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认为嵇康在此讲了精神境界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说的；第二个层次是“审贵贱而通物情”，是就人和宇宙的关系说的。这种分析，符合现代读者的思维习惯，但是未必符合嵇康的原意。嵇康将两者对举，似乎只是对偶行文的需要。任自然和行不违道，说的是一回事。老子说：“道法自然”，在阮、嵇那里，道即自然，怎么能一分为二呢？儒家（比如孟子）讲修身工夫，是从道德境界渐至于天地境界，由人际关系渐至于天人关系；但是道家鄙弃道德，要径直悟入天地境界，社会伦理最好也不过是大道的延伸，没有独立地位，得道之后，混迹于人群之中自然游刃有余。冯友兰未免有用新儒家阐释新道家的嫌疑。
嵇康说“无措乎是非”，即泯灭或齐一是非之义。这是达到“行不违乎道”的方法，无措就能“虚心”，即所谓“气静神虚”、“体亮心达”。这样致虚守静，“矜尚”、“所欲”、“名教”、“贵贱”等世俗的人为的分别对待，就可以渐渐地被淡化、被超越。名教这类物事，破坏了人性的质朴混沌，纯然是人性发展的桎梏，因此一朝破除，人性才得体道自然。
世俗之人“情系于所欲”，追逐荣华富贵，乃是因为他们在内心里没有得意之地。“此皆无主于内，借外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亦备矣。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有至乐者，非充悦也”。（《答难养生论》）充悦指充腹悦口的食物。内里空虚无主，才想到借外物来努力地充实它，愉悦它。然而物我两隔，我心与外物，不能浑然一体，也就不能相互为用，外物越丰富，适足衬显内心的贫乏；外物有得必有失，刺激之后，哀戚随之。所以至乐只能反求诸己。“苟得意有地，俗之所乐，皆粪土耳。何足恋哉”？此时“情不系于所欲”，“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真有富贵也”。这即是“审贵贱而通物情”。
君子“无措乎是非”，敢于公开表现他的真性情，哪怕因不合礼俗而遭人耻笑，这是所谓的“公”。小人的思想感情却是有所隐蔽的，这种“匿情”就是“私”。即使你发下“普度众生”的宏愿，毫无利己之心，可是不敢在人前表现这种意愿，照嵇康说来，你也是小人，私心未尽。公与私、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因而超越了善恶的范畴，废弃了名教的标准，代之以道家的“自然”法则。任自然则无往而不是，无往而不善。说话不必计较得失，“值心而言”就可以了；行事不需要依据是非，“触情而行”就可以了。值心而言，触情而行，就能够“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了。这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境界，与孔子所谓“君子坦荡荡”的境界，如出一辙，因为孔子格外强调“直”，也就是真性情。
阮、嵇的“越名任心”，是有为而发的，越名教的“越”，是超越，是去伪存真。矫枉需过正，写文章不妨故意造作偏至之论，但见诸行事，阮、嵇虽然时不时冒出吓人的“放荡越礼”的举动，心里未尝没有是非善恶的天平，只不过他们内化了那些准则，而认为那是出于自然罢了。后来效颦阮、嵇的名士，丧失了那杆天平，所以仅学得皮相，自以为修得大道，其实南辕北辙。像王澄、胡毋彦国等人，竟至在宴会上裸体，公然勾搭主人的小妾或歌妓，“解脱”得一丝不挂，“自然”到只辨雄雌，实在是放任之下流，假使阮、嵇见此，大概也会像乐广那么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郭象提出了一种我们一般都会赞同的意见，他说：“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守母以存子，称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任诚，慈不任实，父子兄弟，怀情相欺，岂礼之大意哉？”（《大宗师注》）礼教的形式是“外”，是“子”，礼教的实质、人的真性情是“内”，是“母”。真正知礼的人，必能从形式把握实质，持守真性情来完成礼节，否则“孝子”没有“孝心”，“慈父”没有“慈心”，偏还要拉起“父慈子孝”的虚架子，那是父子相欺，谈什么礼！
郭象的论述，算是对阮、嵇行为的注脚。但是，废除“教条”真有那么言之凿凿的根据吗？普天之下有多少人是“知礼意”的人？这种人或者朴素之性未亏，或者悟性很高而见显知隐，滚滚红尘中有几多呢？不知礼意的人，没有相对抽象的道德律令指导行为，全靠比较具体的道德命令（教条）束缚他的纵恣之欲，而今你要给他松绑，取消教条，岂不是放虎归山吗？教条如同监狱，有它是一种罪恶，但没有它罪恶更大。
忘情与任情
魏晋名士许多人是主情派，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动情，倒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方面。
阮籍当然是多情之人，但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他面色不改地继续下棋；居母丧期间大吃大喝，仿佛毫不介意。他本是至孝之人，这么做一则是为了抗俗，二则也是效法老庄之“忘情”。嵇康丧母而真情自发，作《思亲诗》说：“内自悼兮啼失声，思报德兮邈已绝，感鞠育兮情剥裂，嗟母兄兮永潜藏。”忘情与任情，在魏晋名士中各有其实践者。
这种实践又是同“圣人有情无情”的讨论相联系的。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王弼反驳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何劭的《王弼传》）圣人只是智慧比凡人高出一筹，在情感方面原本相同，与外物应接，受外物感动，不能不有动于中。但圣人由于智慧自备，识得宇宙生灭运化之理，所以不粘滞于物，不受累于情，内心总是平静的。
《世说新语·伤逝》：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说：“不过一个小不点儿，至于这样伤心吗？”王戎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忘情、钟情、不及情，这是处理情感的三种境界，王戎所言，应当很可引起名士们的共鸣。不及情的人，是冷血动物一类，那才真可谓“无情”。
圣人忘情之说，传播甚广，连聪颖的小孩子也会学舌。顾和领着他的孙子、外孙逛寺庙，看见佛祖涅槃的像，在这幅像里，佛祖的弟子，有的哭泣，有的不哭。顾和问这怎么解释。外孙说：“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孙子说：“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世说新语·言语》）
圣人忘情，是其精神境界的自然流露，没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勉强要“忘情”，反而流于“矫情”。东晋谢玄打败了前秦大军，赢得了淝水之战，保住了晋室半壁江山，于是发书向太傅谢安报捷。谢安正与人下棋，“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谢安是一代名相，德行、功业都很高，但此举实在难以被视为自然的“忘情”。他下完那盘棋，匆匆出门，把木屐底上的齿磕坏了，却全未知觉，可见当时心内狂喜，只是外表强装平静而已。
既不能无情，又不能忘情，何妨一往情深！《世说新语·任诞》：“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其痴尤不可及。所谓“痴”即是“痴于情”。桓子野是音乐家，顾恺之是画家，各自都有丰富细腻的感情，遇感辄发，不加阻遏。魏晋名士之深情、动情，大致如此，这种情无关于私欲之满足与否，无关于个人之成败得失，虽然如大河奔流，依然像山泉般清明，不包藏沉渣烂泥。
这种“纯情”在朋友之爱中感人至深。风流之士对于朋友，以神交而不以利交，能彼此欣赏而非相互利用，是庄子所谓“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的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男女间几乎不可能，用来描述这种朋友之爱，倒更妥帖。《世说新语·伤逝》载：庾亮死，何扬州临葬时叹息道：“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将庾亮比作玉树，不仅表达了哀悼之情，也表达了对人格之美幻灭的痛惜。《伤逝》又说：“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张季鹰视死如生，弹琴灵床，长歌当哭，知音绝，弦断有谁听！中心哀痛之切，非常人所能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