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取名为墨海书馆的印刷所，意在消除中国人对西方的蔑视与误解，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等，他们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山级人物，对当时人了解西方影响很大。多年后，墨海书馆的光芒四射，使总长不过三里地的四马路及附近的望平街上，兴起了一百多家私营报馆、书馆、印刷所，成为西方文化产业化的生产加工基地，被认为是从上海开埠到《北京条约》签订这近二十年间西学东渐的重要据点、中国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摇篮和上海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因上海开埠才有了京派、海派之分，而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就在四马路。上海四大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都从这里印发；中国三大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在此地出书。四马路因此被誉为“远东第一文化街”!
谈海派文化，不可不谈麦都思和他的墨海书馆，然而一个令人生疑的现象是，百多年间中国一直避讳谈论教会，但事实上传教士几乎是早期唯一通晓中文的洋人。从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到郭士立、麦都思，甚至到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 L. Stuart），他们都是传教士。这批耶稣的信徒在无意之中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尽管有时候他们同时还扮演着另外的灰暗角色。
一个历史悠久且传播广泛的指控是，教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1858年，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将基督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写进了不平等条约之内，成为中国丧失给列强的利权的一部分，传教活动由此与帝国主义侵华联系在了一起。西方列强以武力欺凌中国的目的在贸易利益，绝非是为了开辟传教场所，“上帝”却也因此陷入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文化侵略。
由于身份的尴尬，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都在政商背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或在驻华外交和商务官方代表身边，从事翻译、书记之类的工作。他们有时还要精通医术，利玛窦就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应该说，基督教的教义并不具攻击性，其信徒也不是凶穷极恶之徒，但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却往往因为信奉洋教而受到歧视和攻击，在参与不平等条约签订的起草和谈判中，作为翻译的传教士自然希望中国政府能改变这种状况，给予足够的保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860年，《天津条约》之后法国又强迫中国签订《中法北京条约》，其实《北京条约》的内容与《天津条约》大致相同，但是负责传译的法籍传教士狄拉玛（De Lamarre）竟然擅自篡改中文内容，致使《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版多了一项法文版所没有的条款：允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可以相信，这项条款并非出于法国政府的初衷，而仅仅是传教士为了能在华传教方便，故意“添足”上去的。由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法文，遵照条约沿用了数十年后才发觉，再追究也为时已晚了。
原本自由、合法的基督信徒传教，在不平等条约之上变成了需要受政治力量保护的行为，它为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日后生根成长，留下了一块极坏的土壤，始终无法如佛教一样嫁接入中国文化之中。更不幸的是，它还遗下了一个无穷的口实：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继传教士之后就是大批的洋商。随着上海开埠的汽笛拉响，曾在广州做生意，凭借走私鸦片发家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等都紧跟着来到上海。他们发现，当时中国供出口的生丝主要是产于浙江省湖州南浔镇、嘉兴桐乡、海宁一带，极为便利的内河航运使得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中最靠近丝绸和茶叶产地的港口，他们十分看好上海的发展前景，并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开始了租地开店活动。
据历史档案记载，怡和洋行、融和洋行等都在黄浦江岸私下向中国的地主租了土地，然后搭起简易的茅棚开始做买卖。其中，宝顺洋行老板、鸦片战争当事人之一的兰斯禄·颠地（Lancelot Dent）最先吃螃蟹，他向地主奚尚德等租下了江边的13亩8分9厘4毫地。虽然已有《南京条约》作为依据，却还没有可供操作的具体规章。首先是租赁双方所立的契约格式不一，由时任“村支书”做中间人，在一份简陋的“租地议单”上签字画押，就算交易完成了，属于典型的手续非法的“小产权房”；其次是租地价格混乱，宝顺洋行与和记洋行的租地都在外滩，两块地仅隔一条路距离，但前者用每亩99000文的高价押租，后者却只用每亩7000文。在最初一年多的时间里，洋商和地主之间逼租与抗租事件不断发生，租地活动出现一片混乱。
制定租地规章，改变混乱局面已势在必行。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宫慕久，早就对华洋混居、洋人滋事扰民的状况头疼不已，任何“夷务”出纰漏都是中央领导们所不愿听见的。为了请洋人离开县城，他对巴富尔提出的在黄浦江边辟出一块荒芜的地皮作为外国人的居留地，也很是认同。用一地两制的办法加以隔离，保持华洋分治的习惯。
但要命的是，巴富尔提出了永久买断土地产权的主张，这让宫慕久非常为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一个四品官岂能担负“卖国土”这么大的责任？对于暂租还是买断的问题，孱弱的宫慕久竟能死死扼住底线：买断地皮决不可为。一是为大清律法所禁止；二是《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这两份条约中均无此项条款。
经过两年时间的拉锯式谈判，宫慕久和巴富尔断断续续达成了一些协议，基本确定在位于上海城北的郊区，允许英国人在南至洋泾浜、北至李家场、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面积约830亩的地区居住，每亩年租金1500文；土地归大清所有，外国人必须每年支付租金，可永久居住；租地内事宜皆由英国专管……最后，宫慕久将协商内容誊写在公文上呈送顶头上司。江苏巡抚孙善宝和两江总督璧昌十分默契地批下了两个大字：照准。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1月29日上午，江南冬日的阳光透不过晨雾，惨淡、苍白笼罩着上海城。
宫慕久以道台名义将一张写有允准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的告示贴到城门口，这就是他与巴富尔“依约商妥”的《上海土地章程》。这个在今天充其量相当于一份地级市制定颁发的公文，写得直白而裸露，只有光秃秃的23项条款，连个像样的标题都没有。
这份谈了两年时间、足以撼动后世的布告，却并没有在上海城中掀起足够大的波澜，人们对它的关注远不及杀头案的布告来得更强烈，所以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人能够充分预见到它将给后世社会带来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尽管土地是租赁而不是割让，地皮主权还在，在《上海土地章程》条款中也没有标明“永租”，但是事实上，自此以后中国业主从未被允许退租，“更不准再议加添租价”。一次性定价，不问行情。英方除了无权买卖土地之外，和买断几乎没什么两样。
或许在宫慕久看来，签《上海土地章程》划出一片荒烟蔓草之地供洋人居住，不管永租也好暂租也罢，把“野田旷地之余，累累者皆冢墓也”的荒滩变现成白花花的银子，这与战败后向洋人割地赔款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有伤国体”，并且将洋人隔离到城外，也便于地方政府管理。作为当事人的宫慕久，能够坚守并“成功”实现每亩年收1500文租金这种“以租代卖”形式，可能是这个中国传统的儒家文人对大清朝唯一的贡献了。
这个日后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出台，上海因此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块外国人的居留地，亦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在中英签署的条约中，并没有租界这一说法，通览《上海土地章程》全文，只有“租赁”，不见“租界”。但章程的公布却成为以后上海租界制度成型的奠基石，而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正厅级”外事办主任“秉烛夜谈”后的交易结果。
四年后，宫慕久因处理对外事务得力，得到上司“忠诚可靠、有培养潜质”的褒奖，被举荐升任分管政法的副省长职务“江苏按察使”。可惜官运不佳，到任不久就因病“流芳千古”了。由他开创的“租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可谓赫赫有名的词语，百年后常被用来作为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佐证。
在上海道台的鼎力协助下，巴富尔在上海外滩画的圈成了英国人的地盘，当年住在上海城内的英国商人、传教士等90名外侨陆续迁入租界。梦寐以求的事情实现了，志得意满、头脑发热的巴富尔终于忘形了。1846年4月28日，巴富尔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一块地皮，这里曾是淞沪清军第二炮台的所在地，在鸦片战争的上海围城之战中，英军曾在此遭受到清军的顽强抵抗，巴富尔准备在这里建造英国领事馆。未经请示批准，巴富尔就以17万银元的价格，擅自买下了126亩地。公款不够，他还“假私济公”自掏腰包，垫付了4000银元的订金。
然而，按照英国法律规定，所有驻外领事机构只能租地办公，不允许购置地皮起屋造房。于是，触犯律法、越了红线的巴富尔被英国外交部大加斥责。此时，委巴富尔以重任的璞鼎查被召回英国，曾经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的约翰·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接替璞鼎查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和香港总督。8月24日，德庇时任命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为英国驻上海领事。没了后台支撑，失去了保护伞，巴富尔无奈弃官回家，但他的名字足以被刻在上海城的历史碑刻上。
此一时彼一时，阿礼国上任后，英国外交部竟然很快核准了此前巴富尔想要买下的那块地皮的交易，可见法规是死的而人是活的。1849年7月21日，在巴富尔的滑铁卢之地上，英国领事馆乔迁新居，这块地皮就是今天北京东路以北的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
为了实现华洋分离而避免纠纷，《上海土地章程》中还规定了些事务性内容，例如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不得留宿，包括为洋行服务的买办，甚至连给洋人做佣人的华人也是如此。因此，前两年的租界内常住人口不多，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
1843年年底，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奉皇家园艺学会之命到中国调查中国的植物情况并收集标本。当时，他走访了华南许多城市以及沿海岛屿，特别是深入考察了中国茶叶的栽培和种植情况，给英国引入了近200种植物品种，其中120种对西方来说是完全新鲜的。回国后，他写下了一批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在《华北诸省三年漫游记》中，他描述了1843年年底的第一次上海之行。书中除了介绍上海的城市、农村面貌以及农商业情况之外，特别具体生动地写出了外国人在上海的居住情况和社会活动。
“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走出户外，总有数以百计的人聚在街头跟着我们，他们以一种愚蠢的、惊讶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似乎我们不是地球人而是来自月球。带着某种恐惧的心态，他们称我们为‘鬼子’。”书中，福钧也不忘赞赏：“作为一个农业国，上海的平原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富庶的地方，或许世界上任何同样大小的地区都不能与之比拟。它就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从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上海将作为英国棉织品的巨大市场来看，无疑未来它不仅是和广州竞争的问题，上海将成为一个远为伟大、重要的地方。”
对于开埠初期的生活，福钧如此描述当时住过的陋室：“我在一个银行或政府职员下榻的地方找到了住宿处，我们的伙食极其粗劣，卧室冷得可怕……早晨，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在床上被雨水浸湿了；要是下雪天，雪花会从窗外吹进来。”
但这种艰苦生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847年12月31日，租界的第一号英册出租地契正式发出。契约一式三份，分别标明上、中、下，上契存领事馆，中契存上海道台，下契由租地人收执，契约名称英文一方定为Shanghai Title-Deed，中国人因其为道台盖公章签发，因而称为“道契”。从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的资料显示，英册第一号道契的承租人就是宝顺洋行的兰斯禄·颠地。随后，各洋行在外滩建起了25所住宅、5家店铺、1家旅馆和俱乐部的砖木房子，“棚户区”逐渐被淘汰。
在中国历史上，房地产的概念从来是一回事，“房”只是“地”的附属物，直到民国时期产权人也都是只有土地证，而无房产证。但是在租界内，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英国人，对土地分区规划后就“招挂拍”了，作为“地主”的大清政府向英国“租客”颁发“道契”。与传统的地契相比，让土地和房产分离的“道契”可谓大大地与时俱进了。在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道契”受到了英国法律的严密保护，隔绝了任何“官家”的觊觎。这种产权明晰的新式权证，最终触发了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场炒房热。在1852—1862年的十年间，房价涨了200多倍。
上海原有的“慢热”进程被开埠的外力阻断了，同时两个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在这片土地上强行结合“速热”起来。继英租界后，美国、法国也来到了上海，先后建立领事馆。随着来沪的各国侨民不断增多，阿礼国提出了扩充英租界的要求。1848年11月，中英双方再次订约将英租界面积向四周扩为2820亩。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列国纷纷涌上，在中国沿海、沿江到处画圈，使得租界遍地开花。据统计，近代中国共有10个城市曾设立过外国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在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等纷纷入驻。其中，尤其以上海和天津的租界发展最快，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也最大。
1853年9月7日，民间组织、天地会支派的小刀会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两万多百姓、商人逃进租界，英、美、法联合建立“万国义勇队”，在租界四周筑垒设栅，深挖壕沟，实行武装割据。从此，中国政府失去对租界的控制。此后，英、美、法自行公布《上海英法美租地章程》，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成立巡捕房，欲创建一个贸易商的“自治政府”，居留地正式形成真正意义上“国中之国”的租界。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这种“国中之国”成为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形成新的利益团体，蛋糕需要重新分配了。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审时度势，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存在了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从法理上宣告结束。 02西风东渐；洋人的改造；基督的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