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好办事，这句话一点儿都没错。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游说英国政府，使其成为英国在北美地区的利益总代理。它垄断了北美地区的茶叶运销，其输入的茶叶价格低廉，使其他贩卖“私茶”的商人无法生存。这件事引发了北美地区民众的愤怒，因此爆发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1789年4月30日，美国宣布成立联邦政府，产自中国的茶叶竟然促发了美国的独立。随即英国取消了美国在英国所有殖民地范围内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
为了打破英国的经济封锁，扩大海外贸易，美国人决定到远东碰碰运气。1784年2月，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港鸣锣出发。“中国皇后”号，这是一个多么直白的向中国致敬的名字。商船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再经印度洋，远涉113万海里历经半年抵达广州。船上满载了40余吨的棉花、皮货、胡椒等商货，返程时装走了数百吨的茶叶、瓷器、丝织品以及漆器等中国物品。
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到中国做生意则晚了将近一百年。但他们的收益是丰盛的，返航回到美国后，船上货物马上被抢购一空，据称连开国总统华盛顿也忍不住购买了一只绘有龙纹的茶壶。纽约的报纸也详尽报道了这次神奇的航行，据估算，此次远航船主赚了3万美元，获利高达15倍。那些日子里，所有美国人都在谈与中国贸易的话题，广州的英文名称——Canton，几乎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在美国并无东印度公司一类的特权机构，贸易是在平等条件下向所有人敞开的。所有人都希望能去广州捡钱，“只要有能容纳5个人的帆船，就在计划到广州去” 。这并不是说笑，不久之后，一艘名叫“实验”号的货船出现在了广州港。对于一艘吨位只有84吨就敢漂大西洋的货船来说，美国人追求财富的冒险精神可见一斑。据统计，从“中国皇后”号开始至鸦片战争前夕，共计1004艘美国商船来华经商，数量仅次于“海上霸王”英国。
发生在近代历史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故事，生动地呈现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全球化的新时代即将来袭，而它的桅杆已经在地平线的远端露出端倪。黎明时刻来临了，拥有巨大消费者市场；巨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商品；勤恳并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商人集团；至少表面上还获得尊重的政府……无论哪一点，都预示着东方的中国将成为这次全球化时代的最大受益者。
但悲剧的是，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建造起了一个独特的、封闭的自治社会，这一社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统治，自满自足的社会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贸关系。事实上，他们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笼统地将欧美国家称为“蛮夷”。即使当以千计的帆船载满白花花的银子叩击紧锁的国门时，“广有四海”的皇帝仍然无动于衷，拒绝一切的变化。这个国家只剩下了故步自封的高傲。
0显然，美国人的“插足”以及中国政府苛刻的贸易限制，让英国东印度公司既头疼又愤怒。为了扩大利润额，避开“十三行”的价格围墙，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一个精通汉语且能说闽南话的英国人洪仁辉（James Flint）到福建泉州和浙江宁波从事茶叶和丝绸生意，这两个地方一个位于武夷山产茶区范围，一个地处中国纺织业最繁华的江南且是龙井绿茶的主产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之外的贸易日增，影响到了广东海关的税收，在两广总督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把浙江海关的关税提高了一倍，却依然没有有效遏制英商北上的冲动。
1757年，乾隆下诏关闭福建、浙江、江南省（辖江苏、上海、安徽地区）三地海关，距离紫禁城最遥远的广州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不甘心的洪仁辉给清廷写了一份请愿书，提出多埠贸易。乾隆皇帝对蛮夷的鲁莽行为十分震怒，认为这是对大清“一口通商”政策的蔑视。他下诏将洪仁辉“在澳门囚禁三年，期满逐回本国，不许逗留生事” 。 洪仁辉吃牢饭，而替他代写请愿书的中文老师则更加倒霉，被按了个“为夷商谋唆”罪名而处死了。
这种将贸易限于广州一地、行商垄断贸易、中外交往由行商居中转达等对外贸易管理体制被称为广州体制。广州能成为唯一通商口岸，并不是两广总督写给皇帝的“内参”威力大，而是因为“偏远”的广州离京城远而离南洋近，天高皇帝远，即使出点乱子也不会影响到政府稳定。另外，皇帝心里也有本小九九账目，广东海关隶属于清朝的内务府，所谓内务府就是管理皇家大小事务的总机构，是皇帝的生活秘书。换而言之，海关收入的银子全都进了皇室的私家腰包，广州成了“天子银库”。当然，十三行的行商也从广州“一口通商”及垄断贸易的“公行制度”中爆赚，一首当年流传下来的《岭南乐府·十三行》中描述道：“粤东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阑粉白旗竿长，楼窗悬镜望重洋。”由此可见行商的富裕。
在广州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通过贸易特权，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仅在国内拥有房地产和茶园、店铺、钱庄，还越洋到美国投资铁路、股票和保险等业务，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此外，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有时东印度公司资金周转不灵，经常向伍家借贷。全盛时期，伍秉鉴名下资产多达白银1872万两，俨然已是世界超级富豪。2001年，伍秉鉴与比尔·盖茨以及成吉思汗、和珅等人一起，被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为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在入选的6名中国人中，伍秉鉴是唯一一个靠经商发财致富的“平民”商人。
0面对如此巨大的一块肥肉，政府官员的“红眼病”又犯了，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种种中央与地方、洋行与外商之间就海关税费、官吏腐败、贸易垄断之间的纷争与博弈，几乎伴随了整个十三行一百多年的外贸兴衰史。
1792年9月，英王乔治三世派他的表兄马嘎尔尼勋爵组成官方访华使团，访华的目的是为了说服清政府放弃或改变广州贸易体制，“取得以往各国未能获得的商贸利益与外交权利”。皇亲国戚的马嘎尔尼并非是泛泛之辈，他曾先后任驻俄国公使、加勒比岛屿总督和印度马德拉斯省督，是个出色的外交官。
为了访华成功，英国政府用了一年的时间，耗巨资采购600箱他们认为最好的礼物准备送给乾隆皇帝。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驶进广州港的103年之后，马嘎尔尼乘坐着英国当时最先进的配备64门巨型火炮的军舰“狮子”号，炫耀着武力驶向中国。随行的使团共计800多人，其中包括外交官员、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军事学家、医师、工程师、画师、技师以及一支卫队的军官和士兵。
浩浩荡荡的使团舰队绕道好望角，经过10个月的航行终于抵达舟山海域。看到一船的礼品，地方官员就认为西洋鬼子是给皇帝祝寿进贡来了。乾隆听说人家这么远赶来为他祝寿，也很高兴，就同意马嘎尔尼去北京见他。
严格意义上说，马嘎尔尼使团的到访是中英两国在官方层面的第一次“非亲密接触”。尽管英国已经和中国做了一百多年的生意，可是没有一个英国人能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自由行走。他们依然沉浸在《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世上最美、人口最多、最昌盛的王国”而让人产生的遐想之中。然而，马嘎尔尼使团在赴京路上的所见所闻无情地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当时马嘎尔尼的助手、使团副使斯当东在日记里，详尽记录了他眼中的乾隆盛世境况。清政府官员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他们明显缺衣少食，瘦弱不堪。“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稍有怠工就会被官兵随意鞭打，“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除了逃跑没人反抗。在多次目睹到体罚平民的迫害后，英国人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写道：“中国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规矩的影响下所受的扭曲几乎是彻头彻尾的……虽然他们生性和平、顺从和胆小，但社会状况以及法律的滥用让他们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残酷。”清代统治者追求的是国民的顺从、软弱，甚至愚昧，其治国方式依然停留在简单而粗暴的各种压制手段上，而对国民的尊严与现代国家的开放毫无兴趣。
1793年9月，在经历一整年的旅行后，马嘎尔尼使团从天津入境抵达承德避暑山庄。在准备拜见乾隆皇帝时，分歧产生了。清朝礼部官员要求马嘎尔尼见中国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马嘎尔尼断然拒绝叩拜，最后和珅出面相劝也没有解决矛盾。多番交涉后，乾隆“大方”地没有要求他们双腿下跪，同意单膝下跪，唱个大诺了事，权当外夷族人没教养不懂礼仪。
乾隆看到了英国送给他的礼物，其中包括标有世界各国位置的地球仪以及精致的钟表、望远镜、气压计、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等各种精密机械和科学仪器……此外，使团还奉送了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和30多支当时技术领先的毛瑟枪、榴弹炮、装备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马嘎尔尼希望这些蕴含着即将引发世界沧桑巨变的科学技术、发现成就能“讨好”乾隆皇帝和各级官员。谁知，乾隆对这些礼物几乎是不屑一顾，更没有人意识到这些枪炮的潜在威胁，这让马嘎尔尼像一个街头遭冷落的艺人般尴尬。
最后，这些精心挑选的礼物都被当作好看的摆设陈列到圆明园里，有些甚至放了一百多年都没有拆封，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又原封不动地被抢回欧洲。
除了礼没送好，双方在贸易通商方面也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英方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新的贸易港口；申请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用于存放商品；允许可长年住在广州以及活动自由；希望中国有规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让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等等。这些要求，最终都被乾隆皇帝以“与天朝体制不合”为由回绝了，连贸易要求也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让他们卷铺盖回家。
京杭大运河在西方被称为“帝国运河”，1793年秋天马嘎尔尼使团沿运河南返之时，他们留下了大量关于运河及其沿岸社会情形的文字和图像记录。这些记录一直成为鸦片战争前，欧洲特别是英国人了解大清帝国腹地的重要来源。英国希望直接通过与清王朝最高领导人谈判，打开中国大门，开拓东方贸易市场的想法破灭了。1793年10月7日，和珅向使团交呈了乾隆的回信和回礼，马嘎尔尼只得无奈离开北京。使团没有从天津港上船走海路回去，而是选择了经京杭大运河南下。他们几乎游历了中国沿海东部。过江苏、渡长江、抵杭州，富庶的杭嘉湖给了马嘎尔尼深刻印象：“上帝慷慨地将气候、土壤和产量这些优势毫不吝惜地赐予这个地方。在我们眼里，这个国家的长江两岸像一个连绵不断的大村庄，十分美丽富饶。”
旅途中，在紧靠长江，居苏州府和杭州府两个城市之间的位置，他们得知了一个地名：松江府上海县。一个处于长江入海口的城镇，那里离海不远，盛产棉花与布匹，不但供应国内，而且远销国外，周边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在商业方面都很有规模，尤其在上海县城，来自福建的船源源不断地驶入，另一些帆船则从那里出发到日本去做生意。这是英国官方人士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上海。此时的马嘎尔尼已经敏锐地注意到江浙沿海地区的通商价值，以及上海地区在中国的重要地位。
1793年11月9日，使团来到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誉为“天堂之城”的杭州，在这个“世界最美丽华贵之城”，马嘎尔尼记录到：“城市周围非常美丽，镶嵌着一个巨大的湖泊，依傍着一条大运河，还有大大小小的河道，并不陡峭的山丘一直耕种到山顶。桑葚园、低矮的果树点缀其间，橡树、水榆、樟脑树华盖遮天。”
一个月后，马嘎尔尼使团回到广州，又在澳门停留了3个月。1794年3月17日，带着乾隆回赠英王的礼物，马嘎尔尼心情抑郁地返回伦敦。耗资巨大的外交彻底失败，让英国当局非常尴尬，碰了一鼻子灰的马嘎尔尼，作为使者更是颜面尽失。他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愤愤评论道：“中国自满洲鞑靼占领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进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马嘎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成为了中外交往史上的分水岭，此后批评中国成为欧洲中国观的主旋律且延续至今。其实英国使团并非毫无收获，他们在华逗留期间，收集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中国并不富足，穷人很多；国家既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合理的审判制度；官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清兵的装备虽然有火枪和大炮，但海防的炮台与士兵简直是摆设，大炮不但射程近而且还不能瞄准、不能升降……这些见闻、笔记和图画资料被整理出版广泛传播。
在详细而深入了解中国之后，马嘎尔尼留下了一番经典的论述：“中国只是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它之所以在一百五十年间没有沉没，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它使周围领船害怕的地方，不过是那巨大的躯壳，一旦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和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即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这种当时看来颇为荒诞的预言，在经历了百年风云变幻后，才不被视作无稽之谈。
这是“两个文明的冲突”，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说过，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英格兰人与满洲人，这两个地处世界两端的民族，一个击败了西欧强国主宰着海洋，一个统一了东亚广袤的腹地，自诩为天朝上国主宰大陆。他们在千年大变局时代相遇了，他们都盛气凌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霸主，都试图处于领导地位，将自己的观念准则强加给对方，于是，这种接触的失败是必然的。
又过了二十三年，1816年英国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再次派遣由阿美士德伯爵率领的使团出使中国。这次出使的目的，与当年马嘎尔尼的要求如出一辙，要求清政府放松对商贸活动的管制。此时，嘉庆皇帝已经接替了乾隆的皇位，喜怒无常的嘉庆比他父亲做得更绝，不仅礼物全部退还，甚至连面也不见就把英使团“劝”回老家了。其中，有两个很小的细节值得一提，一个是尽管访华失败，但这位阿美士德后来当上了印度总督，光荣隐退，日后，“阿美士德”这个名字将成为造成上海滩“堤坝决口”的第一只蚂蚁；另外一个是访华团的副使，是当年记录游记的斯当东的儿子。前后两辈人的际遇，恍若一个故事的两个翻版。
又过了二十多年，当英国议会以投票决定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时候，两鬓斑白的小斯当东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认为：中国人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上海，这座新矗立而起的海边城市，被鸦片侵蚀出一个血腥的缺口，那些从海上呼啸而来的舰船，犹如蚂蝗一样从这个撕开的口子，贪婪地吮吸中国的“鲜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