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异国他乡
任弼时与刘少奇虽然都是湖南人，且两人的家相距不到100公里，但是他们在湖南时却并没有机缘相识，刘少奇长任弼时6岁，他们走到一起，是因为都怀揣着一颗救国之心，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人生追求。据检索《任弼时选集》，正文中提及刘少奇有3处。1920年下半年，他们由不同的途径先后来到繁华的大上海，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同一班学习。
如前所述，任弼时是在长郡中学读书时期，与萧劲光一起报名赴俄勤工俭学的。而刘少奇原本是想赴法勤工俭学的，后因在长沙筹措资金时，读到湖南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遂改变主意决定赴俄，由贺民范介绍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刘少奇自己回忆这一过程说：“在一九二年的冬天，（我）即由湖南一位相信社会主义的老先生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这件事，我由北京回到长沙，又由长沙到上海，进了当时青年团及陈独秀等创办的外国语学校。”实际上，在此前后，任弼时、萧劲光、周兆秋、胡士廉等，也是由贺民范介绍入上海外国语学社的。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任弼时和刘少奇、萧劲光、罗亦农等人都挤着住在一幢楼房里，过集体生活。他们主要学习俄文，由杨明斋和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主讲，同时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陈望道也带着刚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来这里给他们讲课。他们在外国语学社时一般上午上课，下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刻钢板、印传单、下工厂宣传联络，有时还做工。遇到纪念活动，他们就和工人、市民一起上街示威游行。
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任弼时和刘少奇都是刻苦学习、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的好学生，表现十分优秀。因此，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外国语学社学员中正式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他俩同时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他们在这里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安排去苏俄留学。
1921年4月，终于传来可以报名赴俄的消息。任弼时与刘少奇对此都盼望已久，两人二话没说都报了名，同在这一批报名的还有萧劲光、罗亦农、吴芳等十几名学员。
1921年5月中旬，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十余人，登上一艘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为了避过军阀当局的耳目，他们化装成各种社会身份，任弼时化装成理发师，刘少奇化装成裁缝，三三两两地上路，途中互相佯装不认识，暗中却彼此照顾着。
船到海参崴后，他们看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不方便行动，便先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旅馆里住了下来。在冷冰冰的屋子里，任弼时感冒了，身子发着烧，清水鼻涕不停地淌着。刘少奇等便到一家中文报社按指定的联络暗号，找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联络点，接待他们的是海参崴大学的教授伊凡诺夫。伊凡诺夫叮嘱他们说，从海参崴到伯力是红军和白军交界的区域，沿途盘查很严，如果遇到白匪，暴露了身份，就会有生命危险。只有到了红军管辖区的伯力，安全才有保障。伊凡诺夫要他们赶紧乘车去伯力，不要在海参崴久留，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
此时海参崴正在闹鼠疫，所以对流动人口的检查比平时更加严格。任弼时、刘少奇一行的行踪引起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的注意，以为这些年轻人是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派到俄国来的。一天，几个领事馆人员突然来到他们住的小旅馆，把刘少奇、吴芳等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带走了。
刘少奇等被带到领事馆。面对气势汹汹的审问，刘少奇异常沉着，一口咬定是做裁缝的。他讲一口地道的湖南土话，领事馆人员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把他们放了。
这次事件之后，他们决定分散行动。任弼时、刘少奇等约定好了到伯力的会合地点后，便分开了，各自登上北行的列车。
海参崴和伯力之间的伊曼河，是日本军占领区和苏俄红军控制区的分界，任弼时、刘少奇等在国内时就了解情况，这一地段盘查很严，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因此在车上特别小心。车过伊曼河时，旅客们要下车一个个接受检查。任弼时那两天正感冒发烧，一量体温，就被扣了下来，他被怀疑是鼠疫患者。这样，他一个人掉队了。
两天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正在为任弼时没能到达伯力而担忧时，任弼时居然神奇般出现在大家面前。原来，任弼时被扣留以后，日本人和白匪先是盘问，他一口咬定是到俄国去谋生的。日本人和白匪不信，又让他量体温。任弼时急中生智，悄悄地将温度计的水银球露在腋窝的外面，这样，体温就显得正常了。他这才通过了检查站。过了伊曼河，他沿铁路线徒步走到一个车站，搭上下一班列车到了伯力。
任弼时、刘少奇等会合后，很快找到了苏联红军。红军指战员热情地接待这批来自中国的客人，吃住都免费。在这里，大家不再躲躲藏藏，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心情一扫而光。
从伯力到莫斯科，本来可以坐火车经赤塔直走，那样就比较方便，但由于战争破坏，铁路很不通畅。任弼时、刘少奇他们在伯力等了一段时间，总等不到能使同来的十几个人上一趟车出发的机会。他们只得分两路走。任弼时、罗亦农几个人留下来继续等火车，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乘轮船先到海兰泡，再从海兰泡坐火车去赤塔。
1921年7月9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到达莫斯科。
东方大学同学
当任弼时和刘少奇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他们这些新来的中国青年先被安排在会议代表住的招待所里，中国代表张太雷还特地到这里看望了他们。接下来他们被安排帮助大会做些会务工作，并可入会场旁听大会。当任弼时、刘少奇等看到主席台上坐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时，心情都十分激动。列宁在大会上作了演讲。他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革命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群众，号召要加强群众工作，消除社会民主党的影响，采取人民统一战线的方法和策略，把发动群众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和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列宁的演讲为初到莫斯科的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国青年革命者，上了第一堂令人难忘的政治课。
大会结束后，任弼时、刘少奇就被安排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再次成为同学。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坐落在莫斯科市区特维尔斯卡娅大街15号，是一幢五层的楼房。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提纲，并决定创办一所大学来培养东方各民族的革命干部。学校在1921年5月创立，由斯大林担任校长。学员有来自远东各国的革命青年，也有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的干部。任弼时、刘少奇是学校第一届学员，按国籍被编在中国班，班里还有萧劲光、罗亦农等30多人，是东方大学里人数最多的一个班。
在东方大学，任弼时、刘少奇的学习生活极其艰苦。当时，苏俄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煤炭等基本生活资料极端缺乏，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配给，只对红军和儿童、高级知识分子有所照顾。东方大学的外国学员享受红军士兵的待遇，每人每天一磅半黑面包，但没有黄油和肉类，蔬菜也极少，冬天屋子里没有暖气。与任弼时、刘少奇在东方大学同学的萧劲光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红军的待遇每天也只有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中午吃饭时有一个汤，是海草、土豆煮的，有时放一点咸鱼。开饭时一人一勺，一勺子下去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有时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了。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吃，越等越饿。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的，不管脚大脚小，一人一双。皮革重得很，穿起来大一截子，鞋尖向上翘起。冬天穿一种很薄的麻布做的黄色的衣服，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有一颗红五星。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
不但生活艰苦，东方大学的学习安排也很紧张。中国班开设了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和俄文等课程。学校还专门请了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瞿秋白等人来当翻译兼助教。任弼时和刘少奇一般白天上课，晚上轮流到街上去站岗，星期天做工或进行军事操练。有时也参加学校组织的外面的义务劳动或参观访问。
在任弼时和刘少奇来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大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在嘉兴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同年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发展成员，旅莫斯科的团员分批转入共产党。刘少奇是最早转入共产党员的一个，并担任支部委员。刘少奇后来回忆说：“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初，我和几十位同学即被青年团派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在莫斯科由青年团转入共产党。”
任弼时由于年纪较小，在中国班里担任团支部执行委员，1922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任弼时和刘少奇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反对美英等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一些工作。会议闭幕后，任弼时和刘少奇跟代表们一起，参观了十月革命时首先向俄国资产阶级开炮的阿芙乐尔巡洋舰，游览了当年被革命工人、士兵和水兵攻占、标志革命胜利的冬宫。二人不仅为冬宫精湛的建筑艺术赞叹，更为苏俄人民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所激励。
在东方大学，任弼时和刘少奇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扩大了政治视野，开始把中国的革命和远东以至于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同时，他们经受艰苦而又紧张的生活磨炼，参加了国际性会议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为他们将来回国后投身中国革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工作需要，刘少奇于1922年5月回国。后来他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
任弼时则比刘少奇在东方大学多学习了两年，他于1924年的7月才结束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返回到中国革命的重要发祥地上海。
回国后，他们都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1927年4月，二人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白色恐怖之中，他们都是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虽然多次被捕入狱，仍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继续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奋斗不息，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助手
20世纪40年代，任弼时和刘少奇从各自的战场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并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1940年3月，任弼时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驻共产国际两年来的工作情况。随即，中央决定任弼时留在延安，参加书记处工作，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大，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在中央秘书长的岗位上，任弼时不论在理论探索上、在组织管理上，还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他都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支持毛泽东。他承担起党中央大部分“家务”，为毛泽东摆脱事务性工作，专心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等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当年任弼时在中央苏区受临时中央委托，筹备召开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烽火中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表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因此，刚刚回到延安的任弼时便被赋予重任，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从此，任弼时参与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活动，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在延安，任弼时由于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杰出的组织才能而越来越受毛泽东所倚重。在整风运动期间，为了更好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将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即九一八事变后至遵义会议前反映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路线的9个文件，作了详细的剖析，送给任弼时阅读。
这9个文件是：《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1年2月26日）；《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3月30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4日）以及《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等。毛泽东以犀利的笔触系统地揭示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形成、发展和破产的历史过程；指出这条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的错误路线不但是立三路线“一个胎胞里出来的双生子”，而且是比前者形态“更加完备的系统的路线”；批评它是打着国际路线招牌的“极端主观主义、极端冒险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关于9个历史文件的批判稿，当时只给了任弼时看，后来刘少奇回延安后，又请刘少奇看。为什么毛泽东把这个批判稿只送给任弼时和刘少奇两人看呢？1965年5月12日，有人从中央档案馆找出了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冠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题目，并写了一段前言。他说：“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不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这也是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渊源。
毛泽东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就是刘少奇。任弼时赴莫斯科后不久，刘少奇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原局书记，离开延安赴华中，在华中局势危急时刻，他组建中原局，统帅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他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3年时间，但他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重建新四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不等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发电报要刘少奇回延安共商事宜。10月11日，毛泽东再次去电表示甚望刘少奇来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大。1942年1月13日，毛泽东又一次电告：“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3月19日，刘少奇动身从苏北回延安，途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在山东，他还解决了山东根据地领导人不团结的问题，稳定了山东局势。一路上敌我势力犬牙交错，环境险恶。刘少奇一行只得绕道行进，小心通过，途中耗时9个多月，行程3000多里，穿过敌封锁线103道，堪称一次小长征。1942年底，刘少奇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任弼时对刘少奇在华北、华中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才能很是欣赏。1941年9月，任弼时在当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期间就曾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更少些。”
刚到延安的刘少奇住在杨家岭，一时还没有担负具体工作，任弼时便带着他和其他许多干部一起，坐上延安当时惟一的一辆大卡车，去延安南门外的西北局开会。
西北局高干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在1942年10月19日召开的。这是延安整风整顿党风阶段中很重要的一件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县团以上干部200多人参加会议，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总结陕甘宁边区历史经验，澄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纠正党内闹独立性和地方工作中官僚主义及军队工作中军阀主义的倾向，加强党的团结，改善党的领导。刘少奇回到延安时，西北局高干会议已接近尾声。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学习文件之一。
实际上，刘少奇这次回延安，中央就是要给他以更重的领导担子。调整中央领导机构势在必行。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对政治局和书记处性质及职权作出了规定，更为重要的是，《决定》通过了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从此，任弼时与刘少奇就真正成为毛泽东的左膀右臂。
虽然这改变了遵义会议前书记处好似在政治局之上的状况，但书记处是政治局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枢纽中心，而作为除毛泽东之外的另外两名成员任弼时和刘少奇，位置十分重要。但身居要职的任弼时和刘少奇对此却非常谦虚。
任弼时说：“内战时期，在白区和苏区的书记处，等于是政治局的常委会，在当时是需要的；但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这是不对的。现在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是中央各部委的联席会议，应当明确规定它的性质和职权。”
刘少奇建议：“书记处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书记处职权应改为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
实际上，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搭配成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体，加上在抗日战争前线的朱德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使成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初步形成。之后，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任弼时、刘少奇成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中的两位，两人均作了报告，刘少奇作组织工作报告，任弼时作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历史问题报告。为准备党的七大，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以任弼时、刘少奇为主成立了党的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这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任弼时、刘少奇等的重托。
自此，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和中央的常务工作就在毛泽东为首的主席团领导下进行。
1944年10月，任弼时、刘少奇由杨家岭迁入枣园，“幸福渠”畔有两排石窑洞，东面五孔是刘少奇的住所，西面三孔是任弼时住所。在这里，他们为起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认识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为阐述和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党的七大前后，任弼时和刘少奇在党中央共同辅佐毛泽东，他们并肩战斗，亲密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拖延时间，曾作出和平的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力求避免内战，毛泽东决定应邀前往重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
临行前，毛泽东执笔向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发出中央指示说：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代理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在延安主持全党领导工作。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去了重庆，刘少奇代理主席，书记处的工作就剩朱德、任弼时二人，因此，毛泽东又建议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在延安建立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陈云、彭真五人组成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强调说：党的领导核心还是在延安，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才能保得住。
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后，任弼时等以刘少奇为核心，肩负重任，兢兢业业地为配合重庆谈判努力工作，最紧急的任务是处理东北问题，而处理东北问题首要的一着是大力派干部去东三省开辟工作。刘少奇与任弼时一起，调动延安的东北籍干部团，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抽调部队，山东万毅支队，及中央青委组织的青年工作队等派赴东北，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意图，在这些队伍出发前，刘少奇和任弼时又找到各负责人谈话，当面交代任务。
在谈判桌上尖锐斗争、谈判桌外调兵遣将的氛围中，刘少奇、任弼时等为了抓住时机，创造从东北到华北的大的战略根据地，争取大的胜利，形成了一个战略决策，这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1945年9月17日23时，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要旨是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冀东，屯重兵于冀东，以便12月初苏军、蒙军撤退时掌握先机进入东北；巩固华北现有根据地，打击沿平绥、平汉两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实现这个计划，须“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冀热辽地区是战略要地，应设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无此领导机关负责，巩固热河是不可能的”。同时决定再从延安各机关抽调各种干部1300人去东北，在延安的炮兵学校1000人左右也开赴东北，在那里建立炮兵基地。由于大批领导干部离开延安，中央书记处只有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三人，因此建议“组织一特殊的中央领导机关主持全局”。
毛泽东、周恩来“完全同意”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提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19日中午复电：“苏南、浙东、皖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的人选，请书记处考虑；同时，建议由政治局作出决议，在此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由此可见，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构成的书记处，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初期，成为强有力的中共中央领导力量，他们通力合作，并肩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党的组织家与理论家
任弼时和刘少奇，都是杰出的组织家与理论家。二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对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宣传都有很多著作论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及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任弼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曾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40年代初开始，他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成为毛泽东的亲密助手之一，长时间地分管组织工作，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的许多著作是深刻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文献。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以后进行经济建设，他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建设工作。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党在执掌全国政权时，加强党的建设特别重要。他说：“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危险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人经常注意党务工作，组织部门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和工作。”
刘少奇从1922年回国后，就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等一系列工人运动，体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水平，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华北主持北方局工作，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迅速开创了华北新局面，使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及统一战线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坚决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开辟和发展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做出了贡献。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政委，与陈毅一道，为改变新四军的困难处境，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坚持抗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43年从华中回延安后，立即和任弼时一起协助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194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党的七大各种报告准备委员会，任弼时是七大的秘书长、党的历史报告准备委员会召集人，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刘少奇既是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的召集人，又是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成员，并很快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从此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了我党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曾受命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担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制定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和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方针，为打垮蒋介石、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这些，无一不是刘少奇作为杰出组织家的生动体现。
同时，刘少奇长期从事党务工作，为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捍卫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性，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提出的关于毛泽东建党路线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观点，是留给我们党搞好建设的宝贵财富。
任弼时与刘少奇又都是杰出的理论家，他们善于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脑袋去思想，对中国各个时期出现的问题，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去思考，去解决。二人都有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存世。
早在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就旗帜鲜明地与当时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做斗争，积极主张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初期，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他受中央委托，到共产国际去系统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阐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蓬勃发展时，他经过调查研究，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任弼时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的领导人之一。1943年6月，他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止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1945年4月23日，他在党的七大开幕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任弼时的许多重要著作，他的思想理论贡献，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朱德在《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说，在近十年的工作中，弼时同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曾经共同参加制订党的许多重要政策。弼时同志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在党内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任弼时一生所撰文章、所作报告，大都收录在《任弼时选集》一书中，该书由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成为后人学习任弼时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教材。
任弼时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体现了他的理论水平。为写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任弼时费尽心血。党的七大的各项报告时间要求紧，任弼时夜以继日地赶写。原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张树德回忆：“为了赶时间，我们是连夜复写的，手指写得发疼，都起了硬块。弼时同志有时还站在我们背后看我们（复）写。那时，我们点的灯是麻油灯，弼时同志看到光线太暗，特意请陈琮英同志替我们找来延安当时很少的蜡烛。”
任弼时起草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共9000多字，分六个部分，开宗明义指出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这条形态完备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决定草案》在第五、六两部分，集中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强调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任弼时起草的这个《决定草案》和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相比，有三点“新贡献”：
第一，重新评价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他指出：“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是障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
第二，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并对毛泽东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他指出：“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不独未因立三路线的错误受着重大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实际上纠正过许多的错误。”“这一党内存在着发展着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路线，因为被中国党内许多时期内错误路线的统治所抑制，而不仅不能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占着重要地位，反而时常被孤立起来。”“历史事实证明了谁是谁非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重新能够团结中央大多数及红军中的将领，在遵义会议上反对了错误的领导路线”，“遵义会议实际上完成了由错误路线到正确路线的转变”。
第三，指出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他写道：“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个《决定草案》的基础上，经过许多领导干部反复讨论修改，数易其稿，最终形成的。本来通过党的历史决议是党的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为了使党的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不要花太多时间去争论党的历史上的问题，而要集中力量解决当时全国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提出决议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党的七大后，任弼时再次将历史决议修改补充，1945年8月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体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天后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任弼时终于完成了党的重托。
党的七大将任弼时、刘少奇推到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岗位，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被推选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中的两位书记，成为正式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重要成员。
应该说，任弼时和刘少奇都既是杰出的实干家，又是伟大的理论家。二人都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又勤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还善于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如果说任弼时在中央秘书长的职位上更多的是组织协调中央日常工作，包括组织召开党的七大，那么，刘少奇则尤善于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理论思考。他常常笔耕不止，写下了许多光辉的文献。他的文章笔锋犀利，生动活泼，提出问题高屋建瓴，分析问题鞭辟入里，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他一生在理论上有很多建树，如：关于工人运动、白区工作、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的理论，都非常丰富，尤其是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建树最多，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不朽篇章。他创立的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不仅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关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空白，而且把毛泽东倡导的着重于党的思想建设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了，为毛泽东党建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一理论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刘少奇同志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和干部要讲个人修养；党执政了，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员和干部要讲个人修养。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大有重申和强调的必要。”
而刘少奇最重要的理论功绩，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我党最早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最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之一，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做出了独特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会议上，他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论党》），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概括和系统阐述，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号召全党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的理论成果，为毛泽东吸取、综合、汇总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准备；他对中国革命斗争的某些卓越见解，被毛泽东吸取或概括在他的著作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内容；他参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毛泽东的有些著作就是他们共同讨论写成的；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某些问题提出的一些富有创见的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37年初，刘少奇给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写信，要求清算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时，曾这样说：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做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幼稚，还要虚心学习。事情还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广益，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犯许多错误，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
1941年夏，刘少奇在华中作《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最近几年来是加速度进行着。对马列主义的精通与对中国革命运动规律性的把握，是有极大的提高。特别党中央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是超过党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超过除开联共党以外的任何一国的共产党。”
1942年刘少奇到达山东后，在作《论党内斗争》的报告时指出：“现在全党已有毛泽东为党的领袖”，“这种领袖不是委任的。法律上的领袖不是实际的领袖”。“仅在法律上有了领袖的地位，是可靠又完全不可靠。可靠的要在长期斗争中考验”。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他最重要的是论述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我们的毛泽东，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
刘少奇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也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从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形成一系列著作。从延安整风以来，许多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已陆续把它称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刘少奇不愧是杰出的理论家，他的这一论述是富有远见的，已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所证实。几十年后，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深情地指出：“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