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的物种起源】
来了，船来了。
站在黄浦江口，眺望水天相接处，出现了一艘船影。船有三根桅杆，从船身看是地道英国造的东印度型洋帆船。海湾风平浪静，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闪闪发光。
轮船逐渐清晰起来，一位身着炮兵上尉衣服的年轻人走到船头甲板，用望远镜瞭望海岸线，他凝视着，并极力地抑制着兴奋，喃喃自语：“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他就是英国派驻上海的首任领事乔治·巴富尔（George Balfour）。
巴富尔老家在苏格兰，出身于国企东印度公司的世代军人家庭。子承父业，他14岁就到部队当兵，二十年戎马生涯后，巴富尔成为一名驻扎在印度孟加拉湾畔的马德拉斯炮兵队的上尉参谋。那时，这个“老丘八”还不曾做过当外交官的梦，其命运轨迹的突转是因为他被调派到中国参加中英鸦片战争。在这场肮脏的战争中，巴富尔被老上级、英国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慧眼相中，做随行跟班。
1842年8月29日，鸦片战争胜负已分，璞鼎查全权代表英国和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英国人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清政府官员还说是得到皇上“恩准”，实在是意淫而已，因为“客人”已经不请自来了。
在谈判时，中方代表耆英也曾与英方对港口开放的数量问题力争，但也只是围绕是否将福州纳入其中，因为那里是处于内港的福建省城，希望将福州改为泉州，但对被列入名单之一的上海，耆英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在这个爱新觉罗氏的子孙眼中，上海只是个泥沙堆积的荒滩，一个尚未开化的小县城而已。
但在英国人眼中，上海是一块未雕琢过的玉璞。从地图上看，上海以一种前突的姿态镶嵌在中国漫长海岸线的居中位置。它面向烟波浩渺的太平洋，背靠中国最为富庶的杭嘉湖平原和整个长江流域，它还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出海口，与境内的黄浦江、吴淞江水系组成了优质的河口型海港，航运业优势得天独厚。而且这一带的农民商贸概念强烈，自唐代以来这里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具有根深蒂固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
10月初，璞鼎查带着巴富尔等众人从南京沿长江赶到上海，“会同当时上海的中国当局”踏看了“上海县城以北及以东一块地皮”。此时，璞鼎查已经在考虑上海开埠后英国人的居留区了。经过几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一块荒滩，尽管当时还是芦苇丛生，但璞鼎查认定此地是外埠商船从长江口进入黄浦江的必经之地，发展前景不可限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黄浦江上有英国军舰停泊，这里是炮火射程之内，把居留地置于军舰的看护之下可以更安全。而此时，璞鼎查心中已经有了替“女王”管理上海的人选了。
12月1日，巴富尔上尉收到了被任命为首任驻沪领事的委任状，“日不落”帝国急剧扩张的全球霸业，需要巴富尔这样忠诚的军官来支撑。璞鼎查交代巴富尔做好定居上海的准备，而他的第一件官差是——在开埠的上海，为英国人寻找到长期定居地。
1843年4月5日，璞鼎查来到香港岛，这座“细小、荒芜、不卫生、没有价值”的小岛，却拥有东亚地区少见的港阔水深的天然良港。6月26日，璞鼎查在港督府宣誓就任香港第一任总督，人称“开埠港督”。他随即宣布“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受英国伦敦政府殖民地部管辖。
在香港，过了兴奋高潮的璞鼎查细细研读战利品《南京条约》，这时他才吃惊地意识到，这份由他草拟且认真推敲签订的条约，“实际上只是个草约而不是条约”，许多事项还待具体落实。例如，条约里笼统地提到“开放五口，贸易通商无碍”，可是英商具体在哪儿落脚，自由、安全如何保障等，却都没有约定。于是，他催促道光皇帝派“万事好商量”的耆英到香港议订通商章程细约及进出口货物税则协定，以便付诸实施。
7月22日，作为《南京条约》附件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实施，规定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居住及拥有租地权。这项特权促使了租界形式的出现，此后逐渐发展为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的“特别区域”。其主要内容还有：中英双方协定关税；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由此，清政府实际上丧失了单独改变税率的权力，同时独立自主的司法主权也遭到破坏，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先例。5天后，广州开埠。
10月8日，耆英和璞鼎查又各自派代表在广东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对通商规定进行了具体解释，并将海关税则具体化，双方协定“凡未列入本税则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 。这个税率比鸦片战争前进出口货物的税率普降了50%，有的甚至降低了90%。如此低税率的结果是，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没了“防护套”的壁垒，中国赤裸裸地成为英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
对英国和整个西方国家而言，《南京条约》的签订是开展广泛外交经贸关系的开始，商人不用再与指定的限制部门打交道，在居住的口岸“贸易通商无碍”；而对清朝皇帝和他的政府来说，这不过是割让一个小海岛和租让零星土地来平息冲突，安抚“外夷”的贸易愿望。只不过损失点银子，以牺牲局部保全大局。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这叫怀柔政策。正是在这种双重解读下，中国当局自身权力一再丧失。
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从始至终西方各国都没有禁止中国派遣使节到西方增进了解，促进感情。然而，派驻大使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在行动，清廷始终没有动静，即使是被打了一巴掌，还是打落牙齿和血吞，然后用“中国国情”的陈词滥调搪塞。
无论如何，皇恩浩荡。广州的开埠、《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的签订，使得巴富尔赴职上海的行程变得紧迫起来。10月底，巴富尔带着一名医生、一名秘书，以及作为翻译的传教士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从广州搭载“威克森”号舰船匆忙北上，到舟山岛又换乘“麦都萨”号奔赴上海。于是，我们见到了本节开始的一幕。
1843年11月8日晚，轮船在黄浦江边靠岸，岸上没有人迎接这位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四周一片萧瑟。既没有欢迎仪仗队，也没有星级宾馆的房间招待，巴富尔领事的赴任之行显得颇为冷寂。无处可去的巴富尔一行只得在“麦都萨”号过夜。为了庆祝抵达上海，他们在晚餐时喝了点酒，齐声为“上海口岸的繁盛和可预期的远大前程”干杯。深夜，望着墨黑的黄浦江上点点渔火，巴富尔既兴奋又茫然。
第二天清早，上海最高地方官、上任还不到半年的上海道宫慕久收到衙役报告英国人来了。尽管心情十分不爽，但他还是派了顶旧轿子前往迎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和他的随从就这样“体面”地进入了上海。这次，他们不再是为了情报刺探也不是为了军事入侵，而是为了长久居住。
走进道台衙门还没坐下，这位野心勃勃的西方殖民者，带着胜利者的高傲和叩关者的狡猾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作为刚刚从云南边陲履任到上海的清朝官员，宫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宫慕久还煞有介事地在官衙设了宴席，为“洋老爷”一行接风。不管是虚情还是假意，酒水有时也是一盆好的浆糊。11月10日，宫慕久还登上“麦都萨”号，礼节性地回访巴富尔。
场面上的外交会晤“程序”走完，就进入到实质性的交往了。双方议定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另外，巴富尔提出要在上海县城中租借一幢房子以供居住和办公使用。这个要求让宫慕久腹背受凉：大清朝没有华洋杂居的先例，日后一旦闹出点乱子，重罪难逃。宫慕久沉吟再三说：“上海县城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宫慕久的搪塞理由倒也不是信口开河，开埠前的上海并非像19世纪西方人所宣称的其貌不扬如“小渔村”那样简陋，自15世纪起，上海得益于长三角经济的繁荣，已有“小苏州”之称。当实行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海禁解除后，上海海港时来运转，尤其是当京杭大运河航行困难，漕运转由海路去往京津，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龙头。可以说，1843年的上海，即使没有开埠和外资带动，借助独特的地理区位和水运交通优势，也正在自发而缓慢地发展成一个繁庶的港口城市，按清嘉庆《上海县志》的说法，上海不再是“区区草县”，而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了。
上海行政当局的地位也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展得到提升，宫慕久的职位“道”是清朝行省辖治下的一级行政机构，官居四品，相当于今天的厅局级领导。“上海道”的正式名称是“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即掌管苏州、松江、太仓两府一州的军民政务长官。过去苏松太兵备道的官衙一向都设在经济发达的苏州或太仓。随着上海港口贸易迅速升温，1725年省长级别的江苏巡抚提出委派苏松太兵备道负责征收上海的海关税。1730年（雍正八年），道衙的办公地点从苏州整体搬迁至上海，上海也由原先的县府升格为道台所在地，“上海道”的别名因此得来。
上海当时的城区，街巷纵横，大小街道60多条，主要街道有三四米宽，在面积尚不足2平方公里的城内生活着近30万名百姓；在县城东门外，沿黄浦江，有多个码头；北门以外的外滩地块则还是一片荒芜地。商人不断涌入，而城市范围没有扩张，这种兴旺而处于野生状态的市场城市，各地移居来的人简直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所以，宫慕久说城内拥挤，找不出像样的空房可供巴富尔租住，理由貌似也很充分。
正当巴富尔为租房的事大伤脑筋时，一位穿着绸袍的中国商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有足够的空房可以租给他。此人叫姚书平，是个广东商人。商人总是善于趋利，他的要求是：包揽英国在上海的对华贸易。巴富尔回绝了垄断贸易的要求，但最后，双方还是以每年400银元的租金订下了租房协议。
11月14日，有了安身之地的巴富尔向所有在上海定居的英国商人及传教士发出告示，通告英国领事馆正式开馆及馆舍地址，并宣布上海将于11月17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开埠通1843年开埠前，上海全县约有50万人，县城外的黄浦江
帆樯林立。商。届时，中英之间签署的所有条约的相关条款，均同时生效。与此同时，巴富尔还未经谈判就擅自规定从吴淞江（现苏州河）口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的黄浦江面为洋船停泊区。事已至此，宫慕久奏报朝廷后都予以默认了，并贴出官府布告，向上海市民宣告上海开埠，此外还在洋泾浜口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正式对外国商船的入关收纳税饷，处理对外交涉事件。
上海，正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而此时，距离巴富尔登陆上海仅一个礼拜，可谓行动神速。设立领事馆，宣布上海开埠，是巴富尔的人生履历中为大英帝国完成的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之一。而巴富尔要在上海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圈一块地让外商居住做生意。
俗话说，商人无孔不入。姚书平跳出来主动投怀送抱，也许就是看到了商机。提出独家代理贸易不成，他另有一计。天性好奇的上海人看到高鼻梁、黄头发的洋人来了，自然不会放过白捡的西洋景。洋人吃饭、喝水、穿衣，都会有人围观。有些人经常跑到姚家甚至进卧室参观，一些胆大的人还伸出手摸巴富尔的膝盖。因为当时盛传：洋人看到大清皇帝不下跪，就是因为没有膝盖骨不能弯曲的缘故……这让巴富尔感到很不愉快。
更让巴富尔不愉快的事情在后面。一天，巴富尔跑到门口，居然看到姚家的伙计在卖门票——原来是精明的姚书平把他当做异邦来的“珍稀动物”卖门票供人参观了，这不是把他当西洋猴子耍吗!感觉被羞辱的巴富尔勃然大怒。
三个月之后，巴富尔在大东门西姚家弄觅得了一处更为理想的住所，一位顾姓商人的四幢两层楼房，名曰敦春堂。院落坐北朝南，有房间52间，更让巴富尔颇感满意的是，院内还有厕所和水井。于是，临时领事馆搬到了敦春堂，以避免华人骚扰。
开埠后，巴富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租地问题”就提到了日程。他根据《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约定，“允许英人携带家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准英国人租赁”，向宫慕久提出，划定一块专供外国人占用造房子的居留地。
遵照璞鼎查蓄谋的意思，巴富尔选定的就是位于上海县城东北、黄浦江边的泥泞地块，即今天的外滩地区。那里处于英国舰队的火炮射程之内，而黄浦江岸又可供商船靠泊，这是最为打动英国人的地方。但是，条约中并没有将租地范围、租地方法、租地规范、租地内管理等问题具体写明，因此在黄浦江边租地建房的事情迟迟不能议定。
上海开埠一个多月后，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坐船来到上海。他是西方最早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技航海罗盘、印刷术和火药之人（后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加入造纸术，形成“四大发明”之说），认为“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麦都思从巴达维亚搬来了印刷机器，印刷出版宗教书刊，取名为墨海书馆。这是西方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印刷所，也是上海最早的一个现代出版社。墨海书馆的活字版印刷机一天能印几千本书，为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在中国印刷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