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湖南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风起云涌，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人物史上的奇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通常称毛刘周朱任——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湖南人物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他们是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成熟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七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中国共产党有了这样成熟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抗日战争的迅速胜利、解放战争的加速胜利、一化三改的提前胜利，都有了核心力量和领导保障。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成员，与另两位湘籍成员，有着渊源很深的历史交往和革命友情。
在众多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任弼时与毛泽东共事并不是最长的，但是46岁就英年早逝的任弼时，30个春秋的革命生涯中，却与毛泽东结下了渊源深长的历史交往和真挚密切的战友关系。据检索《任弼时选集》，正文中提及毛泽东有46处，而检索毛泽东6部主要著作，正文中提及任弼时有122处。透过两位湘籍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风云际会，既可领略他们为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及其伟人风范，又可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立成长成功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从中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在全党确立的情况。
毛泽东、任弼时可以说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毛泽东可以说是任弼时的学长。1915年任弼时考入一师附小时，毛泽东已经在一师本部读了两年书，而且毛泽东所主持的一师校友会的进步组织和活动，对任弼时的学业和长进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翻阅任弼时的作文，可以发现其间有许多题材、主题、论点与毛泽东有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人贵有恒，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都爱好交友，都喜欢踏春游历，都崇拜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都希望抵御外侮、富国强兵，深恶痛绝国耻之事，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恨之入骨，都忧虑着人民的生计艰难困苦，都对立志一说抒发了自己的真知灼见，都曾借悼念亡友倾吐心中的忧思，都喜爱读报、关心时事，都为了追求人生的理想和救国的真理不惜别亲离家孤身一人外出求学求索、奋斗不懈，但是同时对父母双亲和家乡亲人抱有无限的思念。
1920年夏天的长沙。长郡中学16周岁的中学生任弼时，被五四运动和《湘江评论》的激情所鼓动，一颗求知爱国的心已经冲出书斋校园，投身于社会，并向往着真理和外面的世界——苏俄。任弼时所钦佩和信赖的毛泽东，当时已27岁，是新民学会和湖南青运学运的领袖，半个职业革命家，正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事建党建团工作，并同军阀当局做斗争。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等一些湖南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被推举为书记干事。力主湖南青年向外发展的毛泽东，送走一批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赴法勤工俭学，又全力发动有志青年远行到列宁的故乡学习取经，目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这一批有志青年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弼时和萧劲光。这天，任弼时和同学萧劲光来到岳麓山下。任弼时说：劲光，我们国家如同一只破船，正在风浪中寻觅方向，我辈热血青年，应担此重任，岂能把眼光放在一碗饭上？萧劲光说：弼时，你说的对，我辈当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任弼时说：“去法国勤工俭学已错过机会，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到世界各地走走，古人还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呢。萧劲光皱眉道：我们到哪里去呢？任弼时眼一亮说：咱们去找毛泽东，他是个有办法的人。二人找到毛泽东坦露心声，毛泽东笑着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和他们一起去。任、萧二人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法国没去成，我们去俄国。毛泽东又取来地图，把俄国的位置指给他们看，接着，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讲到了革命导师列宁。任弼时听到留俄的消息后，欣喜异常，当即同萧劲光商议，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决心到俄国留学。毛泽东见这两名青年劲头如此之足，也很高兴，立即写信和上海联系。1920年11月，任弼时与萧劲光乘江轮东下。任弼时到上海后，才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为了保密，措词很隐晦。他和萧劲光住在上海贝勒路的一家湖南人开的小旅馆，结识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张太雷、恽代英等，使任、萧二人眼界大开。经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任弼时和刘少奇、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等14位湖南青年先后赶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并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转赴苏俄，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毛泽东的启蒙宣传和具体组织，可以说是任弼时人生转折的一大契机。这段转瞬即逝的交往，对任弼时的革命生涯和他们日后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1年7月任弼时抵达莫斯科，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即参加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工作，曾任团中央总书记，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由中共湘区区委书记调赴中央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等职，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任弼时与毛泽东，一个主要在团组织的工作岗位上，一个主要在党组织的工作岗位上，为革命理想和事业而上下求索、不息奋斗，在中国大革命的洪流中搏击前进。他们都参加了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毛泽东在党内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光辉思想，得到任弼时的赞同和支持。
1927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任弼时都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和党中央的战友们一起为挽救中国革命危机而英勇奋斗。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奉命回湘领导秋收起义，任弼时同毛泽东临别共勉，寄予希望。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果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计划，在浏阳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揭开了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当时中央极不满意，委派任弼时为中央特派员赶到湖南，强令省委继续执行中央关于长沙暴动的计划。任弼时来湘后调查研究，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及时决定“长沙暂不举行暴动”。这同样招致中央的批评，很快将任弼时调职。从此，毛泽东在红区、任弼时在白区，天各一方，坚持了数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1928年党的六大前后，任弼时奉命留守中央，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给予了很大支持。1928年6月，任弼时致信湘、赣省委，要求“朱毛部队要特别注意赣南群众的发动”，省委应加紧工作，以响应朱毛部队在“赣西的割据，是为至要”，并支持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对于毛泽东的工作和红军初创的斗争，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期，朱毛红军征战转击，开辟革命根据地，曾进军湖南省会长沙城下，反“围剿”战争连战告捷。而王明“左”倾路线危害甚大，中共中央在大上海站不住脚，其领导成员先后向苏区转移。1931年4月，任弼时进入苏区，任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上，任弼时等人尽管执行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及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但客观上全力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里，任弼时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工作路线，给予了肯定。毛泽东提议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曾山等5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会后，苏区中央局于同年4月、7月和10月，先后3次报请中央批准。中央后来虽没同意，但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支持。在军事上，任弼时、王稼祥等人支持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1931年3月、4月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激烈争论。4月19日，中央局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方针，毛泽东、朱德力主诱敌深入，集中歼敌。任弼时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未置可否”，但在争论中任弼时却确认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经过半月的争论，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主张说服了多数同志，任弼时也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给予积极支持。5月24日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之中，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由毛泽东任临时总前委书记，负责领导战争和前方所有工作，而项英、任弼时等中央局其他成员则留守后方工作。6月中旬，又由毛泽东接替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改任副主席，于是，就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毛泽东。任弼时等人还提出”以毛代项的主张，支持毛泽东代替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土地改革政策方面，毛泽东关于土地斗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被临时中央指责为”富农路线加以批判。但无论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在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任弼时都支持毛泽东按人口平分的主张。直到1931年10月31日苏区中央局在复临时中央的电报中，仍认为分配土地决定以人口为标准，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
任弼时初到中央苏区，使命也是执行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央的指示，加上他对苏区和红军工作尚属陌生，在工作中确实有错处。1931年11月任弼时起草《党的建设决议案》批评“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指责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主张。但是他同中央主要领导者的“左”倾错误是有分歧、有区别的，如他所说：“在临时中央未搬到中央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去了，但在博古、洛甫未去苏区之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
1931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年。谁来当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元首？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就讨论过这一问题。有人提议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担任。而多数人认为：不论谁担任这一职务，都必须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大家公认，只有亲自创建并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具备这两项基本条件。会后，中共中央将毛泽东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提议报到共产国际，得到批准。1931年10月，在任弼时具体推荐下，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主席，即通常所说的中央政府主席。这个“主席”虽然不是中共中央的一号职位，但是它在行政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在实际上的重要作用，却是名义上的一号职位所不能替代的。毛泽东一直认为任弼时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功大过小，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罗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又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据说王稼祥曾说了一句愤愤的话：“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黄允升认为：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因为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一大堆话，都是中国、江西，一句也没有涉及马列主义。当时也有人没有被一些马列主义辞句所吓倒，勇敢地站出来批驳，那就是周以栗。周以栗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1930年9月底，他本来是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贯彻立三路线的，要求再打长沙，结果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工作，他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并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所以他理直气壮地说：山沟里就是有马列主义，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呢？怎么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这是实践中的马列主义吗！在这以后，毛泽东找出很多文件给王稼祥看，找王稼祥谈话，谈得很深，比较务实的王稼祥受益匪浅；同时也影响了任弼时，他觉得毛泽东在军事上确实有道理。这样，中央代表团转而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在中央局会议上，他们要毛泽东首先讲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同时觉得项英的“分兵退敌是机会主义的。这样就为第二次反”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才有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接着是第三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红军是以3万多对国民党军的30万，两军实力对比更为悬殊，由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中央代表团完全支持，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正因为任弼时实际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的领导者对他并不满意。1933年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之后，任弼时被博古等人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这种安排带有对他执行“左”倾路线不够得力的惩戒性质。任弼时到湘赣省委工作后，在实践中深深感受到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和战略战术的群众基础和实事求是精神，因而对王明“左”倾领导有所抵制和纠正。当时，毛泽东虽然已被迫离开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仍关心湘赣苏区的斗争，曾让王震转达他对湘赣反“围剿”作战的意见，提出湘赣根据地要巩固发展，一定要运用红军十六字诀战术，一定要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歼敌之有生力量。据此，任弼时决定放弃当时的单纯防御而采取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运动战，取得过一战而歼敌一个整旅的战役胜利。然而，在王明“左”倾路线占全党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都惨遭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任弼时、毛泽东虽然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但回天无力，后来才得以共同在延安整风中予以清算。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述中国红军战略大转移时，是把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西征作为开篇之作的。毛泽东写道：“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红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毛泽东说，红军在保持原有阵地上讲是失败了，但是在完成长征计划上讲是胜利了。1936年10月23日，红军三军大会师之后，邓小平和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与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等同志会面，并以左、聂、邓联名电告毛泽东：“二方面军同志对张（国焘）不满，与一方面军甚谊，虽连日行军作战，”部队非常疲劳，体力差，病员很多，但会合后情绪很高。党中央、毛泽东得到他们报来的情况后，极为欣慰。毛泽东赞扬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任弼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彭德怀为总指挥。12月7日，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七人主席团成员，成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工农红军统一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之一。1937年3月中旬，任弼时应毛泽东通知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才与分别4年的毛泽东再次相会。4年前，任弼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毛泽东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4年后，毛泽东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之间职务身份的转换，反映了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发生的重大变化。
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首先从军事上实现，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改编命令。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任弼时担任中央军委前方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9月15日，任弼时和朱德、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由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战前线，挺进华北敌后。10月19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将黄克诚起草的《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得到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一度取消的红军时代的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度又得到了恢复。不久，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向毛泽东建议，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任弼时总结抗战经验，宣传持久战方针，撰写并发表了《山西抗战的回忆》和《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两文。后一篇文章被八路军总政治部作为政治教材印发各部队学习。
1938年3月，任弼时被毛泽东委以重任，赴莫斯科接替王稼祥负责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派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历史证明，任弼时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为转变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和政策的认识，为宣传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抗战路线，为加强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3月底，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半个月后，任弼时很快对共产国际作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一个半月后，任弼时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对书面报告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任弼时热情而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所采取的正确的抗日战略与策略。由于任弼时、王稼祥实事求是的宣传介绍，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与现状，对毛泽东的能力和功绩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承认与支持，对于最终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而任弼时在这方面做了很大贡献。1938年7月，任弼时正式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共产国际并拨款30万美元给中国共产党，资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莫斯科期间，任弼时还经常在《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他组织翻译并在《共产国际》发表的毛泽东的一些抗日战争论文名篇，产生了良好影响。任弼时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消除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一是把到处悬挂的王明的画像取下来，换成毛泽东的画像；二是把受到王明残酷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解放出来，安排工作，使他们锻炼成为优秀的领导干部。”
由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一本毛泽东传记，可以说是共产国际、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正式公开承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标志。因为长期以来，苏联报刊虽然介绍过毛泽东，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更支持善于钻营的王明，并于1935年让王明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分管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直到1938年3月季米特洛夫才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刚到莫斯科的任弼时说：“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这是据王稼祥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的说法；师哲的回忆则略有不同：‘应当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只有俄罗斯学者加列诺维奇说，上述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肯定不是季米特洛夫本人，而是斯大林的意思；当时对王稼祥说这番话的也不是季米特洛夫，而是斯大林派到共产国际工作的曼努尔斯基。这番话无论是出自何人之口，都只有在斯大林的同意下，共产国际才会正式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宣布。’”
这本传记的前言中，以大约8000字的篇幅集中评介了毛泽东，称毛泽东为“光荣的人民英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无限热爱自己祖国的榜样和全心全意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人，“杰出的革命统帅、天才的战略家与全面的国务活动家；”毛泽东的生活史即是整整一代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历史，“他的名字广为人知并赢得千百万人民大众的热爱。它传到中国最偏僻的地方，并远播于中国疆域之外。前言还说”苏联劳动人民对毛泽东的名字感到亲切和珍贵，他们不懈地关注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而“苏联读者将会饶有兴趣地阅读伟大的中国革命者关于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传记故事。”
中共中央在获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态度后，才会通过六届六中全会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最终结束了王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挑战。
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是在延安时期正式确立的。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并明确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4月初，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制定了一个“三宣传”计划，即宣传领袖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宣传毛泽东的体系。这一年，年富力强、精神与智慧如日中天的毛泽东50周岁。共产党人亦不能免俗，一些同志酝酿为毛泽东祝寿。何凯丰提出要借毛泽东50寿辰之际，来宣传毛泽东的思想。针对于此，毛泽东专门复信何凯丰，明确指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时任中央书记处三人成员之一的任弼时，也从宣传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的思想的角度考虑问题，曾交待毛泽东的前湖南一师同学、著名作家萧三，建议他撰写一本毛泽东的传记。中央宣传部的胡乔木很乐意帮忙，极力协助萧三承担工作，收集资料，使他能够集中精力写好毛泽东传记，争取赶在毛泽东50寿辰到来之际完成。但是，毛泽东既反对为他祝寿，更反对为他树碑立传，主张活着的人都不写传。因此，萧三精心写作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直到1944年7月1日、2日才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而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界都没有给毛泽东祝寿。
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刊登出来后，几次托人传话给萧三，叫萧三停止写他个人。最后一次，他还亲自对萧三劝道：“你应多写群众。”
不主张为个人树碑立传，不主张为领袖庆祝寿辰，是明智之举，更是科学之道。毛泽东这样做，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权威和威信的日益增长，没有影响他的理论思想被全党所接受，没有影响他的领导核心地位被全党全军所承认。
党中央秘书长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的时期。这中间，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集体智慧起了很大作用，任弼时更是功不可没。任弼时1940年3月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从此与毛泽东在书记处共事10年。这10年是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10年，也是任弼时与毛泽东相交最久、相知最深、相关最切的10年。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任弼时1941年担任中央秘书长，1943年成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的3人书记处书记之一，承当起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日常工作的大任。据彭真回忆说：“那时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开会，为了便于集中精力开会，我们大家都不作记录，指定任弼时同志一个人记录。我相信，弼时同志的记录会保存下来，是可以查到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秘书长任弼时的工作的繁忙程度和重要性。从1942年起，任弼时在著作讲话中称毛泽东为‘毛主席’，‘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因而提出‘真正爱戴党的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要求。”
为了统一对抗日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在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1944年4月，在边区高干会上，任弼时高瞻远瞩地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照本本办事。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80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
任弼时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奋力拼搏。他认为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做法，是搞好整风运动的重要关键所在。整风运动的审干，由于康生的错误领导，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康生先搞“抢救运动，后又抛出”自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任弼时知道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任弼时几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必须马上纠正，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研究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使整风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师哲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期，康生只怕两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任弼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全会讨论通过，为统一全党在思想问题、历史问题和领导问题上的认识，打下坚实基础。起草“历史决议是六届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党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新认识。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前后作了七次修改。并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增写了新的重要内容。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准备的军事工作报告和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于会前毛泽东、任弼时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这个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时在发言中坦率地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特别提到：“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王明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945年4月23日，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参加党的七大的组织工作，并在开幕典礼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掌握了中国人民，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在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四大机构的主席，他在全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得到公认。任弼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五大书记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成熟的核心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毛、朱、刘、周、任的名字，成为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保障，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障。
转战陕北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在吸引着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也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1947年3月，蒋介石在空军副总司令的陪同下，在西安亲自部署了30多个旅和上百架飞机，纠集20余万大军，大举围攻延安和只有2万人的边区保卫部队。蒋介石的大将胡宗南担任主攻。当时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形势十分严峻。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等率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周恩来、任弼时广泛收集了情况，准备了资料，分别对军事形势、土改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起草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实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毛泽东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它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371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
任弼时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作为中央机关直属支队司令员，为了确保党中央、毛泽东对全国战局的掌握和指挥，保障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他带病坚持工作，付出巨大心血和辛劳。由于任弼时坚守职责、周密指挥，使中央直属支队在陕北转战的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战术思想，完成了保存自己、牵制和歼灭敌人、保障首脑机关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使命。
电影故事片《巍巍昆仑》就生动地再现了1946年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毛泽东率领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组成的“昆仑纵队转战陕北的历史画卷。为了吸引胡宗南部于陕北并寻找战机予以歼灭，也为了陈赓、谢富治兵团和刘邓大军顺利南渡黄河，促使全国战局大的转变，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率‘昆仑纵队’在陕北与国民党大军兜圈圈。为了保护毛泽东和‘昆仑纵队’的安全，当时身负重责的任弼时提议‘昆仑纵队’北上，以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穿过国境线，求得苏联红军的保护。但是毛泽东执意东进，为的是引诱胡宗南部进入解放军的包围圈，就地歼灭，扭转整个陕北局势。毛泽东和任弼时这两位中央领导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只好由周恩来劝和；两人的每一次争论，都必定面红耳赤。最后，毛泽东火气冲天地指着任弼时大喊道：‘你不服从，我撤你的职！’直把任弼时吼得要掉眼泪，有点委屈，有点不服气，但两人都能够理解对方的苦心。观众观赏到此处，也感到更加的亲切、崇敬、自然、真实。”
而历史事实则是，1947年6月7日，胡宗南部刘戡率4个多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从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仅几里。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兵由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当时，解放军主力在陇东地区，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有几百里。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仅4个连。把炊事员、饲养员等后勤人员算在内，也不过300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200多人，形势极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任弼时以支队司令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走，如有情况再向东走。任弼时认为西面和北面均有敌人，向北走路宽，活动余地大，情况紧急时还可过黄河，这样可确保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部队接到通知后，整装待发。两个钟头过去了，还没得到出发命令。中央支队政治部主任廖志高沉不住气了，他走进毛泽东的住地，听到任弼时与毛泽东正为此事进行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不同意向北、向东转移，更不同意一有情况就过黄河。他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而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任弼时认为：部队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部队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没有保障。任弼时记得，朱总司令在率中央工委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再三嘱咐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因此，任弼时把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看成是全党赋予他的重托。中央留在陕北，任弼时是完全同意的。但现在遇到险情，他自然地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他想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然而，毛泽东具有超人的审时度势、洞察一切的才能。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安危，他考虑的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语重心长地对任弼时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战略问题，这样可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毛泽东还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速度也很慢，向北到高阳岔，是一条大路，敌人如追过来，速度很快。经过争论，任弼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后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是正确的。”
1950年，毛泽东回忆起解放战争时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补充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61年周恩来在和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动情地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土地改革问题日益重要起来。1947年11月，毛泽东就土地改革问题同任弼时专门谈话，让他负责土改工作，以保证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最后胜利。这体现了毛泽东对任弼时领导能力、政策水平和善于防“左”纠偏的巨大信任和充分了解。在认真调查研究之后，任弼时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著名讲演。毛泽东对这篇讲演作了精心修改，并决定以此代替中央原定拟发的“一月决定”，说明任弼时负责的土改工作成绩出色，饶有创见。这篇讲演与毛泽东1948年2月15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献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代表作。直到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仍然高度评价了任弼时在土改问题上的功绩，说：“土地法上讲，禁止乱打乱杀。这个问题好像是从1947年12月会议和任弼时那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以后才明确了。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告别陕北，经晋西北、晋东北挺进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4月9日傍晚，因大雪路阻，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峰巅鸿门岩，当夜就宿于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4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泽东一边用饭，一边烤火，还捎带翻阅着一本经书。老方丈发现毛泽东看经卷，吃惊地问：怎么，贵人也读经书？毛泽东笑着将佛经送给方丈道：随便看看。我是无神论者，不信神佛的。更当不得以贵人相称啊。毛泽东同方丈亲切地交谈，并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味地向方丈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方丈笑而作答，并邀请毛泽东翌日观赏五台山胜境，自愿担当向导。次日早饭过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由老方丈作向导游览参观。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钟鸣鼓钹参差交响，合着抑扬有致的梵唱声，好一派佛教胜境庄严肃穆的气氛。毛泽东感慨地说：所谓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时。任弼时插话：用佛教的话说，就是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极无涯的境界。毛泽东又说：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任弼时笑道：‘佛学的教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献身于拯救民众的精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间百姓遭受生离死别、病患贫困、自然灾害的痛苦，才下决心抛弃荣华富贵、儿女情长献身于佛教事业，舍生取义嘛。’任弼时的话引得毛泽东一阵情绪激昂，随口而出：对呀！共产党就是信仰马列主义这个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拯救天下穷人脱离苦海，团结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当家作主人。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半，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会堂里。会场正面，挂有毛泽东、朱德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开幕。到会的中央委员34人，他们是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还有林伯渠、林彪、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候补中央委员19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乌兰夫、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列席人员11人：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是这次全会通过由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此后，由中央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汇报工作，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共有27人作了28次发言。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个报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指导建设新中国的各方面纲领和政策的集大成。
毛泽东还谈到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员的配备问题。他说：现在尚不能定，须与民主人士商量整个配备，但有两个人要报告：毛、周是否加入。周一定要加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我不参加有好处，可以有时间想问题；但不参加有缺点，内阁上面要设主席团，设主席。请同志们看是否妥当。刘、弼时不加入，不要全加入进去，全加入是不行的。
1949年3月23日上午11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毛泽东和战友们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进京赶考”。
中共中央从陕北移驻西柏坡时，主要靠两条腿行军。进驻北平则今非昔比了。东北野战军派来100多辆美国造十轮大卡车和十几辆吉普车。车队的最前面是先导车，叶子龙坐在里面带路。毛泽东坐在第二辆吉普车里，警卫战士坐在毛泽东的后面，抱着一个座钟，那是苏联领导人送的，为毛泽东提供时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车跟在后面，再后边的车里坐的是警卫战士以及机关的工作人员。警卫排长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说道：“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3月25日，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在叶剑英、滕代远的陪同下，乘火车向北平进发。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乘汽车到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平部队并会见民主人士。
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进驻北平，说明中国人民革命到了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正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送上红鱼一群”
在中国革命顺利发展胜利在望的时刻，由于常年艰苦斗争生活的损害，任弼时的身体健康日趋恶化。1949年3月，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欢呼声中进了北京城。不料，西郊机场的阅兵式结束后，任弼时便病倒了，血压（低压）高达150毫米水银柱，心脏每分钟跳动110次以上。党中央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任弼时不得不服从党的决定，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西郊寂静而清幽的玉泉山。毛泽东特地派人给他送来一缸金鱼，附信说：“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同志加战友的深情厚谊浸透了只纸片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缺了任弼时的身影。他只能站在居所院子里听着礼炮声，欣然微笑。毛泽东深为之遗憾。1949年的11月21日，毛泽东亲自致信斯大林，商议“患病甚重”的任弼时去苏联治疗事宜。斯大林表示欢迎，并派医生乘专列到北京来接任弼时。临别，毛泽东亲到他家送行，一再嘱咐任弼时安心养病。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日理万机，还多次看望任弼时，与他合影留念，希望他早日康复重返中央领导岗位，共同建设新中国。他们还就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留苏培养技术人才等共商国是、筹划建设祖国的远大蓝图。当毛泽东从苏联医生的口中了解到任弼时的血压已降下来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天，任弼时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特意吩咐厨师做了两样不放盐的菜，还准备了一盘有湖南风味的辣酱烧黄鱼。但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任弼时吃辣子时，又把那盘鱼端得远远的，幽默地说：对不起呀！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能不听啊！二人都笑了。在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尽快选派一批政治觉悟高，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学习，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建设人才。毛泽东很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他风趣地说：“今后要大规模地搞建设了，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一批人来取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有黄油面包吃，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任弼时不断点头，两位战友心心相印。”
1950年5月底，任弼时返回祖国。医生本打算让他再休养一段时间，但任弼时躺不住了。6月25日，电台报道了朝鲜发生内战的消息。26日，任弼时急切地向毛泽东要求恢复部分工作。信里说：“我回抵北京后已近一月，血压尚继续下降中（160左右），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傅连TIF；E 医生与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任弼时的病情，征询了医生和书记处的意见后，同意他每天工作4个小时。不久，任弼时便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加到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实际上他通常都工作8小时以上。”
有一次毛泽东前来探望，谈话中间看见医生进来送药，便立即解释：“我马上就谈完了，我就走。”尽管毛泽东、党中央坚决保证任弼时安心休养，但是任弼时是一头献身革命而不知疲倦、不顾生死的骆驼，他深知时日无多，自己把工作时间延长到8小时以上，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做人生的最后冲刺。
1950年国庆一周年之际，任弼时和毛泽东等战友们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聊补开国大典时因为病重而未能参与其盛事的遗憾。几天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罗荣桓、林彪、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等人出席或列席。任弼时抱病参加会议，因为这是一次举足轻重的重要会议——党中央商量抗美援朝问题。派不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对才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在这一关键时刻，任弼时给予毛泽东以支持，襄助党中央下定决心作出抗美援朝出兵的决策。
由于任弼时忘我操劳国事民生，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不幸于1950年10月27日因脑溢血突然逝世。正在全力以赴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毛泽东，惊闻噩耗悲恸不已。中央立即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赶到景山东街任弼时居所亲视入殓，并亲扶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久久不愿松手。毛泽东的脑海中不断闪现着任弼时一生的战斗影像，悲从中来，凝聚笔端，挥毫题写了“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的挽辞，表示深深的哀悼。他叮嘱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定要抚养好孩子们，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继承他们父亲的遗志！1951年7月18日，任弼时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在汉白玉墓碑的正面，端端正正地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毛泽东和任弼时为党的建设做出杰出贡献
同样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活动家、组织家和理论家，在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据检索《任弼时选集》，正文提及党的领导有45处，标题中有2处，正文中提及党的建设有8处，标题中有1处。而检索《毛泽东选集》，正文提及党的领导有21处，提及党的建设有11处。检索毛泽东的6部主要著作，正文提及党的领导有139处，提及党的建设有185处。这也说明了毛泽东、任弼时对党的建设问题的关注。
任弼时在30年革命生涯中，为党的斗争和事业奋斗不息。1927年，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自此参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奠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任弼时作为中央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起草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筹备召开党的七大，为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辛勤操劳，颇有建树。任弼时在长期的党建实践中，敢于和善于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过程中，体现和捍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原则，努力避免党的危机，努力健全党的肌体、巩固党的团结、实现党的统一。任弼时在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于根据地党的建设建功至伟，湘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建立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方面，有突出的成绩。任弼时就如何认识党性、增强党性和自觉锻炼党性作过较为系统的阐述，而且他本人就是具有坚强党性、坚持党性修养、模范地实践共产党人党性原则、躬行骆驼精神的优秀共产党人，为后代共产党人树立起党性原则和党性精神的丰碑。
任弼时敢于和善于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1931年被派到中央苏区后，任弼时曾一度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政策，但很快认识了错误，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朱德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任弼时既要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正确路线，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工作。在苏区党的建设工作中，任弼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在党的组织工作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建立集体领导、巡视制度和加强党内民主的建议。在领导肃反工作中，努力坚持实事求是作风，正确估价干部队伍，加强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保护了许多好同志。他在《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等文章中，全面分析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正确指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任弼时不负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深切地了解党的组织建设对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重要意义，十分关注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任弼时1940年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1941年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后，即着手整顿中央的办公机关，逐步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和供应制度。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任弼时还在中办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他为党的组织工作、秘书工作和群众工作逐渐走向正规化做出了贡献。延安整风后期，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央机关的精兵简政。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代表书记处提出初步方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中央书记处“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次精简整编，在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上意义深远，它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为党的七大在组织方面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同时为全党作出了精兵简政的样板。任弼时从1940年回国留在延安党中央工作，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召开七大。但是这项工作一做就是5年整。这位杰出的组织家为党的七大的长期筹备和胜利召开做了许多工作，倾注了巨大心血。
任弼时是协助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的主要领导人。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提出“党在思想领导上的重要性”的问题。任弼时认为这是在整风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说：“党如果不能在思想上领导全党，党中央如果不能正确地掌握党内思想问题，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要使党来正确地领导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议以此作为中央政治局第一项原则。他用事实揭露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要求大家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为了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他还多次提出，必须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加强党的思想教育，认为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协助毛泽东代表中央就有关思想范围的问题，作出了很多重要决定，并发表了很多阐述性的报告、讲话。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抓住思想领导这个根本问题，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使全体党员受到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促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任弼时对于拥立毛泽东为中央领导核心做出了独特贡献。1938年任弼时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汇报，特别报告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已经完全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采取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正确意见，才有许多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党和红军的发展，才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才有对于“左”倾错误的迅速纠正，才有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和结束长征的伟大胜利，才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有党和军队在抗战以来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断言：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由于任弼时系统地介绍中国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有利于克服王明曾经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右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得以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所以毛泽东曾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正是有了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样具有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和到苏联学习背景的优秀领导人的支持，才使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被全党逐渐接受，才使毛泽东最终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任弼时阐述和坚持了坚强的党性观念，丰富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中的党性观念学说。中国共产党是最讲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强调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党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党把增强党组织和党员的党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延安整风实质上就是一次对全党进行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的运动，促进了党的全面建设，增强了党性。任弼时撰写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和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的长篇报告，阐明了党中央要求全党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把党性的锻炼和修养当做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任弼时分析了党中央之所以提出增强党性的党内外的社会历史原因，强调党内缺乏党性的倾向和表现是严重的和危险的。增强党性的中心是解决组织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问题，每个党员要从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方面自觉地进行党性锻炼和培养，以实现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建设一个坚强团结统一的党。任弼时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集中的或者最高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为了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任弼时要求肃清以机会主义为代表的“三风”影响，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党性不纯或者说是党性很坏”的具体表现。“如果党的领导机构被这样一种东西所统治，革命就一定要走向失败。”任弼时批评宗派主义就是党性不纯，就是对党外产生排外性，在党内产生排内性，要克服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每个党员首先要做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党的利益，一切行动要合乎党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党性的根本含义。任弼时强调党员要具有坚强的党性，把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是否符合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任务和党的路线，作为衡量党性的标志。对于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除了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外，还要求有更加完备的思想方法，任弼时认为，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能不能使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三者高度统一，是革命者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任弼时把党性的内涵概括为思想、政治、组织、行动四个方面，把思想摆在党性标志的首位，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达到更高的党性标准，同时强调在实际斗争中从这四个方面加强党的观念，进行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修养。
任弼时党建理论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任弼时一贯重视党的建设，并做出了许多贡献。任弼时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武器。在党的思想路线上，任弼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须运用这个武器“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反对不切实际地“仿效俄国党的经验”。他在延安整风时指出：“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要“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时也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要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任弼时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1943年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说：中国共产党“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止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任弼时为此做出了贡献。
任弼时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整风运动的审干，由于康生的错误领导，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任弼时知道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从而使整风运动恢复正轨。并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达到全党的思想统一。通过总结建党以来20年的历史经验，阐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他严肃批判六届四中全会后的路线错误和严重恶果，并作自我批评，提出延安整风运动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他要求全党同志都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贯彻强烈的群众观念，具备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
任弼时同毛泽东一样，特别注意发扬注重调查研究和实行党内民主的优良作风。在党的作风建设上，任弼时倡导勤于和善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精确地了解“本部门本地区上下左右的情况”，运用理论的力量，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了解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来确定我们的方针”。他非常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明确指出“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任弼时注意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同种种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就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很重要的思想观点，为毛泽东建党思想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在领导根据地党的建设过程中，任弼时就提出要“建立集体领导”，“一切重要的问题都应经过正式会议讨论解决”，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党掌握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保障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指挥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明显削弱，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任弼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打破国民党的限制，重新恢复红军的政治制度，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切实执行党的路线，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并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一支英勇抗战模范部队的重要保证。后来在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中，任弼时明确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并不是要放弃政权中党的领导作用；相反的，我们要巩固这种领导”，使政权建设以党的抗战与民主的政治主张为共同的政治基础，保证党在“三三制”政权中的政治优势。
延安时期，任弼时就十分注重已经在边区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为创立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了最初的实践。任弼时强调一是建设好“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二是要用很大的注意力去进行经济建设，两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但边区的经济建设是“最中心的任务”。党必须提高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必须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样，任弼时就把执政党的建设同边区的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任弼时提醒全党要反对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否则，“任其发展下去，干部和党员就会起质的变化，党、政府与军队也会被它逐渐腐蚀，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弼时在有关整风文献中更多的是侧重从执政条件下的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需要更加注意党性锻炼的角度来阐述他的党建观点的。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后搞好经济建设，任弼时及时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任弼时对中国共产党步入城市进行全面执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任弼时强调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建设也“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告诫说：如果“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赞同。毛泽东就在任弼时发言时作了多次补充和表示赞成，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说：党的成分，组织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时同志讲了一篇，要有这样一篇，我基本赞成。
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总结党史党建经验、论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创造了范例。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研究党的历史问题的委员会，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为委员，毛泽东为首。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他根据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起草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决定草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任弼时、毛泽东等反复修改而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集中了全党高级干部的智慧，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起了重大作用，促进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任弼时在起草历史决议稿中，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及军事上作出概括和评价，从而为历史决议肯定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路线提供了好思想、好思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任弼时总结党的斗争和建设的丰富经验而撰写的理论文章，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任弼时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他对于党的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青年工作、土地改革工作和财经工作都有独到的见解。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光辉著作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指导方针和理论总结，任弼时则生动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作了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系统阐释和发挥，为丰富毛泽东建党思想宝库做出了贡献。任弼时注意总结党的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加以理论概括，撰写了大量文章，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上为毛泽东建党思想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对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如关于加强和巩固边区党与政权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式的观点；关于红军改编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观点；关于把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为党的建设最基本任务的观点；关于必须大大提高党员的创造精神，培养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的观点；关于从五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的观点；关于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的思想；关于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思想，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群体中，有了毛泽东和任弼时这两位湖南人——老兄和老弟，确实生色不少，增光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