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弼时长到5岁时，父亲任裕道应聘到作民小学教书。任裕道一生以教书为业，年轻时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在大兴新学热潮中曾就读湘阴师范速成班。毕业后先是在族中办“求志学堂”，教授族中子弟及附近乡亲们的子弟，1909年来到作民小学任教。作民小学离唐家桥的家约10公里左右，往返不方便，父亲就住在学校里。由于女儿培月的降生，为了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任裕道就把儿子任弼时带在身边，同住在作民小学，教书之余，也指导孩子读书，启发教育。两年后，任弼时便正式在作民小学上学。他朝夕在父亲督促和辅导下，勤奋读书，孜孜不倦，作民小学授给他的修业证书上写道：“学生任培国本学年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优等。”
1914年春节过后，任裕道应聘到序贤小学教书，序贤小学是任氏家族办的，有一部分校产，师资、设备都比较好。任裕道因此辞去作民小学的教职，转到序贤小学任教。当序贤小学的师生，排成队，站在新教室前，欢迎新来的教师任裕道时，跟在教师身后的还有10岁的任弼时，他持着作民小学的肄业证书，插入序贤小学的三年级学习。依然和在作民小学一样，任弼时随父亲住在序贤小学，只有在学校放假时，才回唐家桥家里去和母亲及妹妹团聚。
任弼时兴趣非常广泛，他喜欢绘画，小学毕业时，他曾照着照片描摹了一张父亲的头像；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留学，列宁逝世时他描绘过列宁的头像；30年代在武汉做地下工作时他曾开过画馆、以画像师为职业掩护；40年代在延安，他将毛泽东、斯大林的素描肖像画在自己工作笔记本的扉页上……绘画，成了他终身的一种爱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父亲又教他雕刻，教他读报，渐渐地他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实际上，任家是书香世家，家族读书氛围颇具传统。任弼时从小耳濡目染，通过读报，他受到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传播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序贤小学，任弼时开始树立勤劳、自立、爱国御侮等思想，这在大量保存下来的任弼时在校时期的作文中已得到充分体现。
1913年，9岁学童任弼时在族学序贤小学作文开篇《试述诸生入学之志》中写道：“凡人之生，无论士农工商，必各有其志，或为士、或为农、或为商是也。若夫为士者必宜发愤，然后达其目的。”这篇作文是任弼时小学所作命题作文的一篇，其间反映的思想是中华民族自强精神的传统教育内容的灌输的结果，也是一个不满10岁学童思想认识的实录。
1914年末，任弼时写了一篇《民生在勤》的作文，文中写道：
“凡人必求职业。职业者，士、农、工、商、兵是也。皆随吾心之所欲也。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知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运转，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也。或曰民之生计不专在是。我国前日所用之军装、衣服亦渐渐而佳。均用本国之货以挽回利权，则民生何至日艰矣！吾曰：是也，此即民生在勤也。此即栾武述楚君之语矣。”
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在世，职业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必须以勤劳为根本。想做知识分子，必须勤劳学习；做农民，必须勤于耕作；做工人，必须勤于制造；从军，必须经常练兵……只有这样，各行各业人员才能实现各自的目标，学人能够著书立说，农人可望有大的收获，工人的产品可供给人们使用，军队可以抵御外敌、防止内乱。各行各业都勤奋，国货充斥，商业发达，社会才能够一天天进步，才能够使本国的利源不致外流，而挽回国家的利权。
由一个10岁的孩童来讲“民生”问题，肯定会显得有些稚嫩，不可能提出十分系统的理论，而且他的解决人民生计艰难的办法是“勤”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面的。但是，他能认识到国家利润与资源的外流是人民生计艰难的原因，这一点，确实更蕴含着民族自强的思想。
此后不久任弼时又写了一篇《自立》的文章，文中比较明确地将一人自立之意义与国家存亡联系起来。他写道：
“人之生也，当有益于世。欲有益于世，所贵者莫如自立。自立之道不可倚赖他人，若倚赖他人即非自立。”
“农夫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工人做器具吾得而用之，建筑屋宇吾得而居之。我享其成，即宜自立，以图报称。若一家能自立，则保一家。由家而县，由县而省，由省而国。固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
“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
在此，少年任弼时认“自立”为人生必循之生活原则，否则不能“有益于世”。他把“自立”的思想从对个人的作用推及家庭，并由此排开至县、至省、至国，最终归结到我国全体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反映了任弼时自幼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1915年春，面对20世纪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如狼似虎般地侵入我国，洋货充斥，国家利权外流的时局，任弼时写了一篇《拟御侮之策》的作文，文中写道：
“万物相处不能无争，能自卫者则能生存。观禽兽之属：鸟之嘴、牛之角、蛤之壳，皆能御侮之具也。而人亦然，聚人成家，聚家成省，合省成国，必有所以自卫者。国家设有陆军、海军，即卫国者也。然后必熟练。”
“今者，日本欲夺我土地、财产，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惜吾国缺少兵炮，然吾国地广物博胜于日本数十倍，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
“说者谓：吾国若一日不买日货，则彼受一日之影响；若一岁不买日货，则彼有匮乏之虞。此策也，吾亦以为然。”
任弼时的家乡汨罗所属的岳阳市是较早的开埠城市之一。1899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向英、俄、德、法、日、意等国提出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实质就是要中国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开放，使美国可以插足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分享侵略利益。“门户开放”政策为帝国主义强化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举纲张目。在美、英、日等列强贪得无厌的压迫下，清政府和湖南地方当局被迫于1899年11月13日将岳州开辟为商埠。岳州“门户开放”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日益加剧，大量洋货倾销于岳州周围广大农村。任弼时从上小学起，所使用的学习用品就已经是日本货了。因此，少年弼时认为爱国御侮首先就要抵制日货。作文中，任弼时已经意识到，随着日货的大量倾销，经济侵略之后将是领土霸占，对此，任弼时写道：“日本欲夺我土地”，“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然而，此时的他决不会预料到22年后，自己竟然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战斗在山西抗战前线，成为领导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战士。
在序贤小学，任弼时还写了《爱国说》、《合群说》、《说图画》、《说日记之益》、《说洁净之益》、《说阅报之益》、《说运动之益》、《说勤学》、《戒纷争》等大量优秀作文，表明了少年任弼时强烈的民族自强心、拳拳爱国心，以及他崇尚运动、礼让，讲求卫生、健康，善于学习、勤于学习的优良品德。
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时少年时即对日记之益处认识深刻，但参加革命后严酷的城市地下斗争和艰苦的戎马转战，使他没有条件坚持书写日记。直到1936年，任弼时与贺龙等率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从此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他才又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了15年。他记下了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这些笔记记载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岁月，再现着他们的风采，成为后人学习研究党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