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清政权极端失望的上海商业集团，是辛亥革命幕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同盟会中，亦不乏来自上海深具影响力的买办、银行家和实业家。上海绅商和革命党之间的合作不是随着起义才产生的，而是早在起义前就已经在合作，共同为起义做准备。沈缦云、虞洽卿等商人一直在暗地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替陈其美等人向商家筹借钱款。在陈其美任都督的军政府中，商人有着惊人的高比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董事李平书担任民政部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任财政部长；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任交通部长；四明银行理事、买办虞洽卿任顾问官、外交次长；另外“粮食大王”顾馨一、老买办朱葆三等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上海的地方绅商在辛亥前后，不遗余力地在经济上支持革命党，是革命政府初期的重要资助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维系了这个新生的政府，让其度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跻身革命起义队伍的上海绅商，努力防止着这座城市陷入动荡，同时避免战火损毁生意的运作。当他们在军政府中掌握权力后，加紧实施着理想中的现代城市规划。由于他们的出身和所捍卫的社会准则，他们的行为使人很容易相信这的确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如同一个世纪前的欧洲。但是，职业革命家和绅商的结盟是脆弱的，他们最终没能突破自己的局限，对城市和国家命运产生持久的影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共和之制，由此肇始。可惜，孙中山等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个与帮会搅和在一起的革命党，其实在各省独立政府中所占力量并不大，不同的政治理念让这种结盟很快分崩瓦解。从这个时候起，一个出自同盟会的政党——国民党，就与上海帮会之间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了1949年。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仅仅做了92天就卸任了。他又回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宝昌路491号的寓所，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隐居生活，并开始着手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据考证，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算起，孙中山一生共到过上海27次。尤其是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至1924年，在这段日子，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战争，每遇挫败，他就回到安全较有保障的上海租界。有人因此说，如果南京是孙中山的政治顶峰，那么，上海就是他的革命港湾。
后来，袁世凯成了民国大总统，头衔中没了“临时”两字。袁世凯是典型的“乱世奸雄”，他在晚清官场混迹多年，能力很强，是继李鸿章之后国家最大军事集团“北洋”系统的领导人。但历史对袁世凯的诟病很多，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辛亥革命的果实是被他篡夺的，而且他还复辟当皇帝，完全破坏了民主共和，是窃国大盗、复辟元凶。其实，袁世凯最初当选大总统，是实至名归的，当时很多国会代表认为袁世凯有可能同意革命，否则孙中山也不会那么轻易“禅让”。所谓“篡夺”一词，只是后来的说法。
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准备赴京接任国务总理，却在上海火车站遭遇暗杀。宋教仁的去世加速了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决裂，最终引发“二次革命”。上海商界的精英们出于自身革命的经历以及对有序政体的向往，放弃了原来的选择，拒绝支援南方起义者的“二次革命”，主张谈判解决争端。为维护地方利益，上海商务总会还宣布：“上海乃通商口岸而非军事战场……不论什么政党，首先挑起对立冲突者，即被视为民众之公敌。”
这个时候，世界出大事了，1914年“一战”爆发。对东方而言，“一战”就是“欧战”，因为主战场基本在欧洲，但日本主动参战了，它只打了一仗，就是攻击了驻扎中国青岛的德军。这场战争规模不大，对中国的影响却不小。袁世凯的麻烦也随之而来，日本人将著名的“二十一条”送到了他面前。为了维护自身权位的袁世凯，几经“软磨硬拖”，最终屈服于日本“最后通牒”，签订了《民四条约》。
袁世凯的声名从此发臭，再加上此后宣布复辟称帝，连他的亲信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站出来反对，最后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成为一个历史悲剧。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又陷入了一种因权威缺失而导致的混乱状态。
纵观中国的千年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现象，那就是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在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导致各种思潮在中国交错激荡，新刊物、新思想层出不穷，犹似春秋战国，出现儒家、道家等灿如星河的诸子百家一样，民初思想界的日子很像一个人的青春期，明亮、躁动而又充满忧伤和苦闷。
1915年，36岁的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落脚在法租界里。他把自己办《青年杂志》的想法，告诉了当时开办“群益书店”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陈氏兄弟欣然同意承担《青年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并议定杂志为月刊，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200元。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创刊号封面9月15日，一本竖版排印、16开的杂志在上海法租界创刊。在第一卷第一号的封面，印着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头像，旁边印着杂志的刊名：青年杂志。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该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或许陈氏兄弟没有想到过，他们每个月出的这200块钱，会对未来中国起到多么深远的影响。
在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当一个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再生效时，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租界，便成了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命运和实现自己企图的理想地方。一般都认为，《新青年》是“五四”的一面旗帜，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起始于这份杂志的创办。作为创刊地的上海，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开始，就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集合地，这不仅是因为上海的新式学堂培养了许多“新青年”，还在于上海租界的特殊性，给予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发达的文化市场。“新青年”们在上海，不但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较少受到压抑。
因此，上海这本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杂志，迅速得到全国思想文化界的关注。陈独秀也顿时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年轻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当时还是湖南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都是《新青年》的粉丝。
随着影响力扩大，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吴稚晖、马君武、苏曼殊、周作人、钱玄同、傅斯年……当然，还有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与此同时，全国出现了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力邀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陈欲以回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答应了。他不仅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还把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战将带进了北大，北京也因此替代上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之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何尝有过如此“胜绩”？举国上下顷刻间沉浸于巨大的喜悦之中。然而，盛大的庆祝活动余音尚绕，巴黎和会上传来了外交失败的消息：英、法、美、日等国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以及无条件收回德国等战败国在华特权的要求，还厚颜无耻地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公权战胜强权”的逻辑下却受此凌辱，而北洋政府居然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一时举国哗然。
当局出卖民族利益、割让山东的行径则像一捆枯草遇到了火星，一股炽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奔涌而出。觉醒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率先走上街头，打出“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掀起了全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浪潮。这一天是1919年5月4日，“五四”由此成为了时代的印痕，被国人永远铭记。
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是“五四”这一特殊时期重大的新闻。当时正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的孙中山对北洋政府代表厉声道：“你们做了‘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杀吧!”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上高呼：“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
其实，知识分子不是唯一被爱国情绪感染的群体，在巴黎和会举行期间，早已得知消息的上海商界就行动了起来，他们以同乡会的名义致电北京和巴黎，反对将德国权益转让给日本。5月4日，北京大规模镇压、逮捕游行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商业联合会当即与复旦大学和江苏教育总会联系，筹划大规模抗议行动，声援爱国学生。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日本有报纸以讽刺的口吻写道：“这场示威将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烧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但几个星期后，这“五分钟的示威”还在延续。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总人数约6万，这是上海开埠以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罢工活动。不仅是学生、工人、商业经营者，甚至连上海的帮会组织表现都十分突出。这天上海青、红帮头目开会，决定让他们控制下的所有喽啰参加总罢工；乞丐们也被命令在罢工期间暂停乞讨，他们的饭食由丐帮头子提供。还有报道说，有些妓女还停工歇业，唱起了爱国歌曲。
在上海的示范下，罢工、罢课、罢市浪潮席卷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不可遏制地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民众的示威游行终于有了当局的回应：宣布被捕学生悉数释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被免职；不久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月底，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在震耳欲聋的爱国呼声中，抵制日货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5月17日，上海八家主要报纸同一天发布公告，称不再接受日货广告或者发布日本商业新闻；中国企业家们也倡议“一致戒用日本货”，抓住机会发展民族工业；很多商铺也贴出了“本店绝不售日货”的标语。7月份“五四运动”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公敌，而抵制日货也成了日后中国社会的常态。
游行的学生捣毁了一些日本商店，并警告经营日货的商人与日本断绝关系。与激进的青年学生相比，企业家阶层显得较为实际，他们尽量把抵制运动的边界局限在非暴力的范围内，使社会秩序不滑向全面崩溃的境地。一个小插曲是，担任“五四运动”旗手的北大青年傅斯年，在“火烧赵家楼”事件出现后，对运动中的打砸烧做法提出异议，因争辩未决，第二天愤而退出了学生运动。傅斯年开始反省自己并决定赴欧留学，践行他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联想到2012年“保卫钓鱼岛”游行示威活动中的众多“爱国”行为，不禁令当下人汗颜。日后，傅斯年游学归国，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准确地说，“五四运动”应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倡导思想解放的文化运动，另一个是反对霸权侵略的抗议运动，这两个概念之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首先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文化思想领袖一跃而起，其次是工人阶级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追溯这段历史，新的政治力量和各种自由萌生的主张，是1919年留给历史的最大功绩。
工人队伍的大本营就在上海。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有229万人口，是第二大城市天津的3倍。这座城市正处于它的青春期，新的阶层在膨胀，新的思想在这里汇集、激荡。据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的“上海劳动状况”资料显示，当时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514万人在上海，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
随着“一战”的结束，环视1919年前后的世界格局，在中国的北方，俄罗斯人一声炮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方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中响彻世界；而在中国西南方，印度人则在律师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带领下，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直到1947年印度宣告独立。回望1919年的中国，同样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内外部压迫性环境齐集，极端而尖锐的运动方式逐一呈现，再加上南北两大社会思潮的夹击影响，毫无心理准备的中国将选择走向何方呢？更深沉的诘问是，谁将可能领导未来中国自强并复兴？
“五四”之后，北京政府重新采取文化高压政策，使得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批文人学者，又纷纷南下上海。在饱受欺辱的黑暗年代里，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年轻人，最终决心打碎一切坛坛罐罐。
1920年春天，在浙江义乌的一间破旧柴房里，从上海返乡的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半年后，中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首版千余册，不多时日就销售一空。就像分娩前带有的剧烈胎动与兴奋，《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上海面世，无疑给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注入了一剂强有力的催产针。
5月，俄共派特使魏金斯基“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此时毛泽东也来到上海拜会陈独秀。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交集点，历史结果已经证明，最终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此刻正在酝酿建立之中。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3位中国年轻人和2位国际友人聚集于此。这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一次富有仪式感的会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这是那个时代最时尚、最前卫的行为，他们的父辈尚未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址。
适应民国，他们却开始商讨救国建党纲领，梦想着重塑一个中国。二十八年后，参加会议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而百年上海滩，也在江轮的汽笛声中开始了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