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君臣重视《贞观政要》更超过辽、金二朝。《元史·仁宗纪一》载：“帝览《贞观政要》，渝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这是元仁宗即位之初、改元之前的重要指示之一。大臣察罕翻译《贞观政要》一书献给仁宗，仁宗“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此后，元朝皇帝多命讲宫进讲此书，被誉为“天下士”的著名学者吴澄即曾进讲过《贞观政要》。鉴于《贞观政要》在流传过程中时有传写谬误，故元惠帝时士人戈直荟萃诸家版本，“参互考订”，为之作注，并采辑唐、宋以下有关评论附于书后，刊刻行世，事在至顺四年。它除了有戈直的序文外，还有吴澄序和郭思贞序，成为《贞观政要》流传中的一个盛举。
——明、清两代，都有皇帝亲自为《贞观政要》的新刻本作序。成化元年，明宪宗的序文写道：“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清帝乾隆也为之作序，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观尔曰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绋之风矣。”
这里所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贞观政要》问世后，一千多年来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中国史学遗产浩如烟海，但是像这样一部部帙不大的私人历史撰述，能够产生如此影响，却是不多见的。
《贞观政要》这部书凭借什么而具有这么久远的魅力？这是极有兴味而又极有意义的问题。其中的奥秘在于：它是以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再现”了“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风采。
这里包含着两层因素，二者是互为表里的。一是“贞观之治”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已经超出了当时唐朝的范围或现今的国界的巨大的历史影响，后人很想去认识它、了解它，以至于感受它；二是“贞观之治”这个盛世局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唐太宗君臣为此做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思考、怎么议论、怎么决策的？这两层含义的结合，使人们产生了对于这一段历史在情感上和认识上近乎渴望的那种历史性的追念。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史。但它在史事的记述上并不拘于描述事件的历史过程，而是列举那些在思想上、认识上、决策上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的史事，既显示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又可激发后人的思索与追求。正如金人赵秉文指出的《贞观政要》：“起自《君道》，讫于《慎终》，岂无意哉！”
《贞观政要》是如何“再现”出“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的思想与风采的呢？
在《君道》篇中，列举了唐太宗君臣关于“草创”、“守成“、“兼听”、“偏信”、“知足”、“知止”、“居安思危”等重大问题的议论，中心是一个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
在《任贤》篇中，吴兢列举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人的事迹，一方面固然是赞扬唐太宗的知人善任、爱才重贤，另一方面也高度评价了这些人在创立和巩固唐皇朝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在《君臣鉴戒》篇中，表现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多是从政治、经济中去加以总结的，并以此来说明有关朝代的治乱、安危，从而表明了作者并非是用“天命”的转移来证明朝代的转移，而是强调了对于人事的重视。
皇位继承问题，是历代皇朝关注的大事。《贞观政要》卷四中着重反映了唐太宗君臣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置，尤其强调了选择老师、尊敬老师和教诫太子的重要。《尊敬师傅》篇中，唐太宗说：“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末之有也！”《教诫太子》篇中，唐太宗向大臣们转述他教诫太子的话，其中有两句是：“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卷中所记，凡太子、诸王师傅敢于对太子、诸王进行规劝者，都受到唐太宗的称赞。
从篇数上看，用以记述道德准则、政教之道方面的史事、言论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可以看出这在贞观年间是极受关注的事情。其《仁义》篇反复称引唐太宗“以仁义为治”的思想；而大臣们关于淳正风俗的议论则屡见于各篇。后人评价贞观之治是“仁义之明效”，自有一定的道理。
综观全书，各卷各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贞观时期的“人伦之纪”、“军国之政”的面貌，进而从中看到了唐太宗君臣的政治家风采和人格魅力。关于这一点，清朝乾隆皇帝的《贞观政要》序所引证的一句古语是非常中肯的，即认为那是一种令人企羡的“都俞吁弗”之风。这是形容君臣间融洽地进行讨论的和谐气氛。即在讨论中，不论何人持何种意见，都不会影响这种讨论的进行和讨论的最终目的——作出当时最佳的决策。诚信与坦率，深刻与大度，诤谏与宽容，自信与谦逊等等，在书中都显示得淋漓尽致。这里，不妨略举数例，以见其真：
其一，魏徵曾向唐太宗上疏，提出慎于“十思”：“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魏徵认为做到这“十思”，进而“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唐太宗读后，亲自写诏答曰：“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
其二，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向左右大臣提出一个问题：“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高士廉说“养百姓最急”，刘洎说“抚四夷急”，岑文本说“礼义为急”。褚遂良则说“太子、诸王，须有定分……此最当今日之急”，于是唐太宗袒露自己的心事说：“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爱及诸王，咸求正士。”其实这些重臣所言养百姓、抚四夷、重礼义并非不是国家急事，但唐太宗还是不掩饰内心的忧虑，因而为大臣们所理解。
其三，贞观十年，唐太宗问身边大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说“草创为难”，魏徵说“守成则难”。唐太宗综合他们的说法。认为：“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唐太宗不愧是英明君主，他既肯定了双方的看法，又把着眼点放在当前的守成而与群臣共勉。这种讨论与所得到的结论及其实践都是有益的。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但是这样的事例屡屡见于贞观年间。以至于在《贞观政要》中俯拾即是，却是并不多见的。可以认为，《贞观政要》每一篇都凝聚着历史经验，每一卷都蕴涵着历史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贞观之治”之所以令人景仰，《贞观政要》之所以具有魅力的主要原因。
因为有“贞观之治”的出现，才有《贞观政要》的撰写；而《贞观政要》的面世与流传，又使“贞观之治”更加显赫于青史，影响于后世。这是历史与史书的辩证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人们从这种辩证关系中得到了无穷的启示，不断创造着新的历史。
千百年来，人们重视《贞观政要》，阅读、讲解《贞观政要》，归根到底，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和体验“贞观之治”并从中受到激励与启示。这已为千余年来《贞观政要》流传的历史和人们对它的评价所证明。唐朝皇帝如宣宗，是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的。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认为“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元仁宗赞扬它“有益于国家”。明宪宗认为“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清乾隆皇帝通过“读其书，想其时”，探讨贞观年间“其所以致治”，重要原因在于任用诸贤。唐宋以下，大臣、文士也都从各自的认识出发评论了《贞观政要》的价值。
其中，元人戈直的《贞观政要》序所论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他称赞《贞观政要》的史文和纪事有重大的历史影响，说它：“质朴该赡，而所纪之事详。是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这是指出《贞观政要》对于反映“贞观之治”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他指出“贞观之治”的业绩对于后世的意义，认为唐太宗：“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译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变有所益乎！”这说明后人从唐太宗的政治作风中可以借鉴的具体内容。
《贞观政要》这部史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重视，以至于规法、仿效。可见它的历史分量是很重的。这一点，当毋庸置疑。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历史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人们从认识“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的关系中，仍然可以获得许多启示。后世的人们认识历史上的事情，是作为一面镜子来看待的，古今情形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成功。因此，今人读《贞观政要》，首先固然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说明“贞观之治”其致治的原因，其次则是通过《贞观政要》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历史智慧而探寻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现实的历史运动和自身的社会实践。
在这方面，《贞观政要》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譬如，唐太宗在即位后不久曾对大臣们说：“朕谓乱离之后，风俗准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这里说的“人无常俗”、“政有治乱”、“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关系到实现政治稳定的信念和途径。
又如，唐太宗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联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住行，冀其以为规范。”于是命魏徵“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
当然，诸王未必都能因此从善弃恶，但这种认识和做法却是必要的。再如，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珪回答道：“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唐太宗说：“信如卿言。”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这是贞观朝君臣的共识。还有魏徵所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魏徵回答唐太宗所问，认为守天下“甚难”，这是因为：“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魏徵又引用《礼记·曲礼》上的话阐明全面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的原则说：“《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这些都是带有规律性或普遍性原则的认识，其内容可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其本质却不会过时；正因为这些认识是同有关的史事结合在一起的，故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并从中受到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