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昨夜西风凋碧树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之后二十多年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探索走着弯曲的道路。一阵子，这种探索和实践堕入唯意志的泥沼里；一阵子，这种探索和实践又向理想中的“乌托邦”走去。在此之前，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随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11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敦煌的大小知识分子、中小学教师顿觉欢欣鼓舞，兴奋不已。他们工作了一天，仍不知劳累，去单位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讲话。他们激情燃烧，纯正的心里感到中国人民的春天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然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因写出《江村调查》而一夜成名的费孝通在3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时，他感到早春天气“乍寒乍暖”。就在众人寻春不见春，“草色遥看近却无”时，同年3月18日，毛泽东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说，“整风是以毛泽东同志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及自我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此刻，毛泽东为全国人民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前景：政通人和，闻过则喜，天下大治。“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同年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下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此文指出：“党内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还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新党员，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系一起，亲如兄弟。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有70％左右，左派占20％左右，右派占1％～10％。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我们还要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毛泽东此时似乎已胸中有数，他今后要做什么似乎已清清楚楚。与中共中央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相比，口吻截然不同。
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要求各地注意好好掌握形式，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该文件指示各地党报应在登载右翼分子反动言论的同时，特别注意登载批评右翼分子某些反动观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
同年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文件指示，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院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的整风运动要加紧进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的大鸣大放，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该“指示”还认为，反动分子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文件指示，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各省市机关，高等日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这时，远处边陲小县的中共敦煌县委似乎也已蓄势待发，静观以待。在那个不平凡的1957年的春天和夏天没友大的动作。
当年6月初，中共敦煌县委在县委礼堂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全县文教卫生（包括驻敦煌的文物研究所）系统“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此座谈会由中共敦煌县委书记黄仕福主持。邀请参加座谈会的有李森夫（县文教科副科长）、任子宜（县卫生科副科长）、李瑶圃（县卫生科科长兼县卫生院院长）、张继祖（县中医诊所所长）、王珍（敦煌中学校长）、窦侠父（敦煌中学教导主任）、谌国祥（东街小学校长）、朱文华（南街小学校长）、张友仁（建新小学校长）、张泽龙（回民小学校长）、胡炯儒（北乡完全小学校长）、王振华（县工农教育办公室主任）、程道一（中国民主同盟敦煌盟员）、史苇湘（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员）等20人。中共敦煌县委文教部长威裕兴、宣传部副部长连涛也参加了座谈会。
近五十年过去了，人们在座谈会上就县上工作说的一些意见或建议都已忘记，而唯有谌国祥、史苇湘的几句话令至今活着的人还记忆犹新。谌国祥针对敦煌县各级领导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种种表现，说“共产党的经是五字真经，但是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谌国祥针对中共敦煌县委领导不信任党外干部当领导，使自己工作难做，就说自己是骑着骆驼带着枷。耍着要命的牌子。
史苇湘针对我们队伍中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自以为是的种种表现，说“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要让自己离开地球，让自己高大起来是不可能是的”。
在为期一周的座谈会上，可能是对“肃反”“审干”的余悸，李森夫、程道一、张友仁、朱文华等人三缄其口，一言未发。
东街小学副校长吴国泰、教育主任祁世安，原不是座谈会邀请与会的代表，但他们在一天放学后却鬼使神差地跑去听会。吴国泰还抢着发了言，他说先进分子、积极分子是霸头，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年年评年年都是那么几个人。后来，人们说吴国泰、祁世安跑到会上抢了个右派分子的“帽子”给自己戴到头上。
与会者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是“对个别党的领导、单位的个别领导及个别党员提个意见是不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敦煌的知识分子尽管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但他们还是走入了“雷区”，而且被炸得粉身碎骨。
此座谈会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甘肃日报》批判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及储安平等人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火药味愈来愈浓，对他们使用的已不是“轻武器”，而是“重型大炮”。此时，敦煌的小知识分子感到风声紧了，原来政治并非是一曲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他们在会上会下的说话谨慎起来了。东街小学校长谌国祥贴出大字报，公开检讨自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同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出胡乔木起草的题为《不平常的春天》的社论。该社论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已身陷重围”，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同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出了毛泽东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社论中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同年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1957年夏天的形势》一文发给与会者阅读。该文认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的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指出，“深入揭发右派的斗争，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城市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挖掘”。
1957年8月初，敦煌中小学放暑假后，中共敦煌县委即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于东街小学开展反右派斗争，动员全体教员“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然而，此时的“风向”人们已经辨明，火药味已闻，北京、兰州如何批判斗争那些“大鸣大放”的人也已听闻，“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分量人们是能掂量来的。所以集中几天，左顾右盼者有之，“环顾左右而言其他”者有之，更多的老师选择了沉默。这时，中共敦煌县委公开点名要求全体教师对谌国祥、吴国泰、张友仁及敦煌中学教师李淑贞、雷久中、居浩然进行揭发、批判。终于，臆造的“以李森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出笼了。与此同时，指控张友仁、谌国祥、吴国泰及敦煌县文化馆长严显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县委要他们交代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计划、据点及反革命罪行。严显实在忍受不了威逼，供出了一个虚构的纲领计划及据点。这使领导运动的人如获至宝。从此以后，大会小会结合，会内会外结合，批斗者与被批斗者今天面对面，明天背靠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震天价喊的口号，人与人互相戒备，被批斗者垂头丧气，长吁短叹，生不如死；戴上“积极分子”桂冠的人昨天趾高气扬，今天却又如霜打了的茄子……人人自危，人人自保，度日如年。
暑假结束后，全县中小学教师于东街小学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也散场了。但是不准谌国祥、吴国泰、张友仁、柴作义回校回家，将他们集中于敦煌人委大院继续交代“以李森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每周六、周日，集中全县小学教师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不久，敦煌县文教科副科长李森夫、财政科副科长张仲也被限制自由，住到县人委大院，交代问题。各学区在此学期也于每周规定时间集中起来，继续深揭深挖“以李森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走卒”。与此同时，敦煌县人委农林、水利、财政、银行、商业服务各系统也动作起来，天天大小会不断，一会儿动员干部“大鸣大放”，一会儿动员干部揭发同事的“右派言论”。一些单位的头头脑脑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或撒网于领地，给同事排队，罗织罪名，等待时机。他们在撒网之前并未投放鱼饵，他们干的是无本的生意。转眼几天，敦煌县农牧科副科长、敦煌中学毕业的秦学仁，县财政科副科长、西安财政学校毕业的张仲，甘肃财政学校毕业的韩廷玮，敦煌中学毕业的赵显庭，敦煌县卫生科科长李瑶圃，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韦其双，西安畜牧兽医学校毕业的王秦鲁，张掖农校毕业的马秉华、范基本，敦煌银行保险系统的张撝谦、杨玉鲜、董家勤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曾是新四军战士、沈阳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毕可及史苇湘、李其琼等一批专业人才被打入网中，挨批、挨斗，交代问题。
同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1957年11月2日，李森夫、张仲被敦煌县公安局逮捕入狱。
1957年12月13日，湛国祥、张友仁、吴国泰、董家勤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被逮捕入狱。一位县长宣布了他们的“罪行”。这些所谓的“罪行”无非是几次集中整风学习时一些人言不由衷、生编硬造、捕风捉影揭发的“言论”。在那个时代，凡是别人揭发的、自己交代的、心里想过的“言论”或思想，都可以作为“罪证”。
1958年初，寒假开始。敦煌县委又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于敦煌中学进行所谓的反右运动。全县一百四十余名教师集中后，吃、住在敦煌中学，限制自由，分编四个大组，每组指命两名政治可靠、斗争坚决、能冲锋陷阵的青年教师为组长。这次“反右运动”初始，人人交代，人人过关，各组很快即揪出一批早已物色好的有“右派言论”、有“反动思想”的教师为批斗的重点对象。
同年春节过后，敦煌县委将1957年以来揪出的有右派言论的秦学仁、王振华、严显、韩廷玮、童契文、居浩然、窦禅父、赵显庭、赵士林、马秉华、范基本、王秦鲁、刘积仁、纪生武、郭寄萍、黄金玺等四十多人遣送黄墩农场监督劳动。当时黄墩农场有基建连，从敦煌遣送去的有问题的人都编在这个连。直到此时，他们思想还是那么纯正，他们认为这是党给他们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他们企盼通过自己豁上命的劳动能得到党的宽恕。他们都刚二三十岁，血气方刚。他们在挖大渠、平沙梁、挖梢根、加地埂、打土坯、修房子的所有劳动中争先恐后，冲锋陷阵，把自己对党的忠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从后来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和结果看，他们哪里知道“帽子”已经做好，这“帽子”给谁戴，何时戴，只是个时间和时机问题。你鸣放不鸣放，鸣放什么并不重要。要想给你戴“帽子”，只要让群众揭发一些你在反右派运动前说的一些话就够了。
同年3月3日，县委将遣送黄墩农场强迫劳动的人中的一部分召回县城。第二天，即由教育科长、文教部长宣布给纪生武、郭寄萍、叶多康、雷久中、张举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同时宣布给沈立元、祁世安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降级降薪留用。
同年3月20日，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给韩廷玮、张仲、董家勤、郭培荣、韦其双、严智光、张撝谦（极右）、陈济庭、张春深、谌国祥（极右）、吴国泰、马秉华、刘德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同年7月，张掖地委分配给敦煌的右派分子“帽子”还有最后的一顶没人戴。县委遂将人委农牧科副科长秦学仁定为右派分子。同年8月，这最后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就戴到了秦学仁的头上。戴上“帽子”的次日，秦学仁就卷起铺盖去了黄墩农场接受监督劳动。
在此之前的4月10日，敦煌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张撝谦有期徒刑14年，后即押送至玉门县饮马农场服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