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7月5日，县公安局将韩廷玮逮捕。10月31日，县人民法院即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韩廷玮有期徒刑8年，但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又加为10年，送兰州大砂坪服刑。1966年，韩廷玮刑满释放后跳黄河自杀。
同年12月13日，敦煌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谌国祥死刑，缓期执行；判处李森夫有期徒刑20年，判处吴国泰有期徒刑15年，判处张友仁有期徒刑13年。李森夫从1957年6月全县文教卫生座谈会至同年12月初被捕入狱，始终一言不发，给他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实为特例。
1959年1月前后，童契文、居浩然、毕可被遣送至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时间仅过了一年多，他们三人都死在那里。
在此之前，董家勤也被敦煌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送玉门饮马农场服刑，后来死在那里。
1958年春被遣送到黄墩农场监督劳动改造的王振华、严显、王秦鲁等人在敦煌县委派人去农场宣布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至1960年冬，仍被丢弃在飘蓬飞舞、北风抽泣的荒原上。最后，王振华也死在那里。
从1957年6月召开敦煌县文教卫生系统“帮助党整风”座谈会到1958年8月，中共敦煌人民公社委员会（1958年上半年敦煌县已敢为人先，建成一县一社的敦煌人民公社）从整风到反右派运动已历时一年又两个月了。笔者在敦煌市档案馆偶尔发现了敦煌人民公社党委会撰写于1958年8月9日的《敦煌人民公社整风运动总结》。此总结冗长、虚妄、荒诞：
我社71个单位，参加整风的1464人。其中党员354人，团员339人，民主党派1人，群众720人。运动从57年8月22日开始至58年9月底，行经13个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已基本结束。它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击溃了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迷信，摧毁了一切旧的、不合理的、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在全体干部中树立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出现了一个人们精神焕发，心情舒畅，胆大包天，干劲十足，工农业生产一日千里飞跃的政治局面。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是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地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
县级机关（包括乡级）参加反右斗争的共1464人，排队左派355人，中间派792人，右派160人，搞出右派分子42人，坏分子25人，阶级异己分子5人，占人员总数的6．3％。其中区级骨干12人，占干部总数的0．8％。在斗争中群众揭发出反革命集团1个，反党集团2个，右派集团2个，这些集团长期以来隐藏在革命阵营，暗地里进行着反社会主义的非法活动。如文教界以李森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解放以来便把持了文教界，他们到处拉拢反动势力，反对党的领导。57年全国整风开始后，他们又认为时机已到，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谌国祥（反革命兼右派）、吴国泰（反革命兼右派）等大肆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阴谋推翻共产党领导，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反右派（对）我们党内有深刻的意义，我们清除了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这党内的右派分子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他们在党内极端地发展个人主义，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同党外的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共同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前县委财贸部副部长陈兆祥对党心怀不满，到处散布不满言论，向党进攻。他说：‘敦煌以党代政很严重，县委黑暗’。并企图在党内制造分裂。又说：‘河西党和敦煌党不一样’等流言烂语。又如服务局干部朱炳（党员）趁鸣放之机向党进攻。他说：‘共产党领导不得见青天’，攻击合作化不如单干好。
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
“通过整风，特别是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以后，废除了旧的规章制度243条，修改102条，新建467条，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干部的工作责任心加强了，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不敢想的今天敢想了，过去办不到的今天办到了。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在今天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不相适应，因此它已被根本废除了。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已成为我党工作的一种良好方法。我县一年来的整风运动，通过五大形式，解决了很多人民内部矛盾。在13个月里，贴出大字报23万多张，群众提出各种意见25万多条。
1958年是我县各种事业齐头大跃进的一年，在农业方面，今春以来我县广大干部领导人民群众向大自然开展了搏斗，向雪山、地下要水，向荒滩要粮。在五个多月的斗争中，开荒115891亩，打井1563眼，植树造林63799亩。就这样经过八个多月的日夜苦战，不懈斗争，终于实现了全省第一个小麦千斤县，在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大办地方工业以来，经过七个月的苦战，截止9月底全社建厂887个。由于采取了边建厂边生产，不但投资小，收效大，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自从中央发出了钢铁生产的动员后，我社第一书记挂帅，临阵督战，很快在全社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全民炼铁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投入了这个生产高潮。截止9月30日统计，全社建炼铁厂44个，建炼铁炉1611个，炼铁141637吨。其中机关建炼铁厂26个，建炼铁炉289个，炼铁17573吨。由于全体人民和干部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积极性，出现了钢铁的意志，冲天的干劲，使铁水奔流的波涛响彻云霄。目前全社人民和干部正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大战苦战，夜以继日地拼命干，为日产百吨铁而奋斗。
这是在虚妄的理论指导下出现的一场灾难。时间没过多久，一切都灰飞烟灭。
与此同时，当那些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戴着镣铐的敦煌知识分子走向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走向玉门饮马劳改农场、安西十工农场、敦煌黄墩农场、民勤红崖山水库工地、兰州大砂坪，走向饥饿走向死亡时，他们还怀着“英雄七尺岂烟消，骨作山陵气作潮”的信念。
（二）敦煌的受难者
历史犹如一条不舍昼夜、奔腾不息的大河。而我们个人犹如这大河中的一个浪花。这个浪花被裹进激流，时而闯过险滩，越过峡谷，淌过平原，时而被恶浪抛向空中、粉身碎骨，时而又被压入激流的深处，喘不过气来。当我们望见大海，望见人生之路的尽头时，回过头来，才能望见我们走过的路是那样崎岖、漫长，闯过的险滩是那样惊心动魄、令人胆寒。
历史像一个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在这舞台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演出，后来者则是观众。在这舞台上，我们都演出过。掀起幕布，我们看见后台的祭坛上有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奋斗至最后一息的英雄的身躯、思想家的头颅、献身者的遗骸。弥漫在空气中的则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而蒙受冤屈的受难者的忠魂。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先驱者、英雄、思想家、献身者及受难者，虽已演出完毕，但他们被后来者供入象征民族精神的庙堂，永享香火。而那些阴谋家、奸佞小人，犹如来去匆匆的过客，早已无影无踪。
秦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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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学仁，祖籍民乐县六坝。其祖父秦雍生三子一女，长子成武、次子希武、三子尚武，女嫁与六坝武尚寿为妻。民乐六坝，地处祁连山腰，高寒干旱，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秦家世代以农为业，靠种几亩薄地糊口，不得温饱。其父成武十七八岁时，为了生计，农闲挑担走乡串户，收购杂铜烂铁，前往九十里外的东乐换些青稞杂粮肩背担挑回家，以养家糊口。父亲20岁时与柏氏成婚。此后，其父学了做挂面手艺。农忙时，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珠摔八瓣，辛苦备尝。农闲时，肩挑挂面到九十里外的张掖城沿街叫卖，苦度日月。数年后，天旱不收。叔父希武因浇水误伤人命。父亲便带弟出逃，欲往新疆。至酒泉，听说敦煌乃塞外江南，土地肥美，百姓殷实。于是兄弟俩便出嘉峪关，来到敦煌。
初来敦煌，兄弟俩人生地不熟，以出卖劳力为生。当时，敦煌有“人市”。所谓“人市”即无地可种的青年农民和城里无职业者每日清晨早早来到东城门外，让殷实大户挑选雇用去打短工或长工。在“人市”上，秦学仁的叔父希武即去上四县（现在的合水村、月牙泉村一带）张士元家拉长工，管吃管住，一年给工钱小麦两石。秦学仁的父亲给县城的唐货郎家推磨，一年的工钱是小麦一石五斗。所谓“推磨”，即先将麦粒中的砂粒、草屑过筛检尽，再用水淘洗干净，通过石磨后即用箩来回往复将面粉与麦鼓分离，麦鼓再通过四次石磨、四次箩，麦鼓方可以认为没有面粉了。当时磨转动靠驴拉，箩则全靠人的脚踏。唐家给秦学仁的父亲规定的定额是白天四斗，晚上四斗。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都知道，这样的定额是当时的最高定额，长工睡觉休息的时间很少。那时，社会上一部分人有一条行为准则：“杀不了穷汉，当不了富汉。”唐货郎为人苛刻，不但完不成定额不行，而且给长工吃的都是喂骡子的黑面烙的饼子。然而，其父出门在外，寄人篱下，只得忍气吞声。后来，叔父又去新店台朱洪业家拉长工。经过兄弟二人的三年苦挣苦熬，积攒铜钱数吊。此时老家对叔父误伤人命之事亦不再追究，兄弟二人便于1923年秋千里迢迢，夜行晓宿，趁天黑进人家门。翌日夜半，用一头驴驮着小脚的母亲，其父背着6岁的女儿，祖父、叔父、三叔背着几件破烂行装偷偷逃出家乡。含辛茹苦，历时半月，全家人终于落脚敦煌。祖父、母亲在家，其父亲去城里年糖坊家拉长工，二叔仍去朱家拉长工，三叔上人市打短工。数年之后，父手头有余，即不再给人家拉长工，重操旧业做起挂面生意。挂面坊一经开业，生意尚可。一年之后，其父又看准敦煌炸卖油棒子（麻花）生意可做，即停了挂面架，安起油锅，以炸卖油棒子为业。从此全家上阵，起早贪黑，辛苦劳作。每日天不亮，父亲和面，姐姐做油棒面剂子，母亲把锅台将炸好的油棒一一捞起。一时油棒生意兴隆，收入可观。
二叔给朱家拉长工已经五年。朱三爷为人善良厚道。他念二叔年已30岁尚无妻小，且在家拉长工五年，老实可靠，便对二叔说：“给你一点地，独立门户，成家立业，自苦自吃去吧！”经兄弟二人应允，朱家便从其地边缘划出十余亩薄地给叔父自耕，叔父便迁往陆家羊圈寄身，薄地所收的小麦给父亲做油棒子。从此，城里买卖，乡下庄稼，城乡接济，相得益彰。父亲将所得铜钱换成银两，积少成多。叔父在乡下耕耘，牲畜农具日增，衣食不愁。到了1925年，新店台陆万林家道破败，田产已经无力继续经营。此时，秦父将积攒多年的银钱拿出，将陆家房屋、庄前屋后果园及70亩田产全部买到自己名下。1930年11月，秦学仁在敦煌县城王家大院出生。1931年三叔尚武病故，享年23岁。此前，父亲为其弟希武成婚，叔母张氏。自买下陆家田地后，父亲停了敦煌城里的生意，全家搬到新店台与叔父同住，以经营田地为业。后隔一年，祖父病故。
树大招风。1935年春天，在一个风大月黑之夜，一伙盗匪闯入秦家，一顿乱棍将其父打倒在地并吊于房梁，枪逼，火烧，要父亲交出金银。其父刚烈，宁死不开口，使盗匪无计可施。直至东方欲晓，盗贼终无所获，落荒而逃。此祸后，秦父即听道士之言，选地脉，看风水，定庄基地，大兴土木，于1942年建起新庄院。从此，秦家人畜两旺，庄稼年年丰收，牛、马、驴满圈，羊只过百，可称农村富户人家。
秦学仁的父亲秦成武出身贫苦，在民乐，他风里来雨里去，或挑上杂铜烂铁去东乐换粮食，或挑上挂面去张掖城沿街叫卖，都不畏艰苦。在敦煌，他做挂面，炸油棒，种庄稼，起五更睡半夜，不甘人后。他同情弱者，乐善好施，为人宽厚。每有老乡邻里求助，他必不让空回，以钱银、粮食周济。每有老家来人投奔于他，他必倾其力帮助成家立业。他刚烈正直，经营田地有成，骡马成群、牛羊满圈之后，并未为富不仁、干伤天害理之事。他伸张正义，敢与当时二乡所谓的“八大王子”等绅士抗衡，受到民众钦佩。每有渠长、水利、保甲长、警察登门，秦成武必恭而敬之，以礼相待，多有馈赠。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了，人民政权成立。1951年冬天，敦煌实行史无前例的土地改革。在这次土地改革中，秦学仁的家庭被定为“地主”成分，田地、农具、牲畜、羊群的大部分被没收并分给了贫苦农民。敦煌地处边远，信息闭塞，“成分”这个词农民祖祖辈辈闻所未闻。曾有笑话在当时广为流传。新政权的一干部到离敦煌城70公里的南湖乡见一老农，问：“你家啥农（意即是贫农还是中农、富农）？”老农答：“我家蒸馍馍不用笼，用的是蒸笆子。”干部见老农答非所问，又说：“你家是啥成分？”老农说：“我们南湖离城一百四十里戈壁，路远，不拉城粪。”
“成分”、“土地改革”、“没收”这些新名词、新事物，不管你闻或未闻，不管你高兴不高兴，都必须接受。但叙述过秦学仁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历史之后，面对他们家被划为“地主”这个贫下中农对立面的成分，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秦氏兄弟千里迢迢逃荒来到敦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给人拉长工、打短工，做挂面、炸油棒，起五更、睡半夜，数十年如一日，一文一吊积攒钱财，一滴一滴积累血汗，集腋成裘，置买田产，苦心经营，到头来终给成武兄弟及子孙后代买来“地主”成分。对土地改革，笔者至今不敢妄加评论，这毕竟是祖祖辈辈“耕者有其田”梦想成真的改革，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数十年如一日，勒紧裤带、对早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资金积累给予了可能的改革，我们不能以小疵而掩大功。但是，就如何执行政策，使之更臻完善来说，此事确可作为启迪后人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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