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俊儒，敦煌沙州镇人。其父胡峙山，民国时期敦煌老读书人，一直以教书为生。1945年前后，其父在一初级小学任教，每月数斗小麦的薪粮常常不能兑现。每学期终了，其父只得拿个小袋到学生家收粮，每户给一两碗小麦，形同乞讨。其时，胡俊儒在父亲任教的小学读书。生活的极度贫困，使他买不起教科书。每学期他只能买一本语文教科书，其他的教科书，就只得借别人用过的了。他每周都有一两天去城外拾柴，不然全家的饭就做不熟。尽管如此，他仍一直保持学业成绩全优。从南街小学毕业，他因学业成绩第一名而得到校长李森夫的嘉奖，并被保送人敦煌中学，免去了一块大洋的学费。新中国建国后，敦煌中学发给他每月数十斤小麦的助学金。他在敦煌中学毕业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酒泉师范学校，终因家庭困难而辍学。
1952年9月，胡俊儒被分配到东街小学任教。由于他厚实的学识及积极认真的教学态度，他的教学工作得到领导肯定。此时，他的思想认识由对党“报恩”、“混口饭吃”提高到“教书育人”、“为党争光”的境界。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他决心像保尔那样工作和生活。他每晚自备小油灯在办公室钻研教材至深夜。他自制了许多教具，加深了学生对课程的理解。他热情、积极、负责的工作得到学校和上级的表彰，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此时，胡俊儒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评为模范团员。
上世纪50年代，敦煌教育落后，农村困苦。边远乡村没有完全小学，学生要到城里读书，只能吃干粮、喝井水。鉴于此情，敦煌教育局决定派胡俊儒去离城40里外的黄渠闸坝梁办一所完全小学，任命他为副校长。学校的校址是闸坝梁破庙。一名老师要教一至四年级的数十名学生，忙得团团转。胡俊儒没有办公室，就把一块木板支在庙门的过道里当办公桌。五年级的20多名学生没教室上课，他就把小黑板挂在庙外的树上，让学生自带小凳或找几个土坯在那里听课。经过几年努力，闸坝梁小学终见雏形，有了六个年级的学生。
1956年春，胡俊儒调南渠小学任副校长。
1957年夏，敦煌县整风反右斗争开始。在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后的小组讨论会上，胡俊儒想起在黄渠闸坝庙办完全小学的艰难困苦，百感交集。他说：“当时办闸坝梁完小，困难重重。学生上课没教室，我去找乡上，乡上说完全小学归县上管。找县上教育科，又说学校的具体问题乡上管。双方互相推诿扯皮，我真不知道问题如何解决。要是知道请愿能解决问题，我也领上学生到县上去请愿的。”胡俊儒本想诉诉办学的艰辛，说说自己无力面对困难的苦衷，却被一些人批判为“想闹事，反党，制造匈牙利事件”。同年寒假，敦煌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敦煌中学开展反右派斗争。一些人揭批他是因入党没被批准而对党不满，进而反党。之后，大会宣布：“胡俊儒有严重的右派言论，撤销副校长职务，开除团籍，降工资3级，调离南渠小学。”
1960年春，胡俊儒被调到会宁小学。当时敦煌饥馑，胡俊儒所在学校以草籽充饥。一次食堂买回大米，他抓了一把，用刷牙缸喝下去，遭到大会批斗。直到他承认自己“走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后才罢休。不久，他即被宣布“下放劳动”。
同年11月底，为了活命，胡俊儒与妻子侯桂兰流亡新疆。在中苏边境的一个团场，他们垦荒一周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5团的子弟学校请胡俊儒夫妇到校任教。不久，胡俊儒任该校教导主任。1961年以后，胡俊儒多次被评为五好干部、优秀教师，并多次受奖。
胡俊儒一生执著于人民教育事业，历尽人生坎坷。为了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他不停地学习，先后参加了刊大、广播电大、北京函授大学的学习，并坚持毕业。
1980年，胡俊儒被评为中教一级职称。在此之前，他已被任命为良种场中学副校长。
1982年，胡俊儒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良种场中学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
1989年，胡俊儒调回敦煌三危中学，后任豆家墩小学校长。
1994年，胡俊儒退休。
（四）回忆与思考
近50年的岁月过去了。今天，当笔者翻开那浩如烟海的旧时档案，看见那段疯狂而苦难的岁月，发现小城的几十名右派分子竟把敦煌的那一页历史演绎得如此沉重！如此痛楚！
长达两年的疯狂，长达两年的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以及这一切对后来的深远影响，使笔者不禁掩卷深思。
——1957年6月，中共敦煌县委召开全县文教卫生系统“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至同年暑假，到寒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整风反右时，北京、兰州对一些大知识分子批判、揭发、斗争已经如火如荼，敦煌的小知识分子为什么还一个个往枪口上撞呢？为什么还授人以柄？
——难忘的1957年至以后的几年，那是单位的党的领导言出法随，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时代！那是人们的精神的主动性、创造性死灭的时代！那是人们不敢思想，没有思想的时代！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那是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为党为国为民贡献聪明才智的权力被剥夺的时代！
——在那难忘的1957年至以后几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些领导为完成上级指令下达的右派分子人数的比例指标，眼望着好端端的纯正的青年才俊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日夜受着揪心般的良心的煎熬时；一些领导及积极分子为庆幸自己逃脱了厄运，自以为经受了一次革命的考验，犹如跳过了龙门的鱼儿，自以为为革命排出了前进路上的地雷，为清除革命队伍中的异类而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煽风于人群，给人罗织罪名时；一些有良知的干部为自己的同志陷入深渊不敢援手而痛苦不堪，无地自容时；一些干部为自己一犬吠影、十犬吠声的本领暗自得意，正张着血盆大口扑上去撕咬自己的同类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下一次运动，更悲惨的命运已轮到他们自己。这就是有人说的“历史的轮回”。还有一些反右派运动的幸存者，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惶恐中挣扎，在惶恐中偷生；或丧失思考，人云亦云，在良心日夜受到谴责的悔恨中熬煎。
人人自危的1957年过去之后，那些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干部、教师，有的如投人火堆的皮条在痉挛着、抽泣着；有的如戈壁滩上的飘蓬，在寒风中发抖着、号叫着。那些既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又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干部、教师，则犹如戴着刑枷上路，向着夹边沟劳教农场，向着饮马劳改农场，向着红崖山水库工地走去。等待他们的将是苦役、饥饿、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