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的鸦片贸易】
随着中国茶叶的流入，18世纪初欧洲人兴起了喝下午茶的风气，此前欧洲人的无酒精饮料除了咖啡只有白开水，茶渐成全民饮品。其中，英国是欧洲饮茶习惯最广泛的国家。据可考资料显示，伦敦工人大约花费家庭总收入的5%用以购买茶叶，茶成为像烟叶一样无以替代的消费商品。为此，英国政府也向进口的茶叶征收100%的货税，成为英国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政府领导下，几乎垄断了对华贸易并赚得钵满盆满。随着英国人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发去中国的船舱体积不断扩大。为了尽可能垄断中国茶叶进口业务，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国内市场的介入者和走私者展开竞争，每年预付数以万计的银两给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确保预订到福建、浙江、安徽等地茶叶批发商的茶叶，由此形成市场垄断。
但这种垄断说破天也仅仅是二道贩子，只有绕开十三行到新的通商口岸直接与产茶商交易，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对于哪里可开辟为新的通商口岸，早在1755年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便曾派出几批人员，在闽、浙沿海试探性寻觅了。他们注意到了长江口的上海。当年，马嘎尔尼来华驻扎舟山以及顺京杭大运河南下时，就发现上海是个极好的做生意的地方。
这时候，一个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的普鲁士籍传教士，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心“开发”上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甚至还精通闽、粤方言，这让他能够毫无障碍地在中国“深入基层、体察民情”般搜集情报。1831年6月，郭士立曾乘坐贩运鸦片的“顺利”号货船，途经福建、浙江、山东，沿中国海岸北上直达天津、辽东半岛附近。
同年8月中旬，帆船路过上海外滩时，郭士立称上海是“南京和整个江南省的贸易中心，是中国国内贸易的主要商业城市”。郭士立的这篇航行报告被东印度公司发现了，加上此前东印度公司聘请专家做的《关于在中国开辟新口岸计划的评论》中认为，上海口岸特别重要，它“紧靠长江，位置优越，集中了许多商贸港口的优点”。于是，东印度公司高度重视上海，决定邀请郭士立参与，对上海再进行一次更详细的“考察”。
1832年（道光十二年）2月26日，东印度公司租用“阿美士德”号商船，从澳门出发自南而北，对中国沿海的地形、港口深浅、国防设施进行情报收集，为掩人耳目，船上载着棉布和棉纱等货物做幌子。6月20日，船驶抵上海吴淞口，郭士立等人换乘小艇，驶入黄浦江，登岸进入上海县城，充分考察了上海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这场大摇大摆的间谍活动的结果是，上海最终被定为《南京条约》中五个通商口岸之一。
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了“大池塘”，却还没待“撒网捕鱼”就发现自己的网要被收走了。闻见腥味却吃不到鱼的其他英国自由商人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十分不满，他们向政府提出了废除东印度公司特权的要求。1833年12月，广州《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刊登了一篇英国人的文章，文章写道：“百年来东印度公司在对抗清政府的禁令上胆小怕事、只懂得卑躬屈膝。”作者要求英国政府派出代表，采取强硬态度与中国官方交涉。随着抗议呼声高涨，东印度公司垄断局面被打破是早晚的事情。商人的努力在1834年获得了成功，同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享受的垄断特权正式宣告结束。
一位在广州做贸易的英国商人在一封私人信函中称：“1834年4月本国贸易的开放，将形成广州史上的一个大时代。”不过，就广州商贸本身而言，1834年并没有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尽管破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市场垄断，但英国商人仍需面对中国十三行行商的货源垄断，另外还有勒索成性的贪婪官员。还有，当新的自由商人加入，势必使大量的英国货涌入中国市场，从而在广州造成无限制的竞争。
英国政府决定在广州设立“驻华商务监督”，作为代表英国的官方机构。这是个不小的改变，意味着英国由东印度公司以商业利益为前提的对华关系，转变成了政府间外交贸易的对华关系。上院议员、前海军军官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男爵被提名担任首席商务监督。
有趣的是，此时赋闲在家的律劳卑主业就是养羊，这次他要牧的不是普通的羊羔，而是一群流着口水的“恶狼”。1834年7月，这个海军军官出身、性格暴躁、无外交经验、对中国缺乏了解的养羊业主带着妻子和女儿抵达澳门。但中国方面却并不认可洋鬼子的商务监督，因为外国的政府官员来中国只能是上贡，剩下的都是商人，于是广州的总督拒绝会见，要求不得进入广州，只能停留在澳门。
律劳卑极端蔑视清政府和“天朝的野蛮人”，他强硬地对中西交涉往来和广州体制发起正面挑战。双方剑拔弩张的僵持逐渐升级，火药味十足。尤其是1834年9月7日，英国的两艘战舰闯入珠江强行通过虎门炮台，与清军发生了相互炮击，史称“虎门之战”。英国商人也决定采取一致的抗议行动支持英国政府，中国方面便中断了英国商馆的日常物资供应，此外还勒令为商馆服务的中国人离开，否则就抓进大狱吃牢饭。
清政府的霸道行为，让英国商人的种种不利环境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可怜的商务监督历经磨难，终究一事无成。长期过于紧张的情绪，加之广州炎热而潮湿的天气，让律劳卑难以适应，回到澳门后就一病不起，最后因疟疾而客死在澳门。一些英国商人集资500英镑为律劳卑在澳门刻了块纪念碑，也算是对这位首任驻华官员的纪念。
对于“油盐不进”的清政府，随着了解的增加，英国商人的态度开始发生质的转变。1833年12月，英商哥达德（J.Goddard） 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对华自由贸易》的文章，集中阐述了来华商人对中西关系的看法。文中提出，清朝已经漂浮在表面平静无波、实则暗潮汹涌的海上。要想打破广州贸易体制，建立在华“自由贸易”的新体制，就需要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一个不受中国管辖的商业和军事基地，派军舰驻扎，对实际上“虚弱”、“面临崩溃”的中国形成威慑。这个基地应设在“中国海岸的中间地带，或是靠近北京”，英国舰队可以由此轻易地封锁黄河和对北京至关重要的大运河，以“产生非常有力的后果”，这对于“消失了军事性格”的中国人来说，是很有用的。
可以说，哥达德的观点代表了当时英国商人中主张对华强硬者的声音。当公开的正常商贸遭受阻碍时，非法的黑色交易就会四处横流。在中国恶劣的贸易壁垒环境下，英国人找到了一种可以快速盈利，并且获得交易主动权的商品，那就是导致大清朝“天地色变”、国运陡转的鸦片。
其实，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就从丝绸之路将提炼鸦片的罂粟传进中国，它含有的吗啡被制成治疗疼痛的药物。17世纪60年代，闽南一带的富商把鸦片混在烟草里吸食，并由此发展出各种吸食的烟具和讲究，它还有个好听的名称叫“芙蓉膏”，显得很有文化。早期，鸦片属于奢侈品，既有文化品位还属于“白领”消费，奢靡官员、沉迷享受的贵妇人都来吸食，逐渐成为了一种时尚流行。
现在的人都知道鸦片不是好东西，只要一吸食就能让人上瘾，人也会变得面黄肌瘦、萎靡不振。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记载，这年输入中国市场的鸦片还只有200箱（一箱约65公斤）。谁知，禁令一下吸的人更多，1796年雍正的孙子嘉庆皇帝再次重申取缔进口和种植鸦片，此时鸦片的年销售量已经4000多箱了，而吸食者多达10万余人之众。皇帝的一纸禁令成为空文。
有消费就有市场，有市场自然就有提供商。1818年，英国科学家研制出了更为廉价、药效更强的混合鸦片，它一出现便迅猛地在中国泛滥。向来以绅士标榜的英国人当然知道鸦片就是毒品，但在诱人的利益面前，商业道德成了遮羞布，而鸦片烟成了英国向中国输出的“拳头商品”。
慑于清政府的鸦片禁令，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开表示“为免牵连公司业务”，禁止辖属船只贩运鸦片，可是实际情况是，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权转让给了持有该公司经营航运执照的走私快船去做，最后的销售则由中国的代理商完成。鸦片利益链的最后一环，竟然是中国商人，他们的懦弱和赚钱本能无意中让他们扮演了“国家掘墓人”的角色，这正是这场罪恶交易最为悲剧的一点。
做鸦片生意的“窑口”通常拿钱到外国商馆付清货款，然后驾驶一艘小船到停泊在伶仃洋的商船上提货。清道光年间，在广州珠江入海口，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海面上游弋着上百只走私艇，其繁忙景象令人吃惊。其中，一些黑帮也在这里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从来就不缺这种人的鬼魅身影，日后的上海滩也同样将上演黑帮大亨江湖恶斗。
当然，皇帝的话不能当做屁给放了。清朝水师还是出动了缉查鸦片走私的巡逻艇，艇上也有背着火枪的官兵，他们当中很多人也是“大烟鬼”。于是，一幕幕类似的情景就出现了：巡逻艇开到商船边，船上的外商熟练地向巡逻艇上的领导扔去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小包。官员娴熟地伸手接住，掂掂分量，装进口袋，然后挥手吆喝一声“上船检查”。几个小兵装模作样地上船“仔细”检查了一番，然后回来报告：“没有鸦片。”
清朝的统治机器运行了两百年后，开始生锈了，“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差役、兵丁，各种级别的稽查最后都被买通了。有时开向广州港的鸦片走私船直接插着“粤海关”的旗号，水师巡逻艇上的官兵知道，这艘船是受他们上司“保护”的，又岂敢过问。
鸦片从广州登陆后，向东运往福建、浙江，向西运往广西、贵州，向北运往河南、山西并直达京城，沿着中国的河流，非法的鸦片交易像毒蛇一样蔓延到大清的每个城镇。在这张庞大的鸦片销售路线图的顶端，则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它在殖民地印度大面积种植罂粟，然后制成鸦片贩运到中国。
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失去中国贸易垄断权，于是私人投资鸦片生意暴涨。此后的四年时间，英资洋行从66家增加到了156家。鸦片，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商品。毒贩如蝇群而来，除了从英国、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到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了可怕的4万多箱，比1834年翻了一倍，其数量已经足以供1000万个瘾君子吸食。
鸦片泛滥逐渐让另一个可怕的真相显露狰狞，那就是白银外流。19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贸易还是顺差，每年有2600万两白银流入，但是从1826年开始，鸦片消费让中英贸易平衡发生了惊天逆转，到了19世纪30年代，仅广州一地，每年流出的白银就高达3000万两。清朝每年出口的大量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已经不够抵偿进口鸦片所需的银两了。
清朝的货币是复本位制，铜钱用于日常小额交易，金银支付大笔款项，当时大约一千枚铜钱可兑换一两白银，政府不参与调控，银价按需变动。货币复本位制的最大问题是，这种制度要求银铜有一个确定的兑换比价，如果兑换价按需变动，受供求的影响比如发现一座巨量的银矿，就足以改变银铜的市场比价，从而给整个货币市场造成混乱。
此时的清政府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大量白银外流，致使银铜汇价变动，1500枚甚至1600枚铜钱才能兑换到一两白银。这就意味着，农民从地里辛苦刨来的几个铜钱还没用就贬值了。鸦片不仅在损害瘾君子的身体，更在蚕食农业社会的国体。一向稳如泰山的中央财政遭到巨大威胁。
如何纠正白银外流，解决贸易平衡？除了扩大其他商品的贸易规模，代替金银的输出之外，另一办法是改变用现银支付的方式，发展如银行汇票一类的金融服务，将白银留在中国。可惜，当时的天朝官员只知垄断和限制，对于这种现代金融观念是不可想象的。
英国人一边倾销鸦片，另一边又试图摆脱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依赖。因为中国人出口的茶叶越来越劣质，一些茶商甚至往茶叶里掺泥土和沙子，搞得英国人苦不堪言。于是，他们再次想到了盛植罂粟的印度，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他们成立茶叶公司，颁布开垦法案，驱逐原住民，砍伐山林，种植茶树，同时还投巨资建造通往港口的铁路和公路。事情的结果是，从此至今，印度取代了中国成为欧美市场的茶叶主要供货基地。
贸易的天平已经倾斜，而问题又陷入僵局，怎么办？此时，被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登场了。他写“内参”给道光皇帝，提出了鸦片可以亡国的警告：“如果再不禁烟，中国将没有可抵抗侵略的兵勇，也没有充作军饷的银子了。”看到国库的银子见底，道光皇帝也慌了，他决定派湖广总督林则徐南下禁烟。
1839年农历正月，带着皇帝的圣旨，这位“正部级”钦差大臣没和地方官员打招呼就进了广州城。雷厉风行、志筹满满的林则徐，所能想到的就是展开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禁烟运动。他准备从三个方面斩除鸦片毒瘤：一是强制让瘾君子戒烟，否则就严刑关押；二是粉碎鸦片贸易网络，严惩烟贩；三是没收国外供货商的鸦片，迫使他们承诺永不再贩运鸦片。
林则徐的到来，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拥护，他们对鸦片毒害早已怨声载道，于是自发协助钦差大臣与鸦片贩子斗争，感动涕零的林则徐说：“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
初始，林则徐查封烟馆，逮捕烟贩，强制吸食者戒烟的措施落实有效。他知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便派兵封锁了黄埔一带江面，并包围了洋馆，并且断绝粮水供应。他向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发出通牒：所有外商必须在3天内交出全部鸦片，并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