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1月26日，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里。洗礼后起名叫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当时，犹太人是受迫害的民族，依照当时的法律，犹太人被限制居住在“盖特欧”（源于威尼斯的犹太人居住区，该区四周围着高墙，其居民日落以后和星期天都被锁在里面，严禁外出）之内，不能上学，更不能上大学和从事各种专业工作，并且毫无法律地位。为了不因宗教问题而受打击，许多人都采用接受新教（基督教）洗礼这种方式，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著名人物就是海涅和亚伯拉罕·门德尔松。海涅于1875年某个早上接受洗礼，当天下午就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斯坦因开始上学时，马扎尔语已成为匈牙利的官方语言。如果说讲德语是他今后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同时也是他与家人往来通信的语言，那么，对于斯坦因来说，马扎尔语还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的象征，也是他人学以前那欢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的写照。那时他是全家的中心，年迈的父母，比他大19岁、时刻照顾着他的哥哥厄恩斯特，还有博学并有声望的伊格内斯舅舅，全都宠爱着他。因此，在斯坦因幼小的心灵中，他有三个父亲——亲生父亲、舅舅、哥哥。
一、斯坦因及其第一次考察
10岁那一年，斯坦因被送到遥远的德累斯顿，进入有名的克罗施勒学校。由于远离亲人，与家里的联系就只有靠信件了。这倒培养了一个好习惯——写信。斯坦因在以后的考察活动中，写下了许许多多信件，详细描述了其考察所得所遇及见闻，为我们今天研究其考察活动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宝贵文献。
还在克罗施勒上学时，斯坦因终生的宏伟蓝图就已形成了。年轻时，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成为他崇拜的偶像，激励他潜心致力于希腊罗马历史的研究，后来又精通了印度、波斯古代语言和历史。他曾多次沿马其顿人东征的道路探险，试图考证重大战役发生的确切地址。
当斯坦因成为研究生后，又有两个人对他的宏伟蓝图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是7世纪的中国僧人玄奘，其巨著《大唐西域记》，由于资料丰富，记述精确，对于认识古代印度地理的指导价值为世人所公认，以致于斯坦因将他称为自己的佛教保塞尼奥斯（弗雷泽爵士在保塞尼奥斯译本的导言中称：“没有此人，希腊的遗迹将是一座没有线索的迷宫，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斯坦因第一次在中国探险期间，佛教的保塞尼奥斯——玄奘，简直就成了他的守护神。
另一位是13世纪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对世界认识东方，尤其是中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亚历山大、玄奘、马可·波罗三人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其各边联结了古代与中世纪，东方与西方，国际商道与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佛教。斯坦因的作用就是领会他们的内在联系，通过自己毕生的工作，通过多次考古探索去印证、考释文献记述和实物，进而为将来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斯坦因为什么要从匈牙利、英国，到印度去探险呢？其直接的因素有二。一是19世纪后半叶中欧学者对语言学的重视。现代人们所说的比较语言学，诞生于1786年印度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已为该学科打下了基础的威廉·琼斯断言：“无论梵语有多么古老，其谨严的语言结构仍比希腊语完整，比拉丁语丰富，比它们两者都优雅，并与两者有密切联系。”从此以后，梵语和波斯语就成为打开印欧史前历史的一把钥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与关注。
另一个促使斯坦因前往印度的因素便是匈牙利人乔玛的经历和工作。匈牙利人的摇篮据说是在中亚，人们深信他们与匈奴人有关。正是怀着一种渴望找到原始的中亚大匈牙利的梦想，1819年，当乔玛36岁时，开始了他的旅行。他经土耳其、埃及和波斯行抵布哈拉，随之又经喀布尔和拉合尔到克什米尔，并发现了长期不为欧洲人所知的藏文献。乔玛传奇般的经历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最终刺激起国民对于东方学研究的兴趣。他传奇式的旅行，最后死于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下，激动了不止一个匈牙利人的想像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前往东方。后来，当斯坦因前往中亚的路途中，他不仅从爱国者的角度，而且还以一位教授的身份声明了自己与乔玛的关系。他们两人都为了理想而离开故乡，而且心甘情愿地接受孤独。只不过斯坦因比乔玛更幸运罢了。
斯坦因在克罗施勒小学毕业后，便返回家乡进入语言学校，为上大学做准备，并开始了东方学的研究。他曾翻遍了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中有关印度、波斯和中亚的藏书，特别是熟读了地理学家洛克齐的东亚探险报告，其中谈到敦煌莫高窟。中学毕业后，依照中欧学生们的习惯，他去不同大学听东方学家们的讲演，从中挑选将来从师的教授。
有两个人曾指导过斯坦因的学业，一个是蒂宾根大学印欧语言学和宗教史教授鲁道夫·冯·罗特，另一个是维也纳大学印度语言学和古代史教授、印度古文字学方面的权威乔治·比勒。他们不仅传授给斯坦因深奥的学识和当代最先进的知识，启发他在相互关联的学问里发现问题，而且还帮助他确定了研究方向。1883年，斯坦因在蒂宾根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乔治·比勒像其他大多数欧洲梵文学者一样，在他被聘至维也纳大学任教，亦即斯坦因在他门下就学以前，一直居住和生活在印度。也许正是比勒在印度的这番经历使斯坦因建立了信念，他也可以通过在印度学院内相同的经历争取教授职位（早在斯坦因上中学时，他的雄心壮志就是打算在大学里为自己谋得一个东方研究的教师职务）。但如何才能去印度呢？斯坦因知道，只能像乔玛那样，通过东印度公司这条途径。众所周知，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印度的主要工具。英国国王授予东印度公司以垄断贸易、拥有武装、宣战媾和、设立法庭审判本国职员和属地居民等特权。后来又逐渐变成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广大版图的殖民统治机构。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印度领土蚕食鲸吞，到1849年，整个印度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从此，东印度公司便完成其历史使命，于1858年被取消，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当时要去印度只能从英国启程。于是，到英国去，便成为斯坦因的第一个目标。
1883年斯坦因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鲁道夫·冯·罗特的赞赏，斯坦因从匈牙利政府获得了在伦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从事两年（1884年至1886年）有关东方语言和考古的博士后研究津贴，并立即前往英国。
1885年，由于强制性的军事训练，斯坦因返回布达佩斯，中断了在伦敦的学习。在匈牙利，斯坦因被安排在卢德维卡学院、匈牙利军事测绘学院参加军训一年。他的导师卡罗里-库斯上校是一位杰出的地形测量专家，教给他们当时进行军事测量的最先进方法。斯坦因在军训中学到的地形测绘技术在以后的中亚探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年的军训结束后，斯坦因立即返回英国，继续从事其研究工作。由于斯坦因的学业已近结束，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罗林森向印度理事会提出，这位年青的匈牙利人有资格充当旁遮普大学的注册员和刚刚建立的拉合尔东方学院的负责人。由于另一东方学家亨利·玉尔的认可，这个建议很快生效并付诸实行，随之，斯坦因便踏上了去印度的路程。
可以说，斯坦因能去印度，罗林森和玉尔起了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推荐和帮助，就不可能成就一个探险家、考古学家和东方学家的斯坦因。对此，斯坦因也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特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1907年，斯坦因出版了两卷本巨著《古代和阗》，斯坦因的献辞是：“为纪念中亚历史地理早期旅行情况伟大的阐述者和拓荒者亨利·玉尔爵士而作。他的有关古代文物的报告引发了我的旅行，并且是我旅途中最好的指南，谨将此书献给他，以表达对这位学者、作家和男子汉的诚挚的敬意和钦佩。”1928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四卷本巨著《中亚腹地》中写道：“为纪念男爵亨利·罗林森将军而作。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工作和探索，说明了亚洲的古代历史，撰此报告以示对探险家、学者和这位男子汉深切的思念和由衷的敬重。”这些题辞体现了斯坦因对这两位年迈而德高望重的前辈的尊重，同时也是回报两位前辈当年对他这个年轻、初涉世事的外国学生的帮助。
斯坦因在旁遮普大学就任注册员和东方学院负责人共10年。在这10年间，他逐渐放弃了当教授的目标，而是要像亨利和罗林森那样创造自己的知识王国。
拉合尔位于印度河的巨大支流拉维河岸。1849年，英国侵占旁遮普后，它就成为一省的统治中心，并由于战略和贸易上的重要性，又成为一个交通枢纽。当斯坦因到来时，拉合尔市已具备了教育和文化活动的设施，如大学、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马约艺术学校等。此外还有堂皇的行政机关建筑和官吏的住宅。在拉合尔，斯坦因结交了各个方面的人，其中最有趣的是拉合尔博物馆馆长洛克伍德·基普林格，馆长的儿子拉迪亚德在小说《基姆》中称博物馆馆长办公室为“奇迹之屋”，这是因为其中存放着“只有学者才知道的以前由不知名匠人创造的希腊佛教雕塑作品的杰作”。在基普林格的教诲下，斯坦因研究了博物馆的藏品，熟悉了希腊佛教艺术。
1896年可以看作是斯坦因对未来生涯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在这以前，他一直在努力争取立足之地，即想在欧洲得到一教授职位，而从现在开始，他要致力于地理学，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亚内陆，曾在犍陀罗地区建立王朝的贵霜·塞人等部落的故乡，以及中国取经的僧人们前往印度的高原道路。随后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国新疆地区，到了1897年，他已在考虑前往中国新疆进行“考古探察”。
正在这时，古文字学家A·F·鲁道夫·霍恩雷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叙述了他数年来致力于抄本残片研究的情况，这些文书据说都发现于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阗附近，其文字是印度婆罗谜文，但语言都是人们还不知道的一种非印度语言。这些文书几乎都是由当地的觅宝人发现的。他们不能提供有关文书的任何信息，有些文书甚至被分割后流入不同国家的收藏机构。因此，“我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有必要获得有关文物被发现的地点和环境的确切信息，而且也有必要获得新的资料使我能填补一些空白，解答一些谜”。对于流入欧洲的一些文书，尤其是其中的一些雕版印品书，欧洲学术界对其真伪产生了怀疑。斯坦因曾这样认为：“虽然这批最古老的印度写本的最初出土地点还没被确定，但种种迹象表明大沙漠以南的地方便是它们的发现地。在同样地方，新的在许多方面怪异的一批古写本由英国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1896年获得。他们被发现于和阗西北与东北的沙漠中间……据霍恩雷博士的最新报告说马继业写本是用一种迄今为止完全无人知晓的‘陌生’文字写成……”
除了“马继业文书”外，1897年初，一件桦树皮的怯卢文文书残片也被送往圣彼得堡。这些文书除了明显的真品外，大部分都令人费解，无法判定真伪，霍恩雷就这样说过“当我在获得和阗古书的最早阶段（怀疑古书真实性质的念头）就浮现在我心中，有人告诉我大英博物院的权威们及其他一些人也有这种想法”。因此对出土地点的调查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为在当时无法解读这些“陌生文字”的情况下，只有实地调查才能提供最可靠的证据。早在克什米尔时，斯坦因就见识过各种写本，因此霍恩雷认为，“斯坦因博士特别适合承担这项任务：他精通突厥语及其同族语言，同时他还是一个在克什米尔地区及其周围地区考古学的专家。他有进行考察的丰富经验。派他去和阗考察肯定能获得大量丰富的信息和非常重要的文物收集品”。
总而言之，这些古文字文书的发现，引起了欧洲学者的极大兴趣，但许多人对其真伪却无法确定，因此对发现地区，即中国新疆和阗及其附近的考察，就成为确定其真伪的最可靠方法了。这些争论，更坚定了斯坦因前往中国新疆考察的决心。
1898年9月10日，斯坦因就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前往中国新疆考察的意见书，意见书中说：“我申请的项目是，要求地方政府和最高当局支持由我计划的一次对中国新疆和阗地区及其周围古代遗址的考古考察计划。”为什么要选择和阗地区呢？因为“据历史记载所知，今和阗地区曾经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来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等的发现已充分说明，经过对这些古遗址的系统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
意见书中还写道：“鉴于拟议中的考察很可能对于印度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希望旁遮普和印度政府能够共同承担总费用，使考察得以实现……我要指出，某些学术团体，如孟加拉亚洲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也很可能资助这次考察。”作为回报，斯坦因提出，他找到的所有东西将交给印度政府以便存入大英博物馆，另外一些经政府同意后，将送给曾提供资助的学术团体。
除此以外，斯坦因在意见书中还写道：“我还请求印度政府通过外交部与中国政府联系，为我获取在中国突厥斯坦旅行必须的护照或允许……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和阗地方当局的支持，对于计划中的考察成功与否至为关键，因而希望印度政府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争取中国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能给和阗的办事大臣发去指示，证实我已获准勘察或考察他辖区中所有古代遗址，在这类遗址上进行发掘，拥有其中出土的文物，如有人出售，还可购买这类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