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埋葬了华夏大地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国终于掀开了近现代历史的崭新篇章。虽然任弼时当时只是一个7岁儿童，才上学启蒙，但是他毕竟耳闻目睹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开国这样的历史大变革，听说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推翻帝制、肇建民国的世纪伟人，以及捍卫共和的英雄蔡锷，并对他们心仪长久。
当历史进入20世纪，湖南人敢为天下先，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冲破樊篱、革故鼎新，敢于在全新的领域不断探索去求得真理的精神，被中国和世界所深深体认和肯定。不断探索追求、敢为天下先、支持新生事物、敢于反潮流、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和志向，都是湖南人特有的人性特征和人文精神在20世纪革命时代的升华，集中表现在推翻帝制、肇建民国、捍卫共和、张扬民主的民主革命和社会进步事业中。
在辛亥革命中，湖南有众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社会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乐章。谭嗣同的壮烈牺牲对辛亥革命人物有重大影响。他虽然早于1898年就为国捐躯，但是，谭嗣同是中国近代革新事业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他是湖南民主革命事业和革命人物之魂。他的“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鼓舞着中国、湖南的千万爱国图强之士奋勇参加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黄兴、蔡锷、宋教仁、唐才常、蒋翊武、焦达峰、陈作新、禹之谟、刘人熙、林修梅、熊希龄、谭人凤，等等，辛亥革命的民主志士数湖南为盛。黄兴、蔡锷、宋教仁为创立民国建功立业、流血献身，但薪尽火传，他们开启的一代新风，激励着后人。湖南人民贯彻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建设新式国家，努力奋斗，创造了不朽业绩。毛泽东曾评价说：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杨度在《新民丛报》上曾发表《湖南少年歌》，大声疾呼：“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种慷慨悲歌可视为湖南民主革命前驱者的救国宣言。任弼时也深受民主共和的革命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民主革命斗争，成为任弼时那一代先进青年汲取政治养分的社会基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进步发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翻了帝制，不仅敢把天子皇帝拉下马，而且埋葬了统治中国人民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一伟大创举，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共和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公布了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在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中，特别是它的民族主义，贯串着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平等思想。
辛亥革命宣传了民主和科学思想。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仁人，为了反清革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和创建共和国，重视学习和传播民主思想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共和政体和自然科学。在一段时间里，主要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到中国来的民主和科学，著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了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和进行暴力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武器。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作了一定的奠基工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中华民国为纪元，改行阳历。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表示，一定要“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对外要洗雪清朝反动政府的“辱国之举措”。通令各省改用阳历，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按照总统制组织原则以及根据同盟会所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孙中山直接任命的九部次长、三局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均为同盟会的骨干。”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公民有人身、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通信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权利，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政令。在外交上，表明“得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加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在社会经济方面，宣布政府经营实业的方针，颁布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和规章；废除一些清代的苛捐杂税；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提倡垦殖事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公民道德”教育，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止小学读经。重新编写“合乎共和国民宗旨的教科书，并对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推行许多打击封建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性措施。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根据”天赋人权，胥属平等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集会、信教等一切公民权利；取消法律中对各项所谓“贱民的歧视和特别限制；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禁止刑讯，焚毁不法刑具；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在革除社会陋习方面，严禁种吸鸦片；禁止赌博、蓄辫、缠足等；提倡俭朴和廉洁奉公，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一月只发军用券30元。这些政策和措施，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利益，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判了清王朝及封建帝制的死刑，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由于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对内，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实际的民主权利，对旧的政权机构未给予有力的冲击；对外，对帝国主义始终充满着畏惧和幻想，明确宣布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赔款和外债。这些都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于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只能步步退却，最后通过南北议和，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将政权让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
辛亥革命建立政权后三个月，便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窃夺。辛亥革命的失败，比它的胜利更使人惊心动魄。连孙中山也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辛亥革命失败，迫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欺负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先进的人们逐步发觉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它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走资本主义道路难以符合中国国情，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太软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任弼时当时虽然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时代掀起的民主、共和、科学大潮，势必对他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和巨大激励。检索《任弼时选集》，正文中提及孙中山的有9处，提及三民主义的有9处，提及共和国的有14处，提及反帝的有22处，提及民主主义的有56处，提及民主的有115处，提及科学的有9处，提及奋斗的有44处。特别是，任弼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印象很深，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当时中国所必需，强调贯彻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民主共和浪潮，帮助青少年时期的任弼时滋长民主意识、弘扬民主精神，树立为民主奋斗的信念，并成为其思想启蒙和人格培养的关键环节和深厚基础。少年任弼时的作文《民生在勤》、《自立》、《爱国》、《拟御侮之策》、《合群说》、《说公德》等，都充分流露了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成分。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任弼时的反帝爱国思想得到大张扬，在他的《国庆纪念日感言》、《提灯会纪事》等作文中，显示了富国、强兵、爱民、收回割地、振兴工业等爱国主义激情。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推翻帝制、肇建民国、捍卫共和、张扬民主的民主革命涵义，使任弼时当时如痴如醉地信仰，那种崇尚民主，信仰科学，追求进步，坚持奋斗的人生哲学因子在他头脑中扎下深根，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也受益匪浅。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建设中，任弼时就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扩大人民民主，运用平等的民主精神；并强调民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在《任弼时选集》中提及人民民主6处，党内民主3处，民主政治14处，说明他对于党的民主建设和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视。任弼时曾经这样解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读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满足。我们这样做，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民主、民权、民生的思想，在任弼时的脑海中烙印深刻，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成为任弼时毕生的奋斗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