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夏天，11岁的任弼时考上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从此，他走出了唐家桥，走出了汨罗，来到了省城长沙，都市生活既增长了他的知识，又开阔了他的视野，这是任弼时学生时代的一个转折点。
任弼时从序贤小学毕业时，正逢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招收新生，父亲便写信给长沙的亲戚，问明情况后决定让任弼时报考。于是，任弼时赶紧收拾好衣物和课本文具，跟着父亲，匆匆地上了湘阴至长沙的古驿道。那时，从唐家桥到长沙要走90华里路，沿途要过三次渡，特别是白沙河和湘江支流捞刀河汇合处，河面较宽。父子俩离开家门，走得汗流浃背。任弼时第一次出远门，从未连续走过那么长的路程，加上年龄还小，路上走得很吃力，但他忍着疼痛，坚持赶路，生怕日落西山时，渡船停摆，城门关闭，夜间无处投宿。
古城长沙堪称自然界和人世间都罕见的“山水洲城”，有自然天成的名山岳麓，有奔流不息、滔滔北去的秀水湘江，有赏心悦目的江中奇景橘子洲，有历史悠久的千古文化名城。山清水秀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英才，而天心阁、岳麓山、岳麓书院、橘子洲等风景名胜，代表着古城长沙作为湖湘文化首善之地的厚重和渊远流长。青年任弼时来到长沙求学，置身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文环境之中，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如鱼得水。
第一师范学校位于长沙南门外、秀丽的妙高峰下，这是一座新建的西式楼房，在当时堪称富丽堂皇。湖南第一师范创建于1903年，始称湖南师范馆，同年11月，与城南书院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全省师范学堂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又改称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改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49年之后改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该校的前身之一长沙城南书院建于宋朝，因此，湖南一师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美称。全校分为三部分：国民教育部、师范部和附属高小部，规模宏大，师资优良，是全省卓有声望的学府。一师附小也是创建于1903年，1920到1923年间，湖南早期共产党人毛泽东、何叔衡先后在附小担任主事（校长）职务。”
在第一师范这所名校良好的环境中，任弼时更加专心读书学习。而此时中国的政坛上却十分热闹，北洋军阀袁世凯侵吞辛亥革命果实而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后，又开始做起了皇帝梦。他一面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面倒行逆施地宣布恢复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正当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时，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起义，贵州、四川及两广、浙江、陕西等省纷纷起来响应，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被迫下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声讨声中，忧惧而死，成为千古笑料。此后，北洋军阀内部大兴干戈，全国爆发了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湖南境内，督军、省长，上台下台，不断地更迭，像走马灯一般。军阀的队伍，你来我往，像拉锯似的，长沙城里的学校常常被军阀队伍占据。
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的走卒汤芗铭，在湖南因杀人多而号称“汤屠夫”。袁世凯死后，程潜等发动了“驱汤运动”，“汤屠夫”不得不仓皇逃命。汤芗铭原是举人出身，清末留学日本，后又转学英国实习海军。曾参加兴中会，后因偷盗孙中山皮夹内的兴中会名单准备向清政府告密领赏，被发觉，开除会籍。从此怀恨兴中会，而为袁世凯赏识倚重。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都督。因革命党人中湖南人颇多，包括推翻帝制、肇建民国、捍卫共和的中坚人物黄兴、蔡锷、宋教仁都是湖南人，他们在湖南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汤为讨好袁而残暴地镇压湖南人民的反抗，而湖南人民的反袁驱汤运动也一直没有停歇。
汤芗铭的北洋兵于1916年7月4日晚逃出长沙北门，一路向北退到汨罗，所到之处，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任弼时的家乡唐家桥一带也未能幸免。其时，任弼时正在家度暑假，听着越来越近的炮声，父亲任裕道为安全起见只得率全家到附近的山上避难。唐家桥任氏各家均遭洗劫，经济上都受到打击。所幸的是在父亲的带领下全家躲藏山中，人身未受伤害。12岁的任弼时亲身经历山中避难，亲眼目睹劫后满目狼藉的家，很受刺激，对军阀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心中充满愤恨与无奈。
下半年开学后，任弼时在老师布置的作文《暑假纪事》里，详细地记述了假期中家庭的这场灾难：
“某日晨起，忽闻炮声，家人不以为然，以为乡间神庙之行乡也。及早饭后，始知因汤将军逃走，北兵溃散，新政府开兵攻击故也。越一日，吾家之前亦过北兵。全家之人因逃避山中幸免危险。然而屋中之衣服器具均被其劫去。呜呼！数十年来吾家之不幸莫此为甚也！”
本来就十分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从此之后经济每况愈下。这时，任弼时已有两个妹妹，9岁的培月和5岁的培星，一家5口人的吃穿用，再加上任弼时的学费，全仗父亲一个人的薪水维持，节俭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了。
在第一师范，任弼时充分利用学校良好的设施和环境，拼命读书。他喜欢阅读，无论是阅览室里的报纸杂志，还是图书馆里的课外书籍，他都读得津津有味。一师学习生活的氛围，不但使他学识大增，更加快了他体魄和心智的成长与成熟。在这里，他的视野开阔了许多。自振自强尽管尚未很具理性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以一种乐观有为的精神不断丰富完善他的学识、道德和体魄。学校成立“学艺会”，分六部活动，他立即投入，参加了美术、竞技、竞球、拳术四部活动。他广泛涉猎书报，以汲取课外知识，报章中反映出的国势衰微、帝国主义列强的劫掠、国内军阀无休止的混战，更激起他自强自振的追求。
任弼时进入第一师范附小时，毛泽东正在第一师范本科就读。他是1913年入学的，同时在校的还有蔡和森、张昆弟、萧三等，萧三是一师附小的体育教师。当时，正值具有现代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思想的孔昭绶二度出任第一师范校长。他治校开明，主张学生参与校政。师范部学生以毛泽东为首组织了学友会，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学生自治活动。毛泽东任总干事，传播先进思想，在长沙学生界、知识界颇有影响。他们不但是在校内传播革命思想的骨干，也是长沙学生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人物。附小也于1916年10月21日成立了讲演、美术、音乐、竞球、拳术等课外文体活动小组。
任弼时面对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如鱼得水。他先加入讲演部，第二年，又加入美术、竞技、竞球、拳术等小组活动，成为一名小小的活跃分子。在丰富的校园生活中，他认识了比他年长11岁的毛泽东。萧三回忆道：我教英文，教音乐，教几个班。任弼时比我小8岁，我曾经送给他一个墨盒。他英文也学得很好。那时，毛泽东常到我那里来，他就和毛泽东认识了。
第一师范附小的历史教学课，进一步让任弼时弄清了祖国历史的梗概，从而胸中的爱国激情更加澎湃。任弼时故居陈列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任培国的一本历史笔记，上面记录了从第81课到第108课的内容。其中包括：成吉思汗、明太祖、王守仁、徐光启、史可法、郑成功、清太祖、太平天国、英法联军、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各国索租之军港、康梁维新、八国联军、日俄之战等。对于日俄之战，他在笔记中写道：“政治仍趋重专制，革命动机遂起。”由于爱国，他关心中外历史，继而又发展到阅读中外名人传记；由于爱国，他更关注中国的时事政治。
1916年11月8日，爱国名将蔡锷逝世，消息传来，任弼时与国人一样深感痛惜。蔡锷，湖南省邵阳县人，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斗争中名噪一时。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在江西、广西，后在云南清新军任职。1911年初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蔡锷即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被推为总指挥。云南光复后，任云南军政府的都督。他重申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实行改革，整理财务，以“澹泊明志，夙夜在公”为座右铭，两次带头减薪，使“廉洁成为一时风尚”。袁世凯当政后，他仍主张民主共和，致力于南北统一。袁世凯称帝后，他耻于世人无有声言反抗者，于1915年12月在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兵挺身而出进川南。他身先士卒，指挥若定，护国军艰苦奋战40多天，给袁军以重创。后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对于这样一位“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的爱国将领，任弼时是敬佩有加。
任弼时怀着沉痛的心情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湖南教育会为悼念蔡锷举行的追悼会。他默诵着蔡锷的《登岳麓山》：“苍茫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排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这充满了英雄豪情的诗句令任弼时肃然起敬。回到学校，他写了一篇《追悼蔡公松坡感言》的作文，盛赞蔡锷“铲除帝制恢复共和”起义云南的“意气之盛”，有感于救国人才缺乏，他写道：“今日吾国何时乎？内忧外患，频仍迭起，龙济光与张勋引兵自卫，不听中央之命；老西开、郑家屯之案受外人之压迫，无人能抵抗。由此观之，足以堪平乱御侮之任者，盖惟公耳！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赶，继公之志乎！”言之凿凿，情之切切，足见少年任弼时已渐渐地树立起为国为民的人生目标，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直至5年后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
在任弼时的成长道路上，岳麓山也是一个给予他丰富的营养滋润的人文与自然结合的胜景之地。相传南岳七十二峰，衡阳回雁为首，长沙岳麓为足，故名岳麓山。整座岳麓山，有成林大树百万余株，名木古树极多，有植于六朝时期的古罗汉松（晋松）、唐时银杏、元代香樟、明清松栗，株株大树雄姿苍劲，高耸入云，游人仰止。名胜古迹遍布全山，有始建于晋太始四年（268）的古麓山寺，为湖湘第一道场。宋代的岳麓书院沿革下来，堪称千年学府，至今不衰。唐刻北海碑、宋刻禹王碑，均为碑中珍宝。在苍松翠柏掩映中，安葬着近代人民革命志士黄兴、蔡锷、蒋翊武、陈天华、黄爱、庞人铨等人的英灵。任弼时在岳麓山下、湘江岸边度过数年的学生生涯，山水洲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师附小的学生，任弼时学会了唱一师校歌，每逢集会，他们就高唱校歌，抒发心中的志向和豪情：“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激励自己和同学奋发向上。”
在爱国思想的激励下，任弼时孜孜学习历史和地理，从中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初探人生的道路。有一天晚上，任弼时在教室里自修地理，他看到祖国地图上从南到北都标记有被帝国主义列强割占的土地，年轻的血液沸腾了。20世纪初叶，中国的读书人司空见惯一张清末仁人志士绘制的时局图，上面把国家的危机四伏和民族的忧心如焚形象地展示出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视中国软弱可欺，在华强租港湾、抢占地盘。偌大的中国版图上几无净土，大部分地区成了列强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中国沿海的重要港湾如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竖起了列强的旗帜。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也形成新的均势格局，企图相安无事地在中国吃肉吸血。中国领土和主权遭到进一步损害。时局图中，以熊代表俄国，虎代表英国，肠代表德国，蛤蟆代表法国，日代表日本，鹰代表美国。它十分形象而又异常逼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以及清政府昏庸腐败的严重状况。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更加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深渊。正如湖南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谭嗣同所揭露的：“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在这种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时代大背景下生长的任弼时，自然而然地受到湖湘文化传统在国家败亡中激变出的新风尚的熏陶和激励。他开始忧国忧民，萌生了强烈的救国意识。自修地理所见，触景生情，他忍不住提笔写了一篇《我国割让地之痛言》的作文，这应该是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文中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代表之作，全文如下：
“余于某夜温习地理，展章而观，即我国割让之地也。北方之朝鲜则为日并，库页岛则为日俄平分，恰克图、塔城修改等约，所失之地犹不在此数。除此之外，更有南方之割让地：台湾及澎湖于甲午之约同割于日；次有琉球、香港、澳门、安南等地。其他小小丧失不可胜数。由是观之，诚可为痛哭泣流涕也哉！”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且吾国毗连强国之间。（西）有西藏与英俄密切之关系，英欲得，以防俄，且藉此侵蜀，据扬子江之上游；俄欲得，以据英，更由是南进拊印度之背。东有东三省，有日俄占领之萧。其外患尚未已也。”
“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
看到这样的文字，人们就像见到了一个勤于思考、忧国忧民、急切地盼望祖国富强的热血少年。的确，少年任弼时渴求祖国的富强统一，渴望有个强有力的英雄人物治理国家，让人民幸福太平。为此，他一度非常崇拜出身贫寒、却于元末乱世中率兵灭群雄统一中国的明太祖朱元璋，他为朱元璋由一个僧人而建立如此功勋所历经的艰难而慨叹，他称赞朱元璋是古之圣贤豪杰中“功最大者”。他还很佩服普鲁士的铁血首相俾斯麦，赞其少年时即“阴以统一日耳曼为己任”，“深叹其坚忍之力，创造之功”，推崇其所主张的以强权和武力统一的意志。任弼时之所以推崇这样一位铁血强人，显然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积弱，自然界的以强欺弱、弱肉强食很明显地反映在国际关系上。近代中国正是由于“国弱”所以屡遭侵略和掠夺，这令每一个爱国的中华民族子孙备觉屈辱与羞愧，有志之士都在根据自己的认识努力去寻找救国的出路。
任弼时正逢长沙辟埠之年出生。可以说，从他认识这个世界开始，就目睹了外族的侵略和掠夺，他在序贤读初小时，湖南乡间小学使用的文具就已全是日货了。五四运动以前，他就经历了湖南省两次大规模抵制日货高潮。这两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高潮给任弼时以深刻影响。他认为“提倡国货，不用外货”就是爱国。尽管这种观点还显得十分幼稚，但感情却十分真挚。
任弼时是属于20世纪初中国处于动荡年代和社会转型期时接受教育的一代。他既接受过中国封建社会启蒙教育最典型的“私塾”教育，又接受了从私塾转向新式“小学”的教育，进而到位居时代教育前沿的省辖“高等师范”附小学习。这一系列的变化仅在五六年间发生，对任弼时而言，确实是一个丰富的积累。他在这变化和积累中迅速地成长。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立志要振兴国家，他在《言志》的作文中写道：
“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战争非交绥之谓，举凡学术及物质文明之竞争皆是。而强国之道，莫贵工业。以我中国处此危急之时，战不能，不战不能，无可如何！有心者能无陨涕？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
1918年5月，任弼时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结束了在湖南一师附小的学习生活。这一年，恰好也是毛泽东从一师本科毕业的时间。任弼时才14岁，而毛泽东已经25岁了。任弼时作为后起之秀，10年后，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相聚，成为同志和战友。25年后，与毛泽东在延安成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同事。在任弼时一师附小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的唐铎。唐铎与任弼时同年生人，出身于湖南益阳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以后，先后就读于长沙方知小学、湖南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和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曾与任弼时为同班同学。1918年小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是年参加蔡和森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1919年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高级预备班，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和蔡和森、李立三、陈毅一起被法国警察强行遣返回国。1925年，唐铎到苏联空军飞行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毕业后到苏联空军空中战斗学校学习战斗飞机的驾驶和空战技术，历任苏联空军中尉、上尉。1938年被苏联当局逮捕入狱。1939年经任弼时和萧三证明，被释放出狱。当时任弼时出使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唐铎向党中央领导人、又是故乡同学的任弼时提出回国要求。任弼时考虑八路军尚未有空军，劝他继续在苏军空军中工作。他在苏军先后晋升少校、中校军衔，获苏联卫国战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刘亚楼、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向苏方提出唐铎回国问题，唐铎终于离开了苏联。回国后被任命为新创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时，任弼时已经逝世多年。
此为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