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陈琮英是一对典型的革命夫妻，以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著称。任弼时无论是东奔西走，还是南征北战，在颠簸流离的革命生涯中，总有一个瘦弱娇小但刚强坚定的身影伴随左右，那就是他的忠实伴侣、亲密战友陈琮英。
她和他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他是她的带路人，她是他的贤内助。叶剑英称赞他是党和人民的”骆驼，毛泽东称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婚姻，是传统的包办婚姻，而且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虽然如此，他们夫妻感情深厚，甘苦共尝，携手并肩，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堪称夫妻的楷模。任弼时虽然在政治上是五四青年先进分子，可是他的婚姻却属典型的传统式。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姻缘是按‘父母之命’定下来的。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与原配夫人陈氏感情很好，不幸的是陈氏婚后一年即病故。27岁的任裕道悲痛之极，他怀念妻子，担心俗话常说的‘一代亲，二代疏，三代四代不来去’的状况发生，便和陈氏兄弟定下了后一辈的秦晋之好，以维持和陈家的亲戚关系。双方约定，如果任裕道续弦以后，生下个男孩，就和陈氏的侄女结成‘娃娃亲’。后来，任裕道娶妻朱宜，生下的第一个男孩不幸夭折了，生下二南（即任弼时）以后，便和陈琮英订了亲。陈琮英，湖南省长沙县人，生于1902年，比任弼时大两岁，自幼丧母，父亲常年在外教书，便随兄嫂生活。由于已和任弼时定娃娃亲，儿时就经常住唐家桥任家新屋，所以后来有人说她是‘童养媳’，实际上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是通过子女的婚姻关系来维系家长感情的古老民风。陈琮英性情谦和，朴实淳厚；任弼时聪明睿智，知书达理。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处十分融洽。”
1915年夏，任弼时考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到长沙读书，不久，陈琮英也来到长沙，在北门外一个小袜厂当童工。这家袜厂有20多个工人，有织袜的，有印染的，实际上就是个手工作坊。那时，任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加上遭“汤军”打劫后，更是一日不如一日。幸而有陈琮英的工钱，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来上交任弼时的学膳费。为了资助任弼时完成学业，陈琮英把每月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工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起来悄悄塞给任弼时，自己却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用。
这期间，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任弼时便放下课本去工厂看望陈琮英，这时，陈琮英总是尽力弄一点好吃的饭菜让任弼时改善伙食。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感情正是在这种相互理解、相互支撑的患难与共中建立起来的。
1920年夏，任弼时要到上海学习外语并准备去苏俄留学，从而与陈琮英经历了第一次长离别。这时，陈琮英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她明知弼时此行难料归期，却深明大义，默默地支持心爱人的抉择。临别前，她深情而又坚定地对弼时说：“你放心地去吧，家里有我照料。”并送上她亲手用心织成的两双袜子。
面对如此好的姑娘，任弼时心中亦充满了牵挂与不舍，1921年，他从上海启程赴俄之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忘不了提及他最为惦记的陈琮英。信中说：“仪芳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仪芳就是指他的未婚妻陈琮英。他希望父亲和陈琮英的哥哥一起，设法让陈琮英有机会继续学习文化。虽然写给陈琮英的话不多，但情真意切，让人想像得到简单的话语之外他对陈琮英的千般爱恋与追求。
陈琮英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谋生，本就靠兄嫂生活，加之又是女孩，哪里有条件读书？后来，任弼时离开长沙后写信给她，因她不识字只好求助于人，这使她感到不便。陈琮英是个倔强的姑娘，她不愿意这样长期求人念信，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的隐私或秘密，同时也为了自己将来能与任弼时这个文化人般配，更好地与他沟通，在任家的帮助下，陈琮英终于上了自治职业学校。上午她在校学习，下午去工厂上班，挣钱吃饭，风雨无阻，天天如此。虽然很辛苦，但她思念着远方的弼时，却也感到非常充实。
1924年8月，任弼时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返回祖国，随即到上海大学任教。在讲台上，他不仅教社会学系的基础俄语，还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面貌。9月，他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五十次常会，并在会上被任命为江浙皖区委委员，从此开始从事青年团的工作。团中央办了三个刊物：《中国青年》、《平民之友》、《团刊》，他是指定的供稿人之一，还兼任团中央的俄文翻译，在他所住的小亭子间常常通夜灯火不灭，夜以继日地为刊物写稿。他先后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列宁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治经济状况》等文章，还翻译了列宁的《中国的战争》，发表在《中国青年》上。从10月中旬开始，任弼时接连出席团中央的常会，工作中心逐渐从上海大学转向团中央，着力筹备召开团的三大。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开办各种学校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在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长沙，就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干部学校。次年，中国共产党又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大学。瞿秋白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蔡和森讲授《私有财产制度起源》，党的其他著名活动家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任弼时、杨贤江等都在该校任教。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上海大学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创刊。创刊时为周刊，32开本。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的恽代英为第一任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李求实、任弼时等。创刊号上的刊名为邓中夏的手迹。陆定一（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国青年》主编）回忆说：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的秘密机关就是《中国青年》的编辑部。狭窄的房子，有一两个书架子的参考书，在那里开会，看书，写文章，编辑，有时还校对。夜里就在那里睡觉。为了避开敌人警察和特务的破坏，常常要搬家。印刷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进行的。发行则有秘密的发行机关，经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发行出去，也有经邮政发行的。陆定一曾高度评价说：《中国青年》的创刊，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这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来了，但像《中国青年》这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专门刊物还是第一个。所以它一问世，就立刻受到广大青年群众的欢迎，并在革命运动中发生重大的作用。
任弼时一回国就参加了《中国青年》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为教育和动员广大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的余修回忆说：1925年的秋天，我在青岛上中学二年级，那时已经喜欢读些课外的书报。在寝室的电灯底下，在课余的时间，我一个人悄悄地躲着，将那32开本的薄薄的上面印着“中国青年四个字的刊物拿出来阅读，我像交一个新朋友似的，从那里读到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任弼时的文章，一些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文告，各地青年活动的消息，也有讴歌革命的文艺短作品。它以最简短的篇幅，介绍给我共产主义思想，各地工人斗争的写实，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读书的方法，对青年切身问题的商榷，凡此种种，都是以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说明、解释。”
这些都说明《中国青年》在广大群众中的巨大影响。1950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纪念，任弼时亲自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中国青年〉创刊二十七周年》。他写道：“办好《中国青年》这样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刊物，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一个结合实际、联系群众并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青年刊物，在团结教育中国青年一代的历史事业上，能够发挥很大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为了进一步办好这个刊物，《中国青年》应该继续发扬过去历史上的战斗传统，更密切地结合广大青年群众的实际斗争和更生动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青年》能够成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更有力的武器。这篇文章刊出6天后，任弼时因脑出血突然逝世，他的遗文成了对《中国青年》最后的指示和期望。”
本来，任弼时自1924年8月从俄国回到祖国后，便想找个机会回一趟家乡，毕竟4年了，他渴望看一眼时时思念的亲人及望眼欲穿的未婚妻陈琮英。但终因工作繁忙，加上经济上也有困难，回乡的事，一直未能成行。没想到的是，操劳一世的父亲却顶不住了，1924年冬，带着临终前未能见爱子一面的遗憾，撒手人寰。
任弼时依然无暇回乡。1925年1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三大在上海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上，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局组织部主任。之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在工农青年中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的工作。
当时，上海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方，尤其在五卅惨案发生以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环境十分恶劣，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单身男性更是处境艰难。因此，1926年，党组织决定把陈琮英接到上海掩护任弼时工作。
此前，任弼时原打算亲自去接陈琮英的，也好回家看看母亲及妹妹等，船票都买好了，行李也搬到船上了，但突然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到北京开会。眼见回乡探亲又成泡影，但他依然选择服从组织决定，毫不犹豫地将行李又搬到另一只船上，到北京去了。令他惊喜的是，当他从北京开完会回来时，组织上已派王一飞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了上海，望着真真切切站在眼前的陈琮英，任弼时异常兴奋。
王一飞是任弼时很熟悉的同志。他是浙江人，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同年11月由俞秀松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受上海共产党小组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春，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俄语较好，从1923年下学期起，接替瞿秋白任俄国共产党历史、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的课堂翻译。1924年6月，李大钊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期间，还担任了会场翻译。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安排，和30余名东方大学学生转到苏联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学习了5个月军事，成为共产国际培养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具有军事理论修养的干部。1925年9月回到上海，留在党中央工作，负责筹组中央军事部。北伐战争期间，以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翻译的名义，奔波于上海、武汉、长沙之间，执行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的任务。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他顺道把任弼时思念的陈琮英带到了上海。
6年了，6年前去上海外国语学社时与陈琮英离别的情景，在任弼时的脑海中不知翻腾过多少遍，如今，袜厂的小童工，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但是，由于生活的煎熬，陈琮英更加瘦弱了。她下巴尖削，眼窝深陷，一双粗糙的手，记录着她常年的辛劳。
任弼时对爱人陈琮英非常细致体贴，他知道，初次来到花花绿绿的大上海，站在一堆打扮入时的绅士淑女中，陈琮英一定感到不习惯。他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斗争的。你也要学会斗争。”有爱人的鼓励和关怀，外面的那些人冷眼相看算什么呢？陈琮英心里热乎乎的，她很坚定地对弼时说：“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4月初，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他们的爱情，在贫困的土壤里播种，现在又在革命斗争的风雨里成长、开花。这是摆脱了一切世俗陈腐观念的爱情。在这之前，曾经有人要在上海给任弼时介绍对象，任弼时拒绝了。他不能忘记和他一块从小长大、在艰难时期同甘共苦的陈琮英。他们的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他们的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其余什么也没有，显得空荡荡的。暖瓶也没有，渴了，就端起一个瓦罐，瓦罐里盛有凉水。他们常常就着瓦罐里的水吃大饼过日子。就是这样一个简陋的亭子间，却是党团组织的一个战斗据点。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了。任弼时领导上海的青年工人、学生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工作异常紧张繁忙。为了迷惑敌人的侦探，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任弼时很注意变化自己的形象。他有时把胡子蓄得很长，有时又刮得精光，有时穿长袍，有时又换上学生装。这些，都得有赖于陈琮英帮他准备。
此时，陈琮英担任了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由于她在长沙一个职工学校学过两年文化，认得一些字，所以又兼搞油印。工作是十分紧张的，但她尽量在生活上关照帮助任弼时。有时，任弼时要到快天亮才回家，陈琮英就一直在家里等着他，一听到熟悉的脚步声，就马上高兴地去开门，赶快又张罗着给任弼时做点吃的。但往往任弼时不让她弄，自己倒一杯开水，咕噜咕噜喝下肚去然后倒下就睡。还没睡上两三个小时，窗外放明，他又从床上一弹而起，穿上一件旧棉袍，将几张报纸插进口袋，咬着冷大饼，迎着刺骨的寒风出门。
每每此时，陈琮英总是心疼无奈地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久久地倚在门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感动。
1928年10月的一天，任弼时代表党中央来到安徽省南陵县巡视工作。这天他约同志们到公园里开会，人还没到齐，就被敌人包围了，于是先到的几个同志都被逮捕，任弼时便是其中一个。
当时任弼时的真实身份还没暴露，只是被当做嫌疑犯押送到安庆。在被押送途中的船上，任弼时碰巧遇到老乡彭佑亭，彭佑亭曾是长郡中学的一名工友，后来是住在离任弼时家不远的一个小商贩，平常很有点正义感，与任弼时家有来往，也很佩服任弼时的为人。这次乘船是往江浙一带贩丝。巧遇老乡，给任弼时带来了给党组织传送信息的机会。
任弼时很机智地将被捕情况及口供告诉了彭佑亭，彭佑亭心领神会，他中途下船，急忙赶到长沙，转告弼时的叔叔任理卿，任理卿立即电告在上海的陈琮英。陈琮英火速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根据陈琮英提供的情况，迅速做出了营救任弼时的安排。
根据安排，陈琮英带着襁褓中的女儿任苏明准备乘车赶往长沙，以应付敌人核对口供。不料人刚到车站，车就开走了。陈琮英心急如焚，抱着孩子在站台上跑来跑去，最后，她一咬牙，爬上了一辆拉煤的货车。夜里风寒，母女俩的手脚被冻僵了，剧烈摇晃的车厢不时甩来煤块，煤块不时砸到母女俩身上，孩子的头上还出了血，陈琮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用身子挡住煤块，手上紧紧地抱住孩子。
当陈琮英和孩子正遭受着因自然条件的恶劣带来的肉体折磨时，任弼时正在安庆忍受着敌人残酷的折磨。敌人让他跪在铁链上，头上顶着很重的特制的砖，又用皮带狠狠地抽打。不说，就“压杠子”，敌人用一根粗杠子压在他的腿上，然后把一块块的砖头塞到他的脚后跟底下。任弼时一次次疼得昏了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泼醒。数九寒冬，全身被冰水湿透，而任弼时以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忠诚战胜了非人的酷刑，每次他都回答：“姓胡名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到安徽给纸庄收钱。”“到公园不是开会，是游玩。”敌人毫无办法。就这样，任弼时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和鼓舞战友，团结一致和敌人斗争。
陈琮英到长沙后，在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和亲友一起积极协助营救。任弼时远房姑父、长沙四大名律师之一的何维道从长沙来到安庆，设法把他的案子从警备司令部转到了法院。陈琮英就坐镇长沙伟伦纸庄，当安庆法院到长沙传人对质的时候，陈琮英出面按照任弼时的口供，一一作了回答。敌人核对了口供，没有找到什么破绽，两个多月后，只得将任弼时释放。
1929年3月，任弼时出了监狱。但此时身体极为虚弱，真是须发并茂，不成样子。而且更使他心颤的是，女儿苏明，因随陈琮英去长沙路上受风寒得肺炎夭折了。看看陈琮英，她眼睛都哭红了。任弼时握着她冰冷的手指尖，扶着她瘦削的肩膀，眼眶也潮湿起来。他们就这样久久地相偎着，什么话也没说，什么也不需要说，他们都明白，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他们是孩子的父母，可祖国，更是全中国人的母亲啊。任弼时好一阵才悲痛地说了一句：“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望着丈夫经受了重刑后虚弱的身体，陈琮英劝他多多休息，组织上也决定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可任弼时却觉得牢里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必须抓紧工作，把在牢里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出狱后，任弼时很快开始工作，党安排他继续做巡视工作，并参加党的江苏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务委员。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未出一年，任弼时再陷囹圄。
1929年8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代理江苏省委书记一职，并分工联系沪东区、淞浦特委和济难会的工作。9月12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决定于11月18日召开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宣传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书记，同时任弼时还参加政治委员会共青团、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11月17日，是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冬雨阴阴，寒气袭人。上午，任弼时要去杨树浦工厂区附近的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参加省团委扩大会。出发前，他对陈琮英说：“我12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去开会。”陈琮英特意拿出一件毛绒背心，非要任弼时加上，说：“天转冷了，加上这件衣，免得感冒。任弼时执拗不过，穿上毛绒背心，撩起夹袍的衣襟，撑开油布伞，急急地走了。”
谁知任弼时这一去就不复返了。陈琮英在家做好了饭，等着丈夫回来。12点过了，任弼时没有回来。下午1点、2点过了，还是没回来，陈琮英从中午等起，直等到天黑，也不见任弼时回家，心里非常焦急。接着，她又在焦虑中熬过一整夜，仍不见任弼时的人影。第二天一早醒来，她的心不由“格登了一下，想：弼时该不会出事了吧？这样一想，她不觉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掠过不祥的阴影。趁着天还未亮，就急忙赶往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家里打听消息。”
一见面，带着浓重长沙口音的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就沉重地对她说：“弼时同志昨天被捕了，关在闵行路巡捕房。与他先后被捕的还有周朴农和郭亮烈士的妻子李灿英，李灿英才四岁的小孩郭志成也被一块儿带走了。你放心，现在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
陈琮英一听，知道任弼时果然被捕了，这时她的心倒反而安稳了下来。因为任弼时被捕的事，已发生不止一次了。去年9月份，他被中央派往安徽巡视工作时，在南陵曾被捕过一次。她想了想，问李维汉：“是不是叛徒出卖？李维汉也不知道详情，他如实说：这倒不清楚，但估计被叛徒出卖的可能性不大。”
很快，陈赓获悉任弼时被捕的消息，震惊不已。因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同志出事还只有两个月，处决叛徒白鑫的枪声仿佛还回响在他的耳际。早一晌，在严密监视白鑫的行动时，他几乎没睡过一次好觉，眼看得消瘦、憔悴了许多。这几天忙中偷闲，在家里好生休养，才慢慢恢复过来。他问过被捕人员的情况以后，觉得这事发生得太离奇了，太古怪了，事前居然没有一点儿征兆。
陈赓遂马上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后神色凝重，好半天没说一句话。过了半晌，才问道：“知道他们被捕的详细原因吗？陈赓坦率地摇了摇头。周恩来指示陈赓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将郭亮烈士的妻子李灿英和小孩郭志成弄出来。不然，对不起郭亮烈士的在天之灵！周恩来说到最后，泪水差点涌出眼眶。”
郭亮，陈赓虽只是早年在湖南的时候照过几次面，但十分清楚他的经历和事迹。郭亮是党的早期重要活动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于1928年2月受党委托，到岳阳组建湘鄂赣边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同年3月底，在岳阳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押解到长沙后秘密处决。牺牲后，残忍的敌人将他的遗体摆在长沙浏城桥外识字岭上，将他的头颅割下挂在长沙司门口示众。3天后，敌人又将他的头颅挂到了他老家望城县铜官镇东山寺的戏台上。对此，鲁迅先生愤然地写过一句话：“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郭亮遇害后，周恩来特地派人将烈士遗孀李灿英和不到3岁的幼子郭志成接到上海，安排李灿英以保姆的身份，看守设在杨树浦工厂区、华德路竞业里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的江苏团省委机关。”
当晚，中共中央特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用一百块大洋买通汇山路巡捕房探长陆连奎，通过他的关系，活动闵行路巡捕房巡捕，当即开释了以佣人身份作掩护的李灿英和她的小孩郭志成。
很快，通过杨登瀛等渠道，也查清了任弼时等人被捕的原因及经过。杨登瀛在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员，结交过一些共产党朋友。他表面接受国民党的侦察任务，暗中又与共产党联系，政治上虽然不太可靠，却是陈赓重要的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利用自己同英国巡捕房的关系，要将任弼时保出监狱。陈赓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陈赓介绍说：“弼时同志在狱中一口咬定，说他叫彭德生，原籍江西，是到上海来谋职的失业青年。他反复强调，那天他是走错了路，认错了门。周恩来问周朴农的情况怎样，陈赓说：周朴农原是内山书店的职员，他一口咬定这个身份。后巡捕到书店对质，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证实了周朴农的身份。”
周恩来思索良久，作出了判断，他对陈赓说：“从你提供的情况分析，任弼时、周朴农两位同志的被捕本身带有偶然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两人的身份都未暴露。像这种情况，巡捕房最多也只能以所谓赤色嫌疑罪论处。我坚信，只要我们通过金钱打点关系，再请一名大律师帮他们讲话，纵算要判刑，也是较短期的徒刑。不过，我猜想，敌人肯定还会到培德里14号去调查这个地址的。所以，你必须连夜通知陈琮英，要她赶快住到培德里去。要她记住：是有一个叫彭德生的人，是刚从江西到上海来找工作的失业青年。”
陈赓心领神会，马上按照周恩来的吩咐，通知陈琮英搬到培德里去住，并且还安排了一个姓杜的老太太跟她住在一起。
果不出所料。过了几天，巡捕们果真找到培德里查问了。陈琮英遂答复他们，是有这么一个人，因为14号的房子早一晌被一把火烧了，她也不知他的去踪。
尽管一时弄不清任弼时、周朴农的具体身份，但为了从他们身上获取有用的情报，闵行路巡捕房还是对他们动用了重刑。在被关进去的第二天，任弼时就遭到了严刑拷打。刚开始，巡捕们只是用皮鞭抽，轮流用脚上的皮鞋踢。任弼时因昨夜睡不好，受了伤寒，发起了高烧，身体极为虚弱，但他强打精神，奋力用手推挡抽来的皮鞭，不料鞭子被甩到了一位英巡官脸上。这名英巡官被惹火了，野兽般咆哮着，对任弼时一阵拳打脚踢，最后还把他架到电椅上用电刑。电闸一开，任弼时顿觉心跳加剧，身如乱箭穿刺，脑袋发胀，眼球外凸，继而天旋地转，陷入半麻木半昏迷状态。英巡官用冷水浇醒任弼时，继续升高电压，直到两个电极在任弼时的背上灼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发出皮肉烧焦的腐臭味时才善罢甘休。
但是，任弼时以顽强的意志，经受住了全身的痛楚，除了一口咬定名叫彭德生、从江西到上海来找工作的话以外，再未吐出一句实话。任弼时受完刑，被拖回了拘留室。这时，他强忍伤痛，断断续续地告诉同监的周朴农：“我没说，什么都没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是打不死的，打不怕的……要经得起考验，大不了牺牲生命，去殉革命事业……”
话未说完，任弼时就头一歪，再次昏死过去。周朴农一边含泪点头，一边小心翼翼地给遍体鳞伤的任弼时抹拭血污。
为了积极营救任弼时、周朴农，周恩来亲自行动，通过杨度，聘请了名闻上海滩的大律师潘震亚，为他们出庭辩护。潘震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广州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裁判所所长、武汉国民政府司法处处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执律师业，并兼任上海多所大学的法律教授，是上海滩上与章士钊齐名的大律师。
11月22日，位处浙江北路的上海临时法院（即原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理李永和、任弼时、周朴农赤党嫌疑案。开庭前，潘律师在候审室与任弼时等三人见了面，听取了他们的口供。
这天，因为公审的是赤党嫌疑案，所以，社会各界格外关注，许多新闻记者也赶来了，旁听席上座无虚席，气氛格外热闹。当任弼时等三人被押进公堂时，新闻记者的照相机镜头纷纷对准他们，镁光灯“噗噗地一闪一闪，令人眼花缭乱……”
庭辩开始后，潘律师引经据典，谴责公共租界巡捕房利用手中职权，滥捕乱拘，羁押后，又擅设刑堂，严刑拷打，威逼口供。说到激动处，他对着戴了假发的英国法官，义愤填膺地问道：请问法官大人，自由、平等、博爱是不是你们西方国家所极力推崇的原则？当英国法官作出肯定的回答后，潘震亚又进一步逼问：“那么，公共租界不问青红皂白，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单凭一张纸条，一个地址，就随意捕人，捕获后，又随意用刑，刑讯逼供，这是不是侵犯人权？是否符合你们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说到这里，潘律师随即话锋一转。是的，为什么不是？因为在你们这些殖民者眼里，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永远不是跟你们一样平等的人。你们口口声声讲博爱、讲仁慈，可你们自己看看，彭德生被你们打成了什么样！”
潘震亚撩起任弼时囚服的后衣襟，露出背上两个血糊糊的拳头大的窟窿时，参加旁听的人一看，顿时嘘声四起，议论纷纷。一位娇小的英国小姐“啊地叫了一声，当场晕厥过去。新闻记者们也适时抢拍了这一镜头。法官只得宣布暂时休庭。”
最后，法庭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张永和刑期两个月，判处任弼时、周朴农刑期各40天。随后，任弼时、周朴农被押往西牢（即后来的提篮桥监狱）5楼囚室服刑。据说，任弼时的指纹卡和租界当局对他的“判决书保留至今，成为帝国主义迫害中国革命者的历史罪证。”
1929年12月25日，任弼时被减刑7天释放。
任弼时两次被捕，陈琮英都遵照党的指示，靠着惊人的智慧和勇敢来营救他。她不惧危险，四处奔走，娇小的身体更加瘦弱。为了丈夫，她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他们的爱情，经历了生死患难的考验，愈显坚贞、伟大。任弼时看到妻子的成长，打心眼里高兴。
任弼时两次被捕后，组织上考虑到他已不再适宜在上海工作，便派他到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后又兼武汉市委书记。
于是，陈琮英又赶快收拾行李，与任弼时一道来到武汉。当时的武汉，也和上海一样，一片白色恐怖，叛徒、特务的活动日益猖狂。几年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组织和机关遭到了严重破坏，著名的湘籍革命家夏明翰、向警予等烈士都在这里牺牲了。
在武汉，任弼时夫妇在汉口闹市租了一处门面房，开了一家画像馆，任弼时以画像师身份为职业掩护，开始工作。
任弼时和陈琮英将画像馆外间作了精心布置，四壁挂满大小不同的像框，画的是各类人物的素描肖像，还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一尘不染地夹在画架上。白天，陈琮英负责清扫灰尘，晚上用一大块布将这幅未完成的作品罩上。为了秘密工作起见，既不能让画像馆门庭若市，又必须保持画像馆的形式。因此，这幅素描进行得出奇的慢，每天也添不上几笔。据说，这幅未完成的作品，始终未完成，一直摆放到任弼时夫妇离开武汉。
有一天，房东又看到陈琮英在清扫，就忍不住地问：“为什么不挂出个招牌来？你们还怕招引顾客呀？”“我们才学画，画得还不太好，想过一个时候再挂牌创号，免得先把坏名声传出去了，影响以后的生意。”陈琮英机智地作了解释，房东“哦”了一声，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几年来的秘密工作，锻炼了陈琮英。这位童工出身的妇女，从自己丈夫身上学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学到了大胆、沉着的工作作风，也学到了高度的警惕性。有足够的警惕，才有可靠的安全。因此，房东无意间说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等任弼时回家时，她就把房东的话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妻子的话，确实也提醒了任弼时。在当前不利的形势下，还必须隐蔽自己，长期打算，不能作无谓的牺牲。他对妻子说：“看来，如果长期不开业，就会引起特务暗探的注意。那咱们就把牌子挂出去吧。”陈琮英当然同意这样做，但又不免担心，牌子挂出去后万一来画像的人真的很多，那又该怎么办？任弼时告诉她：“那你就大大地要价，他们就不会画了。”
就这样，画像馆的招牌终于正式挂出来了。果然有不少人前来画像，还有人来洽谈业务。陈琮英一方面热情接待，一方面漫天要价，把来的人又一一打发走了。这样，给任弼时赢来了大量的时间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党的工作。武汉党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画像馆也安然无恙地存在于敌人眼皮底下的闹市区。
1930年12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将长江局全部人员撤回，任弼时也随即回到上海。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任弼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一周后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任弼时为委员。2月初，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派人巩固苏区领导，尽早成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即赴苏区，任弼时为代表团负责人。按理说，此行陈琮英应该与任弼时同往，然而陈琮英几近临产，实在无法经受旅途的颠簸，只好留在上海。
3月初，任弼时离开陈琮英，与王稼祥、顾作霖一起前往江西苏区。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分别。看着瘦弱矮小的妻子挺着大肚子的艰难样子，任弼时很是心疼，他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1931年3月12日，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后，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按任弼时临走时的嘱咐，女儿取名远志。没有料到的是，只差这几日，任弼时和女儿远志失之交臂15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见到他的大女儿。”
陈琮英出院后不久，组织上安排她带着女儿住到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家。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十分危急，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以突然袭击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一网打尽。在陈云的协助下周恩来果断、迅速地采取措施，一夜之间，中共中央神秘地转移了。转移中，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和杨淑珍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非常时期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不许随便外出，更不许他人留宿。6月21日晚上，向忠发离开他的住所，来到这家旅店找杨淑珍，声称呆一会就走。但到了深夜12点，陈琮英敲门催他走，他却说明天再走。谁知次日早上，向忠发一离开小旅店就被捕，随即叛变，并出卖了陈琮英。陈琮英被捕后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监狱，怀中还抱着百日左右的女儿。没有丈夫的消息，女儿又太小，加上牢房又潮湿又阴暗，活着仿佛已是特别艰难，但她只要想起以前丈夫在狱中的英勇表现，想起丈夫时时对她所说的鼓励的话语，便倍添信心，坚贞不屈。铁窗中的陈琮英沉着、坚贞，毫不畏惧，不论敌人怎么审问，她就是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什么也不懂，问急了，就掐一把孩子的屁股，孩子立即哇哇大哭。女儿一哭一闹，敌人就不耐烦了，审讯只好不了了之。
当陈琮英被捕的消息从上海传到中央苏区时，任弼时非常挂念和焦急。后来，陈琮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你（指任弼时）早已听到我被捕的消息，你说当时非常难过，但没有影响你的工作，我很高兴。我们是革命的夫妻，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当时，周恩来对此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多次询问陈琮英的消息，再三与上海党组织联系，指示他们尽快设法营救。半年后，党组织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由互济会出面营救，陈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紧接着，陈琮英又接到周恩来从中央苏区发来的要她去苏区的电报。为了避免旅途的艰难，为了到苏区后更好地工作，陈琮英不得不把跟自己一起坐过牢的女儿从上海送回到湘阴老家，交给婆婆抚养。之后，她自己只身一人来到苏区。
在生死难卜的年代，任弼时和陈琮英再次相见，二人互诉衷肠，百感交集。任弼时动情地对陈琮英说：“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这一番话使饱受孤单和分离的陈琮英潸然泪下，感动万分，以至终生难忘。在江西瑞金，陈琮英的政治生活和革命生涯开始了新的篇章。1932年，邓颖超、蔡云湘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安排在中央机要科工作，成为女红军中的一员。当时陈琮英担心自己是女工出身，只上过两年学，做不好机要译电工作。周恩来鼓励说：“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可靠，文化低可以学嘛！你做过地下工作，进过敌人的监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政治上可靠，你就做吧！”任弼时也安慰说：“这是到了我们自己的地方了，我们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和学习。”陈琮英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当时，战事频繁，来往电报很多，人员又少，所以一天到晚，除吃饭、睡觉以外，机要人员都不出门。有时晚上还要加班。不管干到多晚，也没有东西吃。其他物质条件也很差，连办公用的桌子也没有，经常要趴在凳子上、床上译电报。对于陈琮英的机要译电工作，任弼时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20世纪90年代末，陈琮英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在江西永新的时候，任弼时和她一起研究过敌人的密码，并开始破译敌人的密电，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对掌握敌人动向、决定我军行动，起过重大作用。
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被派到湘赣边区工作，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琮英随行。1934年8月，正值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时，陈琮英生下儿子湘赣。但是，军旅生活没有带孩子的条件，任弼时和陈琮英商量，还是把孩子寄放在老乡家。后来，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找到。
自此，陈琮英伴随任弼时南征北战，协助丈夫工作，照料丈夫身体。紧张艰苦、颠沛流离的戎马生涯，使任弼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陈琮英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精心照顾他。任弼时也十分体贴陈琮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负责机要工作的陈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体弱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任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长征途中最困难的一段是过草地，而对陈琮英来说比其他人更不知艰难多少倍，她又要临产了。战友们为她找一处当地藏民居住的二层木屋，底层本是奴隶和牲畜栖息之所，上层才是正式住屋。可是通向上层的木梯极其简陋，直上直下，别说即将临产的琮英，就是一般人上下也得四肢并用。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收拾一下底层将她安顿下来。随着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一个健康的女婴来到人世。任弼时和陈琮英欣喜至极。5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惟有这个女儿在眼前。回首征战岁月，遥想未来，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远征。”
小远征的出生，令衣食无着的母亲心急，每天只嚼野草根的陈琮英哪里还有一滴奶水给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朱德总司令来到陈琮英身边，笑着说，嘿！哭得还蛮有气派哩！任弼时叹气道：只是生在这个时候，太不凑巧！朱总司令安慰他别着急，想想办法嘛。朱总司令想了半天，找到草地中的水塘钓鱼。他亲自煮好鱼汤，大声地喊：月婆子，月婆子，汤来啦！陈琮英母女从这没盐少油的鱼汤中获得了生存的力量。远征长大后，一直亲近地称总司令爹爹。
可是好景不长，再走出一段，河沟水塘逐渐稀少，没有鱼可钓了，于是大家的目光只好落在路边那些野草上。每到一宿营地，任弼时就和战士们一道出去寻找可食的野菜，洗净煮好后，嫩一点的给陈琮英吃，又粗又老的野菜，留给自己嚼。为了减少警卫员的麻烦，任弼时穿针引线，自己缝了个布袋，行军时把远征背在背上，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搀扶着陈琮英，艰难地向前行走。这就是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的爱情，没有罗曼蒂克，却更加牢固实在。
长征途中这对夫妻摇摇晃晃的身影，若干年后还深深刻印在许多老同志的脑海中。
长征结束后，任弼时夫妇在延安有一段短暂的相聚。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奔赴抗日前线，任弼时与陈琮英再度分离。陈琮英留在延安，孩子远征被送回老家。战争年代，革命者的工作要求说走就走，家是不固定的。丈夫此次远行，陈琮英明白是革命的需要，她很理解。可她就是对丈夫的身体放心不下。因为两次监狱中的摧残，加之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紧张工作的磨难，使任弼时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任弼时走时，陈琮英一再嘱咐他要多保重身体，那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深情，令任弼时的心为之震撼。
1938年3月，任弼时奉中共中央之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赴苏联，携陈琮英同行。西行途中，任弼时突然接到一封从延安转来的电报，告诉他母亲于3月18日去世。任弼时深感悲痛。但是关山万里，重任在肩，他们只能对空遥祭，治丧的事只好电请堂叔任理卿代为料理。让任弼时略可告慰的是，去年10月，也就是自己奔赴抗日前线后，妻子陈琮英曾带着在长征途中出生的女儿远征去湖南探望了婆婆，并把女儿远征留在了婆婆身边。望儿的母亲看见了媳妇、孙女，也稍可缓解那份思念之情。
在莫斯科，他们度过了幸福、安宁的两年，并又添了一个女儿，这就是远芳，俄文名字叫卡佳。任弼时夫妇回国后，把一岁零两个多月的远芳送到了国际儿童院，任弼时和陈琮英再一次忍受骨肉分离之苦，而留给远芳的，是无尽的遗憾。她一生中与父亲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这次分别后，父女再次相见，是在1950年元旦。因任弼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49年12月初组织上让他来到莫斯科治疗。任弼时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他与女儿远芳终得见面，并相处了一个星期。一个多星期后，远芳回到国际儿童院学习。远芳后来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话的第一位老师。”半年后，任弼时结束了在苏联的诊治与疗养，带上女儿远芳回到国内。回国后，远芳进入育英小学读书，3年后考上了初中，后来又考上高中，上了大学。在远芳的记忆里，她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从1950年5月至9月的5个月。这是他们父女的不幸，但他们的不幸正是为了中国千万人的幸福。
任弼时虽然工作繁忙紧张，身体又不好，但总是抽空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故事和革命道理，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学习情况。他经常检查孩子们的作业，并告诉他们：人活着就要学习，要苦读书，勤读书，千万不要读死书。他给7岁的任远远题词：小孩子要用功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每当抽得出空来时，他总要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教育孩子们明确学习目的，掌握学习方法。1948年10月他给正在晋绥解放区上中学的远志写信，要求她在学习过程中首先应该确立信心，学习中决不能眼高手低，决不能因为许多功课已经学过就不用心。1949年11月，他给在苏联学习的任远芳写信说：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他在给远远的信中写道：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自己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建设事业要靠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学好做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还要学通本国语并会一国外语，有了文化基础，会便于你去学科学。在任弼时的循循善诱下，他的几个子女都得到健康成长，成为国家和军队的有用人才。
1940年3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回到延安。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任弼时的老战友王震送给他一架平江式纺车，陈琮英当童工时就是学纺织的，自然很在行，见任弼时初学笨拙，便手把手地教他。一次纺线比赛中，任弼时戴着眼镜，神态自若地坐在纺车前，不急不忙地纺着，结果以量多质佳而被评为第一名。《解放日报》为此做了专门报道。当时周恩来惊讶地对任弼时说：“你的纺线技术提高得快呀！”任弼时不无自豪地说：“我有家庭教师嘛。”任弼时对陈琮英的欣赏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革命时期的家庭总是离多聚少，任弼时与陈琮英也不例外。抗战胜利后，任弼时和陈琮英将远志和远征从老家接了出来，加上延安出生的小儿子远远，5口之家其乐融融。可好景不长，胡宗南进犯延安，陈琮英不得不带着小儿子先期来到晋西北的一个小山村，远志和远征也跟着学校从延安转移出来，全家只有任弼时一个人留在延安。陈琮英知道，党需要他，毛泽东需要他，但她总是无法控制住对他的无尽的担心和牵挂。
果然，任弼时在艰苦转战中因过于劳累病倒了，组织上通知了陈琮英，陈琮英没有丝毫停留，心急火燎地拔脚就往任弼时休养的杨家沟赶来。来到杨家沟，陈琮英只见任弼时脸色苍白，牙疼厉害，精神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整夜整夜地睡不着。陈琮英心痛、焦急，望着处于痛苦中的丈夫却又无可奈何。任弼时见妻子这般难受，为了安慰她，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连身也不翻，先从1数到1000，又从1000数到1.乍一看以为他睡着了，实际上他正在和痛苦的失眠进行抗争，只为了让担心的妻子稍稍放松一下。
任弼时的病情越来越重，连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他都无法出席开国大典，不能和毛泽东等战友们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只有在家和陈琮英一起听收音机，当听到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从此成立了”时，两个人激动不已。
病中的任弼时从不停止思考工作，病情稍有好转，就向中央申请工作。得到中央同意后，他又开始了忘我的工作。每当任弼时工作到深夜的时候，陈琮英就劝他休息，但他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陈琮英掩饰着急的心情委婉地对他说：“有些事明天再忙不行吗？”任弼时摇摇头说：“不行啊，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几十年夫妻，陈琮英太了解任弼时了，他有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容纳着党的命运，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幸福，惟独没有他自己。
任弼时与陈琮英共同生活了近30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革命信念基础上，永远为人们景仰。他们的爱情生活同他们的革命生涯融为一体，相映成辉，谱成人间一曲绝唱。
任弼时英年早逝，陈琮英心痛欲裂，泣不成声。但是，她毕竟是在丈夫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她坚强地挺过了中年丧夫的沉重打击，满怀着对丈夫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起有4个孩子的家，并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不懈奋斗。1950年，她担任了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此后，她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毛泽东感慨地说：“琮英同志搞机要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后来，她因病长期休养。1978年，她以76岁高龄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统战部召开纪念大会，并发给每一位到会的老红军一顶红军帽作纪念。这可乐坏了陈琮英。她爱不释手，戴上去又摘下来，真有些不知怎么办了。会议结束回到家里，仍旧舍不得摘，还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戴着红军八角帽的自己，由衷地发出了微笑。她内心深处的红军情结，永久不变。从此，在公开场合露面的陈琮英永远都戴着那灰布红星的红军帽。这顶寄托着对党忠诚、对人民热爱、对任弼时缅怀的红军帽，伴随她走完百年人生路。”
2003年5月31日下午3时38分，红军女战士陈琮英走完了102年的生命历程。这时，党和人民精心筹划的纪念任弼时100周年诞辰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次序进行，陈琮英对此也倾注了心血。2003年4月26日，在纪念任弼时诞生99周年的日子里，任弼时纪念馆竣工预展。陈琮英等任弼时的亲属向任弼时纪念馆竣工预展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