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江西等省的边界地区，广大的丘陵地带，大片的黄土沃壤上，曾崛起了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最著名的一系列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湘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中央根据地，以及后来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猎猎红旗，在这里高高飘扬，中国工农红军的闪闪红星，在这里高高照耀，星火燎原，燃遍全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大批领袖和统帅都曾在这里奋战过，北斗指航，将星闪耀，指引着三湘四水的人民参加工农革命、武装斗争，照耀着这里的大片黄土地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历史变迁。而任弼时，就是最闪亮的黄土红星中的一颗，他和他的许多湘籍革命战友一样，与湖南及其周边地区的红色苏维埃革命风暴关系密切。据检索《任弼时选集》，正文中提及井冈山有4处，湘赣28处，湘鄂川黔12处，中央苏区有7处，提到红军的有50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任弼时与红军、与红色根据地的密切关系。党和红军的闪闪红星照耀了三湘四水的人民革命斗争。
1927年4月，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顿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4月12日深夜，上海街头一片白色恐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指使下，青红帮流氓荷枪实弹，同时向闸北、沪西、虹口、南市、吴淞等地工人纠察队进攻，军阀租界的帝国主义势力直接间接地加入屠杀工人的行列。次日，大雨倾盆，宝山路一带，大马路上血流成河，100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3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1000多人被捕，成千上万的人涌向码头、车站逃亡。
一时间，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也风雨飘摇。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的分歧和斗争也愈来愈尖锐复杂。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坚持真理，敢于抵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提出正确的主张，力图挽救党的危机。这天，任弼时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的住处了解情况。一进门，看到夏明翰、蔡和森、方志敏、毛泽民、毛泽东都在，正在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个个慷慨激昂，批评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领导势必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推向火坑。他们见任弼时进来，都起身让座，任弼时把手中的一份材料往桌上一放说：这是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致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只看了几眼，见其中提到武装斗争，当场就把它撕了。还怒气冲冲地对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任弼时激动地说：难道我们就这样任人宰割吗？蔡和森为任弼时倒了碗水，任弼时喝了一口水又问：共产国际来了指示，你们知道是什么内容吗？众人都说不知道。任弼时说：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5月13日到了中山大学，接见了中国学生，斯大林对蒋之举十分愤慨，他痛斥了蒋，谈了武汉政府和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发来了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蔡和森气愤地说：既然有电报，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开？任弼时锁着双眉说：我去找陈独秀问个明白。毛泽东立即拉住他：弼时，今天下午开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问吧。
192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任弼时等都来了，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时局，陈独秀先发了言，说要向前看，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陈独秀发言刚完，任弼时就起身问：独秀同志，共产国际的指示，你为什么不在党内公布？任弼时这么一问，到会的很多人都一愣，不知任弼时的话从何而言，吴玉章问张太雷：共产国际来了什么指示？张太雷说：我也刚听说，还不知道内容。陈独秀的脸色则为之一变，喊道：“任弼时，这指示不须让你知道，你不必多问！散会后，任弼时对革命前途十分忧虑，长叹说：如此下去，我等将无葬身之地！”
大革命失败后，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以后，任弼时先到鄂南指导鄂南农民暴动，后奉命奔赴湖南考察秋收起义情况。这时，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挫折，改变了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起义军由毛泽东率领转向湘赣边界的广大农村。但是，党中央极不满意，认为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特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赴长沙督促湖南省委继续实施城市暴动。
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于9月22日到达长沙。由于白色恐怖，湖南省委成员大多分散隐蔽。任弼时首先会见了当时在湖南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成员马也尔。马也尔是对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军放弃攻打长沙、引兵湘南、转向农村最为恼火的领导者。9月25日以后，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任弼时见到了省委领导成员彭公达、夏明翰、谢觉哉等人，9月27日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按照当时中央的指示，要在长沙城举行暴动，不少同志在会上摩拳擦掌，要与敌人决斗。任弼时详细调查了敌情我情，长沙城内守敌有9000人、7000支枪，湖南省委能够动员的力量才1000多人，大多数武器是大刀长矛。任弼时冷静地分析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有人表示异议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啊。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郑重提出：‘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制定了《湘省今后工作计划》，要求以湘西的常德、湘南的衡阳、湘西南的宝庆为中心，扩大农民的斗争，夺取重要县镇的政权，准备力量再夺取长沙。并改组了省委，书记彭公达，军事部长李子骥，农民部长向俊奇，组织部长林蔚，工人部长李运钧，宣传部长罗章龙，秘书长蔡以忱。原省委常委夏明翰、易礼容，已经暴露，被敌人‘通缉’，因此任弼时派夏明翰去常德，易礼容去衡阳，分别组织湘西和湘南的斗争。10月4日，任弼时进一步向党员、工人、农民作调查，了解了长沙马日事变后的形势和工农力量的情况，决定着力整顿党团组织，重新恢复工会、农协和团组织，而不能‘贸然再次发动暴动’、‘重蹈单纯军事冒险的覆辙’。这样，任弼时详细调查了解秋收暴动后的敌我情况，批评盲动主义倾向，毅然纠正了湖南省委在执行中央关于进攻方针时所制定的第二次长沙暴动的冒险计划。任弼时并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实际上支持了毛泽东把秋收起义军引向农村的决断。
遗憾的是，当时的党中央并没有接受任弼时的正确判断，而是改派任弼时的战友罗亦农、王一飞再到湖南，改组省委，由王一飞任省委书记，发动领导城市工人为主体的暴动。暴动失败后，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在腥风血雨中，王一飞矢志不移，坚守岗位，继续战斗。1928年1月6日，王一飞不幸被捕，他叮嘱探监的同志，要如实地向中央汇报，没有广大农村暴动，城市起义很危险。同年1月18日，在长沙教育会坪英勇就义，年仅30岁。王一飞的壮烈牺牲，印证了任弼时意见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