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们的目标很快从兵器制造业扩展到发展工业，从采用新技术到学习新文化过渡，就这样孕育了自强的洋务运动。因此，在机械制造之外，江南制造总局还附设了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以介绍西方知识，以及培养国家工业的“制器之人”。这里成了当时西学传播的一个中心，其影响绝不亚于江南制造总局本身。
1869年，广方言馆被搬入江南制造总局，与局内翻译馆合署办公。学馆新址在江南制造局西北隅，共有楼房、平房共8座74间，楼上24间为翻译馆，楼下及平房50间为广方言馆。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黄浦江畔的制造总局原址上举办，在主会场北片场馆路边，人们仍然可以见到的那幢大红楼，就是广方言馆遗址的一部分。大国的复兴梦想，竟然在此巧合际会。
事实上，洋务运动仅仅只是几个先进官僚的变革主张，而不是朝廷的国家政策。他们没有领导核心、没有完整计划与统筹、彼此又未能通力合作，而且局限于改革军事，只看到西方“船坚炮利”却忽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结果形成了一个缺乏规划的不全面的现代化运动。
再有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加之国家领导人见识不足，“西洋新学”在中国的发展、进步极其迟缓。
北京的同文馆，虽然参照西方办学模式，同时聘请饱学的西方人士担任“教习”，试图对传统教育有所改革，但腐败的官僚作风和衙门习气，却全盘被搬到“学堂”里面，从教习、总教习、提调、帮提调、专管大臣、总管大臣……层层统辖，一派衙门作风。再者，翻译在当时社会还只能谋利，却无法立名，为一般士大夫所不屑，学而优则仕依然是寒窗学子认定的正途。
当然，北京、上海、广州的同文馆，以及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对150年前的国人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文化，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端。1872年8月11日，容闳率30名学童赴美留学，开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先河，其中就有来自同文馆的学生。
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就业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被选送到京师继续深造，日后担任驻各国公使或参赞、领事、翻译等职；二是到各种新式企业、教育等机构工作。无论哪种，都是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精通西文和西学的学生，在清末民初的外交、教育、实业领域中，大有作为的优秀人物多出于此。
尽管当洋务运动初起时，全国风气未开，初创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都曾受到习惯势力的抵制。但从总体上说，由于城市地位和角色的不同，上海广方言馆与身处北京的同文馆相比，不仅阻力要小而且生源充足。
在十里洋场讨生活，更多没有机会受正规西洋教育的人为了能与外国人沟通，无师自通所学得的洋泾浜英语，依然是不同国籍、不同地域的人普遍使用的语言。其实洋泾浜英语中有些翻译通俗易记，不仅中英文含义兼顾而且很形象。比如“瘪三”就是英语Begsir（乞丐先生）的翻译，以此戏谑叫花子之类的穷人；再比如“噱头”和“蹩脚”，最早是英语Shit（呕心）、Bilge（船舱底污水）的音译，此后意义不断被衍生，分别成为臭美、滑稽和低劣、差劲的意思。自此，大批外来词在洋泾浜开始传播。
除了传教士的教堂之外，近代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兴办新式学校；二是翻译西方书籍；三是发行报纸刊物。1873年2月，《申报》连载了广方言馆毕业生杨勋以民间竹枝词形式，调侃洋泾浜英语的《别琴竹枝词》，“别琴”即“皮钦（Pidgin）”的沪语音译。
“来叫克姆（Come）去叫谷（Go），是讲也司（Yes）勿讲拿（No）；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依坐，翘梯翘梯（Tea）吃杯茶。”这是《别琴竹枝词》里的一首，这样的竹枝词杨勋前后发表了近百首。“竹枝词”本是唐代乐府曲名，每首七言四句，形同七绝。这种易学易记，颇为符合当下“形象记忆法”和“快乐教育法”的作品，大受上海的市民绅商欢迎，以至于助推了《申报》的发行量。假若当时上海滩有畅销书排行榜，《别琴竹枝词集锦》必能荣登榜首。
1874年，杨勋的校友、上海道署译官曹骧，推出了一本《英文入门》的读本。他把宁波话注音改成了上海方言，可以说是《英话注解》的一种升级版。另外的不同之处是，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由正规外语学校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曹骧把英语知识从字母发音、词汇、语句由浅入深分为若干课，适宜英语教育和自习，可以说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语入门教科书。
此时， “洋泾浜英语”的流行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上海、广州，而是走出了国门，到达了南洋甚至美国。曾定居广州、香港的美国人威廉亨特，是第一位向世界介绍中国“皮钦语”的人。1825年，亨特来到广州，发现十三行街头在出售一本叫《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的册子，便注意到这种商业口岸的新语言。
1844年，亨特返回美国写成《广州“番鬼”录》一书，在书中专门辟章节介绍“广东皮钦语”。凭这种语言，十三行商人可以跟西洋人做成数额巨大的生意。亨特赞赏说：“我常常想，是谁最先把‘外国话’转变成了一种当地的语言？《鬼话》这本小册子才卖一两个便士，常见于仆役、苦力与店主手上。该书的作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独具匠心，应该名垂千古。为了纪念他，他的遗像应当供奉于文字之神的庙宇中，还要在他的祭坛上点起红烛，献上清茶。”
亨特不知道，继《鬼话》之后广州人还编了一本具有国际影响的“广东英语字典”——《华英通语》。根据存世的资料显示，这本或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商务汉英词典，编者署名“子卿”，从封面所印时间“咸丰乙卯”，可知该刊刻于1855年。当时，大量华工去往美国旧金山淘金，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底层劳动者急需一本实用语言工具书，以快速学会英语，因此《华英通语》刚付梓，便漂洋过海，流传到了美国。
1859年冬，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派出史上第一个访美使团去美国，新派学者福泽谕吉主动要求随团赴美游历。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日本同样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当时日本仅存的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1600年，一艘荷兰籍的贸易船漂流到日本西部海岸，从而开启了日本与荷兰交流的新纪元，此后荷兰是日本唯一与西方保持联系的特许国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853年美国海军“黑船”叩关。
根据“安政五国条约”的通商约定，横滨成为了日本的上海，允许外国人在此居留，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贸易。年轻的福泽谕吉到横滨游览，发现会荷兰语的他变成了“文盲”，连外国商店的招牌都看不懂，这给他的思想带来巨大冲击。当时整个日本没有一本可供学习的日英互译工具书，唯一可依赖的只有荷英对照的字典，福泽谕吉因此痛感学习英语的必要。
在旧金山，福泽喻吉买了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这是日本人引进这种辞典的开始。但如何准确地翻译和推广，困扰着福泽喻吉。离开美国前，福泽喻吉到一家中国商店买东西，发现店老板在看一本《华英通语》的书。这本用粤语标注读音的汉英词典，让福泽谕吉又惊又喜。九年后，福泽谕吉回忆说：“那时候，我实在高兴极了，好像获得了天地间无上的至宝。”
回到日本后，福泽喻吉立即着手翻译这本“洋泾浜”式的《华英通语》，他在中国粤语和英语对译的基础上，用日文“假名”注音，并在汉字侧边附上日语的翻译，费时4个月，编成了一本《增订华英通语》。该字典分“数目·生意·日常用语”、“人物·天文·地理·交通”、“食品·蔬果·动物·用具”三个部类，约收单词600个，成为当时日本唯一的英语入门书，极为畅销，连出了数版。日本人迄今仍然确认，《增订华英通语》是他们在英语研修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世纪60年代初，日本也有浓重的排外情绪，出现了类似中国义和团的“尊王攘夷”运动，不少崇尚西学的人被暗杀。福泽谕吉深感盲目排外的“攘夷论”的愚昧，决心大力在日本提倡学习西洋，他开的私塾由教荷兰文改教英文，是当时江户（现东京）唯一教英文的私塾。
1872年，37岁的福泽谕吉写出了他一生最大的杰作《劝学》。书一上市，立刻造成轰动，总销量达到340万册，当时日本人口只有三千五百万，其中许多人还不识字，其影响可想而知。在《劝学》中，福泽谕吉说了这样一句在日本影响极大的名言：“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在人之下也不造人。”意思是说，人人生而平等，谁也无需惧怕谁。福泽谕吉还主办了发行量很大的《时事新报》，将自己的政论刊登出来。
虽然福泽谕吉终生在野，但他以民间人的身份开办学校、发行报纸、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领域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他的肖像日后被印在了日本最大面值一万元的纸币上。
明治维新后，日本革除弊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誉满日本的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的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反思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在书斋里提出了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地区、再占领东北三省等一系列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这种军国侵略构想，对日本政治影响深远。
一本洋腔洋调的“洋泾浜”英语读本，改变了一个国家及民族的走向。日本人的拿来主义和模仿精神成就了日本，同样费了近一个世纪学习西方的中国，由于固守传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法形成推陈出新的思想。进三步，退两步，一心追求国家的富强，却始终没有在制度和思想方面取得突破，时喜时悲。
“读史可知兴替”，先进国家之所以先进，就在于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有新的发现，进而形成自己的价值思想；而后进国家之所以后进，就在于局限对世界的已有成见不能突破，循旧守缺以致创新停滞、制度僵硬。或许后知后觉也未尝不可，但如果需要一两个世纪方才知觉，未免也太过于迟钝了。
在中国商业口岸形成的“洋泾浜”英语，也受到了西方舆论的关注。
1875年7月25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题目是《清国人发明的“洋泾浜英语”》。文章的第一段写道：“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国家中，普遍地会发现‘天朝国民’把一种‘洋泾浜英语’掺进了现在流行的一些行话中。而我们从令人悲观的经验中得知，这些话很快就会被任命接受并成为一种语言的正式部分。”
语言的交流是双向的，华人通过中文注音学习英文，洋人也同样在模仿上海人的地方语言。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是上海话最早的研究者和“粉丝”，1920年美国传教士编辑出版了《上海话课本》；1950年法国传教士也出版了一本《上海话词典》，这本书可能是传教士留下的最后一部翔实的上海话词典。
上海租界较早的外文报刊《字林西报》，曾模仿“洋泾浜英语”的办法，辟专栏教外侨如何听懂上海话。其形式是左边列英文，右边列沪语，沪语下面再注英语读音，便于外侨拼读。例如，What is this？—— 第个啥事物？ What are you doing？ ——侬勒拉做啥？不懂上海话的外国人，通过英中对照再加上英语注音，就知道怎么念了。
洋泾浜英语集中地反映了华洋杂处的社会文化特征，存世近两个世纪之久，在近代对外贸易、外交和文化接触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通事用语，其影响深远，是文化交融、贸易交往的必要工具。
至20世纪初，“界河”洋泾浜早已被划入租界内，此时浜水污浊不堪，且河上各桥狭窄，造成交通不便，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共同协商后，决定填浜筑路。工期从1914年6月开始，第二年年底洋泾浜1916年填没后成为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图为
20世纪30年代洋泾浜景象。马路筑成，路面宽275米，命名为“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VII）。此后，路名屡经变化：抗战沦陷时，被改名“大上海路”；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又将其改名为中正东路；1950年5月，新中国最后将它定名为延安东路。
一条河变成了一条路，“洋泾浜英语”也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日渐式微。1845年11月建立的上海租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废除、收回主权的过程，被艰难地画上了句号。从开埠到废除，从设立租界到收回主权，这个时间跨度整整跨越了一百年，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租界没有了，洋泾浜那弯曲的河道和狭窄的桥梁也早已无迹可觅，但有一种东西却留了下来，那就是“洋泾浜英语”。曾有学者认为，整个大上海的繁荣，应部分归功于洋泾浜英语的流行和成熟。用现代的眼光看，以中文注音、毫无语法的洋泾浜话或许很粗陋，但对于中西交融的历史、语言变迁的发展，其功莫大焉。沧海桑田的历史，其实往往粗陋如斯，恰似那山野之花，自有其因缘际会的灿烂，不可轻屑。
“洋泾浜英语”在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用语中，至今仍存有影响，如习惯称屋顶上的天窗为“老虎窗”（Roof window）；“门槛精”是英语“Monkey”（猴子） 加上汉语词根“精”组成，“猴子精”成了精明的引申词；此外还有“腔势”（Chance）、戆大（Gander）、嘎三壶（Gossip），等等。
娱乐化的“新洋泾浜”英语日益盛行，不但充满创意，而且凸显白领化和商业化。如源自意大利的咖啡Cappucino，单词直译为“泡沫咖啡”，音译为“卡布奇诺”，但上海有人将此译成“加杯情浓”，婉转地将西欧咖啡文化与浪漫温馨结合在了一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