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里的革命呐喊】
19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人类社会发展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亚洲的东方，另一个是欧美的西方，在此以前这两个世界偶尔也发生交集，但以老大哥自居的中国，认为那些藩属是可有可无的，只知“剿夷与抚夷”而不知平等外交。到了19世纪，局势开始转变，此时的英、法、美等历经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对远东市场表现出了强烈的获取渴求。
当他们带着“狼人般的饥饿”漂洋过海来到东方时，中国对于他们显得十分诱人，它拥有无以替代的成瘾性商品——茶叶，有制作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还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商人集团。然而，历史的悲剧正根源于这里，当全球化的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决策者们无动于衷背过身去，拒绝一切变化。
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体系存在冲突性。最初，英国人的目的很明确，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商业纠纷，进而打开中国市场，跟中国人进行商贸交易。然而，在寻求平等通商关系不可得之后，一场因管制毒品买卖而引发的战争出现了。由于认知出发点的不同，那次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不论理由是什么，这终究是场强盗式的侵略战争。
任何一场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令人痛心的是，鸦片战争的致命伤还不是军事失败，而是失败后不力图革新，继续睡在天朝梦中。反倒是邻国日本深受刺激，开始转变观念脱亚入欧重新拜“大哥”，进行维新革命。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不只对中国影响甚巨，对日本也是一样，亚洲的近代史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的。
1845年深秋，英国人在上海外滩圈了一块地，建立了中国第一块租界。若干年后，人们看到了履行程序的一份所谓“租地章程”，这份充其量相当于今天地市级单位发的公文，上面只有光秃秃的23项条款，连个像样的标题都没有，内容直白而裸露。与事后的郑重其事相比，当时没有人能预见这份章程将会给后世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
西方的炮舰外交背后，是抵制中国传统的狭隘外交政策，最惠国条款最能体现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新关系，上海租界的迅速发展就是按此处理的，西方人打开了清朝的锁国壁垒。在所有国家中，只有中国在利益均沾中受损。
另一个最让国人“诟病”的条款便是治外法权，这也是租界的最大罪名之一。从国家主权角度看，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夺，但这恰恰是在清朝专制的格局中出现的一道缝隙。清政府无法对这里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清廷军队、官员不能随便经过，也不能随便入内抓人，维新派、革命派都看到了这点，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最后租界成了许多政治失意者的“避难”天堂。而这种聚集又与意识形态领域一些思潮的流入相呼应，使上海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各种“异端”思想的星火燎原地。
从1853年小刀会起义、租界实行中立开始，上海租界逐渐变成中国政治版图上的孤岛。在这个中央政府统治权力的治外之地，国际新观念的大量输入，让民众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和自由，上海第一次规模性地生长起中国历来所缺乏的初具现代特征的经济形态。从民族工商业、银行业到房地产业、新闻业、出版业……现代社会应有的现代城市形态，在这里急速孕育生长起来。
由于租界的存在，上海又在法律上出现了在原来官僚体制下所不能给予的某些公正，至少是程序公正，以及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避免了“凌迟、挖眼、割舌”等酷刑。这些法治理念，在清朝治下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此，这里也第一次成规模地培育起了中国人历来所普遍缺乏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契约意识……由此萌生了自由、多元的城市公共治理机制。“华洋杂居”的上海租界给旧时中国提供了一个市民社会的“模本”，这个结论似乎很有些匪夷所思，但事实确实如此。
租界是按西方模式兴建起来的城市，洋人还将西方的城市管理措施也移植了进来，使市政管理法制化、专门化。从理论或者意识上说，代表列强与中国签订条约的领事，是租界的最高领导人，但事实上，租界采用的是侨民自治管理模式，这些领事对租界的管治方式很少具有发言权。一开始，市政职能是由临时性质的“道路及码头公会”行使，1854年7月工部局设立，所有城市事务都被交到了这里，它是公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机构。
上海通商后，正值欧洲近代工业科技大发展时期，许多刚在西方出现的新事物很快就传到上海。1865年12月18日，上海南京路上出现煤气街灯，据称“光明如昼”，引得人们争相观看，啧啧称奇。时人不知原理，见其不用添油就能喷火，故称之“自来火”。煤气灯给上海夜生活注入了生机，后来沿称了近百年的“不夜城”之名，就是从上海亮起煤气灯开始叫响的。1881年，自来水在租界内出现，第二年又出现了电灯和发电厂。电灯比喷火的煤气灯更神奇，人们又争相来看。之后，电报、自行车、缝纫机、电梯等西洋奇器接踵而来，“见多识广”的上海人就习以为常了。
接触西洋器物的心态变化，很微妙地改变着人们对近代科技的认识态度。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人就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并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不仅是船坚炮利，还有科技、文化和制度。
开埠和租界的设立几乎颠覆了原有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社会秩序，黄浦江沿岸的洋行、银行、酒店，一点一点地改变着城市景观，将上海的发展带到另一个方向。如果说列强抢占上海滩只是拉开了强行催化的序幕，那么避难而来的移民则造就了城市的历史性变革。于是，华洋、城乡、农商之间，各种风俗与理念毫无界隔地混杂一地，传统城镇百姓与近代城市居民的差异、不协调性很快就表现出来，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在华洋共处的矛盾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开埠前，外滩一带是船工劳作的纤道，1868年租界当局挑土填滩建成了一个公园。在公园建成后十来年中，几乎没什么华人进园游览，管理方也形成了一种选择性默契，那就是针对中产以上的“公众”开放。但这样的模糊“定位”，显然是存有很大问题的。
上海外滩公园旧照（今称黄浦公园），位于上海的黄浦江与苏州河交界处。1881年，有华人欲入园游览被阻止，经交涉依然被拒。不久，公园出了6条管理细则，其中规定的第一条是“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四条是“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这些规则被人联系起来，最后概括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虽然公园的投资方是租界，但土地所有权属于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却要拒绝主人的进入，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带有明显歧视性，这样总结的一句话顿时在华人圈中掀起轩然大波，以至成为一段公案。
事实上，最初租界内很多公共设施也不对华人开放，英国总会、德国总会等娱乐场所，从来都禁止华人入内。“逃进”租界的华人也没有参政权，只是在西方人的耳濡目染之下，同样纳税的华人开始有了公共意识的觉醒，慢慢学会在抗议中获得公民权利，包括进入工部局董事会“参政议政”。
华人们的第一次抗议，没有产生什么实效。四年后，到了1885年，工部局打算扩展外滩公园，华人们的抗议又来了。一些华商团体联名具涵租界工部局，要求取消歧视的不平等待遇，更有反应强烈的华人跑到工部局门口抗议，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平民式“散步”的起源吧。
面对一个数量庞大的华人下层群体，工部局如果不积极应对，那么这种冲突极有可能将上升为民族冲突，这是租界当局不愿看到的，于是同意其条件向中国人开放，让华人凭券入园。1898年，为了彻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工部局决定向开放式的外滩成倍投放座椅，同时在苏州河南岸辟出一块占地6亩多的新花园向华人开放，以改善华洋对立的状况。
百余年来，这场发生在“公共花园”里的中外冲突，成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一个标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被认作是西方列强辱华的铁证，然而直到今天，依然有学者对历史上究竟是否有过这样一个告示牌争论不休，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实际上，一些善于自我审视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指出当年洋人限制华人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华人不守公德、摘花践草。晚清的《图画日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人）入是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甚而至于大小便亦不择方向。”1917年，在租界司法部门当文案的姚公鹤，在著作《上海闲话》里有如下记载：“……惟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
一个可以参考的事件是，1916年应华洋义赈会之请，房地产大王哈同开放自家后花园，“然采花、践草、掬水、攀藤，园中景物为游人所狼藉者甚多。会散后，哈同痛惜不已，亲自提壶掇梯，补葺花草。”从此，哈同花园不复开放。
对于“公共空间”的理解，中国老百姓侧重于“公共使用”，却在“公共管理”方面意识薄弱。姚公鹤在《上海闲话》叹道：“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心之薄弱耶!”自20世纪初以来，针对民众公德问题的反省，一直没有停过。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成败，不仅取决于它的政府能否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同时还取决于是否有能承认现实，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勇气。如果一个政权不能正确认识历史，连反省的勇气都没有，还能指望它真正与时俱进吗？
1909年5月29日，下午四点。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170余名官兵，乘坐两艘木壳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巡视。这是自甲午战败之后，沉默多年的中国海军重返南海的第一次努力，同时也是中国人对拥有南海主权的一次宣示行动。当这批失意海军官兵，驾驶着破旧的舰船，缓缓驶出榆林港时，在夕阳落日的映照下，竟显得如此悲壮。
“盛世”大清国已不比当年“天朝物产丰盈”，屡战屡败后欠下了一屁股债，不仅里子的棉絮破烂困窘，外面的绸缎上也爬满了无比硕大的虱子。病急乱投医的大清国终于放下姿态，接连派人到美国、日本去学“师夷长技”，但始料未及的是，那些留日生与留美生并未“反哺”清朝，而是“反戈”一击，成为中国近代史舞台上的新主角。他们热衷于“主义”和“革命”，为了“真主义”可以洒热血、抛头颅。
清廷的倒台在很多人心里，似乎是一个命定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是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虽然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但众人推的方法和方向是一致的，这便是晚清辛亥革命的形式和性质。
武昌起义的枪响过后，顺江而下的上海是最先响应的城市。11月3日，上海革命党就匆忙发动了起义，具有明确的支援武汉的性质。由于江南制造局是清廷军火生产的重要基地，因此上海的起义成功，对于改变革命军与清军的实力对比具有直接影响。与此同时，申城的革命派报刊也热烈欢呼革命，刊发社论宣布“天佑我汉，胡运告终”。为此，孙中山曾给予高度的评价：“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吾党之士，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辛亥的革命风也让上海的民众雀跃异常。1912年1月15日，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剪辫大会，据称现场来了4万人。当时，会场上设立了几十个理发点，每到一个人剪辫，旁边的人都拍手叫好，群情激昂。剪辫成为了政府鼓励的时尚，据说在政府设立的剪辫点进行剪辫还有一碗面条的奖励。
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和意外。虽然各省宣布独立的报告纷纷传至上海，声称推翻了当地清廷政权，但这场影响并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革命，竟然没有一位最高主政者，这恐怕是辛亥革命最为怪诞之处。最后，起事者们将目标锁定在了此刻远在美国的孙中山。
从历史资料调查看，武昌起义期间，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家中餐馆打工。10月12日中午，他从一份报纸看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简讯，才知道国内发生了翻天事件。他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去了纽约、华盛顿，又坐船到伦敦和巴黎，希望筹款革命，却无功而返。在伦敦时，孙中山收到电报，要求他回去担任总统。
12月25日，圣诞节，孙中山乘坐的“地湾夏号”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码头。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了一艘小火轮前去迎接，船上还挂了代表新政权的五色旗。在上海，孙中山居住了6天。此前，很多人猜测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是带了巨资回国，《申报》还数次报道他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当时有记者询问：“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这位即将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革命者，的确没有带回一文钱。在赴南京就任的前一天傍晚，孙中山找到日本友人借钱，“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帮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这样的类似记载在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及孙中山的传记中都有。最后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是上海工商界，他们资助了700万两白银，从而在经济上支持了这位革命领袖的工作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