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可能还有的德行，尽管它们已经不会是那些诚实的和矮胖的德行，为了它们的缘故，我们对我们的祖父保持尊敬，但也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中。我们欧洲人，二十世纪的第一批产物。——用我们一切危险的好奇心，用我们多种多样的化妆和艺术，用我们精神和感官中的松软和残酷，——如果我们应该有德行的话，我们将大概只有这样的德行；它们要学会与我们最秘密的和最衷心的嗜好，与我们最热烈的需要好好相容。好吧，让我们在我们的迷宫中寻找它们！在此处，如人们所知道的，加上各种东西丧失了自身，各种的东西都丢失了。有没有某种比寻找他自己的德行更美好的东西？这几乎已经不叫信仰的德行？
这德行的信仰——并不与人们从前所说的“好的良心”相同，那条可敬的长尾的概念——辫子，我们的祖父经常拖在他们的头后，也在他们理智的后面悬挂的那条概念的辫子？因此看来，尽管我们自以为那是旧式的对祖父的尊敬。但我们同样是这些祖父的好孙子，我们欧洲人带着好的良心，还承受着他们的辫子。
正像在众星的领域中有时有两个太阳，它们规定了一颗行星的轨道；正像在某些情况下不同颜色的两个太阳围绕一颗惟一的行星而发光，时而发红的光，时而发绿的光，并且又同时照亮这行星，用彩色的光把它淹没，我们现代的人也是如此——由于我们“星空”的复杂的机械学——由不同的道德所规定；我们的行动交替着以不同的颜色而发光，它们很少是明确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做出彩色的行动。
爱他的敌人？我相信，这一点被很好地学习过，在今天大小范围内千百次地发生。确实，有时已经发生较崇高的东西——当我们相爱时，恰恰当我们最好的爱时，我们学习鄙视——但是，这一切是无意识地，无喧闹地，无华丽地，带着善的羞耻和隐蔽地进行着，而这羞耻和隐蔽禁止庄严的言词和德行的形式。道德作为态度——今天在我们看来违背趣味。这也是一个进步，像我们父辈们的进步一样：宗教作为态度最终违背了他们的趣味，包括敌视和怨恨伏尔泰学派的宗教。这是我们良心中的音乐，我们精神中的舞蹈，一切清教徒的祈祷，一切道德的说教和伪善，都不愿与它们调和。
要小心某些人，他们非常重视人们对他们在道德的区分中有道德的机智和精细！当他们一旦在我们面前犯错误时，他们决不请我们加以原谅，——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本能的诽谤者和损害者，甚至当他们还仍是我们的朋友。——健忘的人是极幸福的，因为他们“了结了”他们的愚事。
法国的心理学家们总是还没有备尝他们在市民的傻事情方面的辛酸和娱乐，简直仿佛……够了，他们因而显示了某种东西。例如，福楼拜，鲁昂市的正直公民，最终既没有看到、听到也没有尝到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他的自我烦恼和更高雅的残酷方式。现在，为了替换——因为它已成为无聊的——我推荐另一件事情供大家取乐。这是无意识的狡猾，这种狡猾比在自己的最好的时刻的理智和趣味要一千倍地精巧，——甚至也比它的牺牲者的理智要一千倍地精巧，——再一次地证明了本能是迄今所发现的一切种类的才智中是最有才智的。简言之，你们心理学家们研究的是与“例外”斗争中的“规则”的哲学：在这里你们所有的这个活动舞台，对神灵和神的恶毒是足够了！或者，还要清楚地说，在“好人”那里，在善良意志的人那里，……在你们那里，去作活体解剖！
道德上的判断和判决是精神上有局限性的人对较少数人的爱心的报复，也是对如下情况的一种赔偿损失，即他们天性上很坏地被赠送来的，——最后，是一个得到精神和变得精神的机会——把恶意精神化。有一个标准，这使他们在内心愉快，在这标准面前，用精神的众多的善和特权堆积起来的人与马是平等的。——他们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斗争，并为此几乎已经需要信仰上帝。在他们之中，有无神论的最有力的对手。谁对他们说“一个精神性的人超出了与一个权力道德的人的某一种正直和尊严的比较”，就会使他们发狂。——我要留神不做这件事。
我宁愿说，我想用我的命题来奉承他们：一种崇高的精神的本身只作为道德品质的最后产物而存在；它是被归于“仅道德的”人的一切状况的一个综合体，在它们经过长期的培育和训练后，也许在各代人中分别地被得到之后；高的精神性是正义和那种善良的严格性的精神化，这善良的严格性知道自己受委托维持在世界上的等级秩序，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不仅仅在人之中。
现在，在“不感兴趣者”如此流行的赞扬中，人们必须——也许不是没有一些危险——使自己意识到：民众实际上对什么东西感兴趣，通常的人彻底地、深切地关心的那些事物究竟是什么，这里包括有教养的人，甚至包括学者，而且如果现象不进行欺骗的话，几乎也包括哲学家。事实变得很明显：绝大多数更精雅的和更挑剔的趣味，使任何较高级的本性感兴趣和具有吸引力的东西，对一般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引起兴趣的。——尽管如此，如果他注意到对这兴趣所作的付出，那么，他把这付出称作“不感兴趣”，并且对“不感兴趣的”行动可能感到惊讶。
有一些哲学家，他们知道给民众的惊讶以诱惑人的、神秘的、彼岸的表达——不是提出毫不粉饰的和很合理的真理：“不感兴趣的”行为是一种很使人感兴趣的和有趣的行为，预先假定了……“而且爱情”？——怎么？甚至出自爱情的一种行动应该是“非自私自利的”？“而且牺牲者的赞扬？”——但是，谁实际上作出牺牲，谁就知道，他为此欲求和得到某种东西，——也许为了自己的某种东西而牺牲了自己的某种东西，——他在这方面付出，为了在另一方面更多地拥有，也许为了是整个地更多地，或为了觉得自己是“更多”。这是问题和答复的一个领域，在此领域中，一种更挑剔的精神不愿意停留：在这里，真理如此厉害地需要抑制住打呵欠，如果真理必须作答的话。最后，真理是一个女人，人们不应该对它施加暴力。
对一个道德主义者的学究和打小算盘的人来说，有时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我尊敬和表扬一个无私的人，但不是因为他是无私的，而是因为在我看来他有必要给另一个人花费他自己的费用。总有这样的问题：他是谁，那个人是谁？例如，在一个为了下达命令而被规定和造就的人那里，自我否定的谦虚是退让而不是一种德行，是滥用德行，在我看来是如此。什么是非自私自利的道德，——它无条件地对待自己，并且向每个人呼吁——不仅违反趣味，它煽动人玩忽职守，它是在博爱的假面具下的一种附加的引诱，——而且恰恰引诱和损害较高级的人、较少见的人、有特权的人。
人们必须强迫道德首先在等级秩序的面前屈服，人们必须把这些道德的蛮横推入到良心中去，——直到它们最后清楚地知道，说“对一个人是正当的东西，对另一个来说是合理的”，这种说法是不道德的。我的道德主义的学究和老好人，他是否应得到人们的嘲笑，当他把道德这样劝告为道德（Moralitat），当人们想靠说一个笑话博得听众喝彩和支持时，人们不应该有太多的权利；一点点的错误甚至属于好的趣味。
凡今天对怜悯进行说教的地方，——而且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话，现在没有别的宗教再得到说教——让一位心理学家张开他的双耳：透过一切的虚荣，透过这些说教者特有的一切噪音，他将听到一种自我鄙视的沙哑的悲叹的纯然的声音。这自我鄙视属于欧洲的那种黯淡和丑化，后者现在在一个世纪之久的增长中，如果它不是这个原因！“现代观念”的人，这自豪的猿猴，极大地对自身不满，——这确定了。他受苦，他的虚荣心愿意与他“同受苦”……
欧洲的混血儿——一个平庸丑恶的小市民，需要一套化妆服：他需要历史学作为化妆服的贮藏室。当然，他在这里注意到，没有一套化妆服正合他的体形，他换了一套又一套。请看一看在19世纪人们的化妆风格快速的变换和偏爱，也看一看我们“没有东西可供穿着”的绝望时刻。故意穿上浪漫式的、古典式的、基督教式的、佛罗伦萨式的、巴罗克式的、“民族式的”服装显示自已也是枉然，在习惯与艺术中，它们都是“没穿衣服”！但是“精神”，尤其是“历史学的精神”，仍然在这种绝望中看到了自己的优点：人们一再尝试新的原始时代的服装风格和外国的风格，穿上、脱下、包装起来，首先研究——“在化妆了”这一点，我们是第一个对之加以研究的时代，我指的是在道德、信仰、艺术趣味和宗教方面，为了伟大的狂欢节风格，为了最高精神的狂欢节的纵情大笑，为了最愚蠢的举动和阿里斯多芬式的对世界的嘲笑，好像还没有一个时代对此做了准备。
也许在这里我们恰恰还发现了发明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甚至连我们也可能是原始的东西，也许是模仿世界史写作讽刺滑稽伤口的人和上帝的小丑，也许除了今天之外没有什么未来，而恰恰我们的笑还有未来！
历史感——我们欧洲人把这历史感当作我们的特征，对我们来说，这种历史感是那种使人着魔的疯狂的半野蛮状态的后果，由于等级和种族的民主混合，欧洲被推进了这种半野蛮状态，——只有19世纪才知道这个作为第六感官的历史感。任何过去的形式和生活方式，昔日难以并存和附加的文化，由于这种混合，汇入了我们的“现代灵魂”，我们本能地奔向四面八方，我们本身就是一种混沌；最后，正如所说，“精神”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优点。由于我们身体和欲望中的半野蛮状态，我们拥有通向四面八方的秘密通道，就像一个高贵的时代决不会有这种通道那样。首先，是通向不完全的文化迷宫的通道，通向地球曾经存在过的任何半野蛮状态的通道；而且就人的文化最重要的部分迄今为止是半野蛮状态而言，“历史感”几乎意味着对一切东西的感受的本能，对一切东西的趣味和褒贬，因此它立即就证明自己的一种不高贵的感官。例如，我们重新来享受荷马：也许我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懂得欣赏荷马，一种有高贵文化的人不知道这么容易就掌握了荷马，——他们几乎不允许自己享受荷马。他们的腭发出十分肯定的是或不；他们轻易地准备好厌恶；他们发出对一切陌生的东西犹豫不决的抑制；他们对低级趣味的胆怯，甚至对活泼的好奇心的胆怯，以及对任何高贵的与自满的文化的那种十分恶劣的意志——它承认一种新的渴望，承认对自己的东西的一种不满足，承认对陌生东西的赞叹：所有这一切使他们甚至对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也采取敌对的态度，这些最好的东西不是他们的私有物，或不能成为他们的猎获物，——对于这些人来说，没有一种感官比历史感及其顺从的小市民的好奇心更难以理解的了。
莎士比亚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这种令人吃惊的西班牙人的、摩尔人的、萨克森人的趣味的综合，会使一个与爱修鲁斯友善的雅典人笑得半死或气得半死；但是，我们恰恰以一种神秘的亲密和友好接受了这种混乱，这种最脆弱的、最粗糙的、最人为的东西的混乱，我们恰恰是把它们当作精致的艺术来享受的，同时让我们少受令人窒息的烟雾和英国下等人的干扰，莎士比亚的艺术和趣味就生存在英国下等人之中，就像或许在那不勒斯的希阿雅：在那里，我们以全部感受入迷地、心甘情愿地走我们的路，不管贫民区的臭水沟的秽气在空气中飘散。我们是有“历史感”的人，我们有我们的美德，这是无法否认的，——我们是宽宏大量的、无私的、谦虚的、勇敢的、完全自我克制的、充满奉献精神的、很知情达理的、很有耐心的、很诚恳的——我们也许仍然不是很“有趣味”。
如果我们最后承认，对我们这些有历史感的人来说，那种最难理解、感受、回味和厚爱的东西；那种在根本充满成见而且几乎敌对地寻找我们的东西，这恰恰是任何文化和艺术中最完美的东西，最成熟的东西，在作品和人那里真正高贵的东西。他们的平静如海、太平景象中自满自足的时刻，一切已经完成的事物所显示的金色的和冷的东西。也许我们历史感的伟大德行与高雅的趣味处于必然的对立之中，至少与最好的趣味处于必然的对立之中，而我们恰恰只能很拙劣地、踌躇地、迫不得已地在我们之中去模仿他人生活的短暂而高贵的幸运的光辉，就像它们在这里和那里一度发出光彩那样：那些时刻和奇特的事，正恰逢一个伟大的力量自动地停在无尺度的东西和无限制的东西面前，此时正恰逢一种丰富而高雅的兴致在突然的抑制和石化中，在确定和把自身固定在一个还颤动的基础上时被享受。尺度对我们来说是异己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点，我们的欲望是对无限的东西和不可度量的东西的欲望。就像骑在向前飞奔的骏马上的骑手一样，我们在无限的东西面前放下了缰绳，我们是现代人、半野蛮人——而且，只有当我们也处于危险中时，我们才处于我们的巨大幸福中。
无论是享乐主义、悲观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幸福论，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按照苦与乐，按照相关的情况和次要的事业衡量事物的价值，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处在突出地位的思想方式和思想简单的东西，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意识到创造性的力量和一个只有艺术家的良心的人，并不是没有嘲笑，也并不是没有同情地俯视着。同情你们！当然，这并非是你们所指的同情，这并不是同情社会的困难，同情社会，同情社会的病人和遇难的人，同情罪恶的人和残废的人，就像他们在我们周围的地上躺着那样；还有更少的对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奴隶阶层的同情，他们渴求统治，他们把这种统治称之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