；“我在克兰福德住了很久，直到马蒂小姐完全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还帮她把家庭藏书都捆扎好方才离开”；“我至少每季度要从德拉姆堡到克兰福德去一趟，帮马蒂小姐结账，处理一下必要的商业信件”等等，如此简洁明了的句子不时地提醒着读者空间的位移和交叉转换，同时这种交替运作的方式也丰富了作品的结构层次，而不似《她乡》
中进入和离开的单一进程。
对于第一空间德拉姆堡，作者所附文字并不多，然而叙述者玛丽·斯密斯的父亲便如同《她乡》中的三位男性一样足以承担了现实空间的全部张力。“当我把马蒂小姐用五镑现钱换给了那个穷汉的事特别讲给他听时，他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顿，说我不该让她那样做。然后，我拐弯抹角地说到，马蒂小姐可以通过经营茶叶销售，增加一点收入。使我惊奇的是（因为这时我对这一打算差不多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父亲以一个商人的敏锐气质，当即认为这一主意可行”輥。“我和马蒂小姐坐着，处理账目、图表、报账单和各种文书，我认为实际上我们俩对这些东西都一窍不通。由于我父亲头脑清醒，办事果断，是个顶呱呱的生意人，我们如果稍稍询问一下，或者略微流露出不理解的神情，他就没好气地说：‘什么？什么？这不是很清楚嘛。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呢？’只因我们对他提出的一切都不理解，我们发觉很难提出疑问。实际上，我们对自己究竟有没有疑问也没有用把握。于是，马蒂小姐不久便陷入了一种唯唯诺诺、十分谨慎的境地，每次我父亲的话一停下来，她都要说些‘对呀’、‘当然’这一类的话，无论需要不需要。而当马蒂小姐用颤抖、疑惑的声音说了句‘该这样定’，我也附和和她齐声说出口时，我父亲转过声冲着我，问道：‘有什么可决定的？’当然，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有什么要决定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折射出最为深刻、真实的第一空间，广大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下的痛苦情景，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假冒伪善和金钱的魔力对广大妇女的诱骗与摧残，现实空间的不公和罪恶就在盖斯凯尔夫人笔下这些微妙的关系中投下了黑暗的阴影，笼罩者读者睿智而清晰的目光。
当叙述者“我”应邀来到第二空间时，人间温馨的曙光才在我们面前呈现开来。盖斯凯尔夫人在处理第二空间中的女性形象时，没有像吉尔曼在她乡中那样将女性神话，而是并不回避女性一些普遍的“弱点”，如克兰福德镇上的诸女士明明经济拮据，买不起式样新颖的服装，却趾高气扬地声称自己对这些衣服根本不屑一顾。大伙也从来不谈钱财的事，因为在她们看来，谈论钱财不免有商人嫌疑。在举行聚会、茶会时，她们也拿不出丰盛的食物招待客人，却满怀欣悦地说节俭是“高尚的美德”，大手大脚则是“哗众取宠的庸人之举”，“如果有人在晚上的娱乐活动中，用昂贵的点心和饮料款待客人，就会被认为是‘庸俗’（这是克兰福德人十分反感的一个字眼）”。在有一位较有钱的小姐家做客时，看到端上来的各种美味可口的佳肴，明明是饥肠辘辘，却要装出一副吃不惯的架势来等等。这些荒唐可笑的行为令初到克镇的“我”不禁哑然失笑，然而这些细微的缺陷却一点也不能削弱她们善良、友爱的美好品性。随着叙述者和她们交往的日渐深入，便越来越被这群紧密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的女性所感动，以至最终让自己与她们紧紧地站在了一起。杰西小姐在谈到克兰福德镇上的人时强忍不住眼中的泪水：“不过，说真的，克兰福德真是个叫人感到温暖的城镇！我想大家吃的不过是家常便饭，可留给我姐姐的这个带盖的小盒里，却盛装着最可口的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