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一生中，有两件事最值得骄傲，一件是开创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另一件就是被西域诸国尊称为“天可汗”。他开疆拓土的行为，有成功也有失败，千秋功罪，难以评说。
“天可汗”的军事战略
唐太宗成为“天可汗”的过程，与他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军事活动是分不开的。
从唐太宗的主要军事活动来看，约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自贞观元年至四年，平定东突厥，着力巩固北方；第二时期自贞观五年至九年，主要是征服吐谷浑，安定西部边境；第三时期自贞观十年至十四年，坚决反击吐蕃，平定高昌，尤其重视高昌的地缘战略地位；第四时期自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以西域地区为重点，兼顾北方和东北，平焉耆、征高丽、灭薛延陀，又平龟兹，这是战事频仍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战略重点，且每个战略重点都有一定的方位指向性，大体上符合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并收到一定成效。太宗曾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此话很能反映他的这一特点。
第一时期的地缘战略的重点是东突厥，其方向来自北方。东突厥的侵扰对唐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直接关系着新生的唐政权的存亡兴替。正因如此，唐高祖、太宗都对东突厥深予关注，其中地缘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时期，吐谷浑成为唐的地缘战略重点。东突厥败后，西面的吐谷浑渐趋强大，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威胁唐与西域的政治联系与经济交往。
第三时期，吐蕃与高昌相继成为触犯唐利益的周边政权。唐太宗没有坐视不管，而是恩威兼施，文武并用，或胜而后和，或先礼后兵。这一时期由于高昌阻绝西域诸国与唐的关系，开始成为破坏唐帝国体系的一个障碍。唐太宗果断出兵平定高昌，稳定了西北。
第四时期，唐太宗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意欲在有生之年将之纳入唐宗藩体系之中。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前曾对侍臣说：“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这可视为太宗晚年用兵频仍的重要动机。
击溃突厥，称雄西域
贞观初年，唐北方的主要威胁来自突厥和铁勒。太宗即位之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发动骑兵远征，直抵长安城下。626年9月23日，他的十万人马出现在长安城北门外的便桥前。颉利可汗在城下以攻城相威胁，提出横蛮无理的纳贡要求。
太宗似乎只有很少的人马，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可用的人，把他们置于各城门前，而他亲自率领小部分骑兵沿着渭水向敌军行进。突厥诸首领见其勇皆惊，下马便拜。“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太宗纵马到突厥营前，训斥其可汗及众首领背信弃义，破坏休战之约，颉利可汗羞愧。次日，太宗与颉利按传统习俗刑白马设盟，言归于好。
为削弱颉利的权力，太宗支持两个持不同意见的部落，即铁勒和薛延陀部的反叛。铁勒诸部一度称臣于突厥。到贞观二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时正“遇颉利之政衰，夷男率其徒属反攻颉利，大破之”。于是颉利部“诸姓多叛颉利，归于夷男，共推为主，夷男不敢当”。
是时，唐太宗看到了北方这两支力量的此消彼长，决计采取远交近攻之策略，拉拢薛延陀以孤立突厥，借薛延陀之力在北面牵制东突厥，为唐军攻打东突厥起战略钳制配合作用。史载：“时太宗方图颉利，遣济南将军乔师望从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次年又遣使入贡，颉利可汗因此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由此可见唐太宗这一远交近攻策略对突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太宗在颉利的周围布下了敌对的包围圈之后，于630年派出由李靖和李勣率领的唐军猛攻颉利。唐朝的将军们在山西以北的内蒙古地区与颉利相遇，他们对他的营帐发起了突然攻击，击溃其部落。颉利本人被俘。
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后，北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置于颉利可汗统治下的薛延陀取代了过去突厥的地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薛延陀的强大根源于唐太宗的扶植政策，即大力扶持薛延陀以制东突厥。孰料去了一个突厥，又来一个薛延陀，令太宗大为伤神。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乘唐平突厥、朔塞空虚之际，“率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慰犍山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三千三百里，东至室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临瀚海，即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为南北部。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为此，唐太宗在“（贞观）十二年，遣使备礼册命，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欲分其势也”。唐太宗巧妙地利用了薛延陀的内乱及铁勒内部的混乱，乘势取之。
在大约五十年中（630－682年），东突厥汗国臣属于中国。太宗在打败了突厥之后，以这些人为辅助军，在以后的二十年中，使突厥人和戈壁上的绿洲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
唐太宗集中精力对付东突厥的时候，西突厥人在射匮可汗的统治之下又重新统一起来。射匮可汗使阿尔泰地区的薛延陀部归降于他，他住在特克斯河和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于611至618年间统治着从阿尔泰山到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射匮之弟、继位者统叶护进一步扩张势力。他已经征服了东北方的铁勒部，在西南方又重申了对吐火罗地区和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
630年初，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旅行时，就在托克玛克附近见到过他，当时正值统叶护权盛时期。他在裕勒都斯河与伊塞克湖之间的地区内过着随季节迁徙的游牧生活，像其祖先一样，在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度夏；伊塞克湖，即热海沿岸是他的度冬地。他也喜欢把营帐扎在更西边，即在怛逻斯附近的“千泉”，今江布尔地区。
根据史书的记载，“（统叶护）霸有西域……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此时唐太宗正集中力量摧毁东突厥，他认为应该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于是，他把统叶护视为同盟者。
630年，游牧的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统叶护，葛逻禄部似乎是在巴尔喀什湖东端和塔尔巴哈台的楚固恰克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西突厥汗国分裂为两部，两部的名称都只是由汉文转写而被人们所知：弩失毕部在伊塞克湖的西部和西南部；咄陆部在该湖的东北部。两部在原因不明的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一位咄陆部可汗，他的名字也叫咄陆（638－651年在位），在一段时期内曾企图重新统一两部，此后，他大胆地进攻中国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是唐将郭孝恪在古城和今天的乌鲁木齐之间的博格拉山附近打败了他（约642年）。此外，唐太宗支持弩失毕部反对咄陆，这位疲惫不堪的可汗只好逃往巴克特里亚，不再出现于历史上。
贞观八年，唐太宗诏唐军征讨吐谷浑，大获全胜，随后拥立亲唐朝的慕容顺为可汗。同时，唐太宗担心他“不能静其国”，乃遣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之声援。唐太宗之所以要在征服吐谷浑之后扶植一个亲唐派执政的政权，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解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二是仍让归附的吐谷浑居其故地，作为唐西南边境的屏障。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借此以解决整个西南的边境安全问题。当然，随着后来吐蕃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吐谷浑不足以抵挡来自吐蕃的进攻，这样一来，吐谷浑也就不能胜任唐西南藩屏之使命了。
在此种情形下，唐太宗全力支持吐谷浑，正由于此，唐太宗对吐蕃之侵扰实行坚决反击方针，最后，唐军大败吐蕃。
值得肯定的是，唐廷与吐蕃因文成公主和亲而建立起密切的睦邻友好关系，尽管这一关系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在当时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这是唐太宗在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上的一个较成功的事例。唐、吐谷浑、吐蕃的关系趋于正常化，这正是太宗联近抗远、服近慑远之制衡策略获得成功的生动而有力的证明。
平定高昌，保卫丝绸之路
西域地处中西要道，北接强大的游牧部落，南邻青藏高原，位置非常重要。早在西汉时期，为抗击匈奴，汉王朝就执行“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大力经营西域。汉宣帝神爵二年，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区。西汉末年，汉王朝无暇西顾，匈奴卷土重来，至东汉初年，匈奴完全控制了西域。他们屡寇边境，攻略河西，使得河西诸郡城门为之昼闭。西域俨然成为匈奴南侵汉朝的后方基地。若想保住河西，则非得控制西域不可。西域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地缘战略地区。
唐太宗在位期间，西域面临着来自南面吐蕃、北南西突厥的威胁。唐太宗非常重视经管西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着眼于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联系，改变唐在西域被动的地缘态势，为最终牢固控制西域创造条件。唐太宗采取和平地缘方式与西域诸国交好，使他们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保持均衡现状。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唐与高昌之间却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利益上的分歧，最终导致双方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高昌地处河西走廊与西域交接处，控制西域出入中原之要道，“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如果从军事地理上看，高昌是西域通向中原的必经之路，是联系西域与中原的纽带。高昌失则河西危，河西失则关中危，此种利害关系对于熟悉边情且当初曾领兵平定陇右、统一西北的唐太宗来说，当是再明白不过的。
公元460年以后，因为内部纷争不断，高昌国王宝座被张氏、马氏和麴氏等统治者先后占据，其中麴氏统国高昌的时间最长，大约在一百四十年左右。这期间，高昌国不但经济发达，而且，佛教也空前繁盛。据说，当时高昌城三万多居民中，居然有三千多人是和尚。十比一，根据这个数字不难想象昔日高昌城中香烟缭绕的佛事盛况。
公元629年，唐王朝立国不久，河西一带设防极严，百姓不得擅自西行。这一年“唐僧”（玄奘）正好二十九岁，他混出长安城，欲往“西天”取经。由哈密向西，来到高昌城，好运气便来了——他遇到了佛教的极度狂热者高昌国王麴文泰。麴文泰亲自与王妃、儿子和侍从出宫接迎玄奘，还拿自己的脊背当台阶，让玄奘踩上去给众人讲经。
兴许是玄奘被国王的这份虔诚之心感动了，讲得“出彩”了些，麴氏下令要玄奘永远留在高昌王国，为自己和高昌国的臣民们永远讲经。一心想要去西天取经的玄奘哪会就此半途而废？经过一阵子苦思冥想，他决定绝食，以死相逼。
几天后，他气息微弱，奄奄一息。这招着实吓了麴氏一跳。吓过之后，麴氏感动了，为玄奘颁发“通行证”，送给玄奘许多盘缠，放玄奘西行，恳请玄奘取得“真经”归来之后，在高昌留住三年，继续为他和他的臣民讲经。为进一步加深与玄奘的感情，麴氏决定与玄奘结为拜把子兄弟，声称自己的“江山”有玄奘的一半。可惜，十八年之后，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高昌国已经被唐王朝灭了，岁月没有给他与高昌国王麴文泰叙旧的机会。
玄奘离开高昌的第二年，麴文泰亲自去长安朝见唐太宗，这次旅行，使他认识到了内地与高昌距离遥远，艰险多阻，唐王朝能量再大也不可能威胁到高昌。所以，他公开和唐朝决裂，并且说：“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活岂！”
这段话是公元639年，唐太宗李世民派出使者，历数高昌与唐王朝对抗的事实后，麴文泰给使者的回答。这段话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是天上的鹰，我是地上的野鸡，你是家里的猫，我是洞里的鼠，我们各干各的事情，不是也很快活吗！言外之音是，你再厉害，但你能管着我吗？
但他似乎没有想到，唐太宗这只“鹰”或“猫”，与其他的“鹰”和“猫”多少有些不一样，听了“雉”或“鼠”的这番话，“鹰”或“猫”勃然大怒了起来。次年，唐太宗命侯君集率领大军讨伐高昌。
唐征讨高昌的直接起因是高昌为贪图私利而控扼道路，进而影响西域各国向大唐朝贡。根据史书记载，可将唐出兵理由归为五点，也即高昌在以下五个方面触犯了唐王朝的利益：遏绝西域朝贡、与西突厥联合攻打伊吾等小国、蔽匿奔高昌之中国人、朝贡脱略、无藩臣礼。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唐对西域的统治，也损害了唐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声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维持西域势力之均势，保证唐对西域的有效控制，攻打高昌，势所难免。
唐太宗出兵攻打高昌，也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随着唐朝国势强盛，国威远扬，唐王朝的商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并向周边延伸。隋时对西域之商业，以张掖为中心，长安、洛阳为总汇。唐时以武威为中心，“西控西域，北控回纥，南控吐蕃，为自陇以西之军政重镇。而其时安西入西域道之交通又极发达，凉处要冲复为回鹘、吐蕃贸易之所，故形成一大商业中心，元宵之夜，灯树万点，赛于长安，其盛可知，度其繁盛，恐仅次于荆、扬，而在幽、广之上”。由此看来，唐太宗经营西域，虽说是为了远扬国威、慑服西夷，同时也有向周边开展商业活动的考虑。
唐讨伐高昌，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屡屡跟唐对立的西突厥与高昌结成盟国，不仅共同遏绝往来西域的商贾行李，而且攻打内属唐朝的西域小国。史载：“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西突厥是远比高昌更可怕的潜在对手，其与高昌结盟，更增加了西域地区的不稳定性。为最后打击西突厥计，首先需断其右臂、除其盟友高昌，而后向前推进，俟时机成熟，歼灭西突厥。
通过一场大战，高昌大败，而自称“雉”或“鼠”的麴文泰死后，他的儿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麴氏在高昌为王的历史从此结束。
陷入泥潭的高丽战争
从位置来看，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唐不接壤；从距离上讲，是三国中离唐最遥远的，其北面是高丽，西面是百济。唐之所以扶植新罗，正因为新罗居于高丽、百济的侧背。新罗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高丽、百济的一种牵制。即使新罗暂无力量发动进攻，终究是高丽、百济的后顾之忧。正因有了新罗这一盟友，才使得高丽、百济有所顾忌，不敢倾其全力、明目张胆地出兵攻唐。百济视新罗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便有了百济对新罗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