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0年后，边陲小城敦煌有过几年红旗飞舞，歌声震天的日子。人们笑在眉梢，喜在心头，工作不累，那真是充满希望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0年的春天，首先是人民教育的春天。劳苦大众的娃娃突然涌进学堂，使各学校焕发着生气和活力。学校的老师心情激奋，充实。他们为人民工作，为一个有希望的政权工作，感到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他们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总不时思考着，自己应该为人民为新中国再干些什么。
那时，敦煌城里人少，各学校老师和县级各部门干部都相互认识。他们经过串联，商量，决定排练戏剧、秧歌剧，向人民群众进行演出，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新政权，激发人们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热情。他们利用晚上和星期天排成了几个从陕甘宁边区传来的新剧目。一支为新政权呐喊，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轻骑兵活跃在敦煌城乡。他们自带干粮，背着道具，利用节假日，在敦煌城里或步行到各乡去演出大型秦腔《血泪仇》、《穷人恨》和广场街头剧《兄妹开荒》。每逢节日，他们组织秧歌队、歌咏队在街头演出。他们的演出活动，当时在敦煌家喻户晓，使敦煌人耳目一新。他们的演出活动，将敦煌中小学教师及年轻干部们对党对新中国的崇敬、热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经过一个春天一个夏天的演出，激奋的热情随着伏天的到来而稍有降温。他们累了，需要休整放松一会儿了。
这年7月15日，南街小学放暑假后，校长朱文华、教育主任张友仁与全体老师商量去月牙泉旅行，全部日程是16日下午到达月牙泉，17日下午回城。当日早晨，张友仁回学校时，在县文化馆门口见到文化馆馆长严显，回民小学校长张泽龙、南街小学教员童契文、县财政科干部张仲和姚征样，还有县人民政府干部赵长安。张友仁告诉他们，南街小学全体老师16日要去月牙泉旅行。他们都说17日是星期天，愿意同去月牙泉旅，行。张泽龙说，他喂的两只羊羔子肥了，正好拿到月牙泉去吃。赵长安说，好，你的羊，我拿酒和肉。下午，严显跑来对张友仁说，李森夫说他也想去月牙泉，顺便与各校校长、主任谈谈人事问题。严、张二人又分了工，分头去邀约东街小学校长王振华、教育主任谌国祥及县文化馆干部刘积仁。
16日下午，老师们在去月牙泉的路上偶遇他们的同学杨中元，便邀他一同前往。路过朱家堡子时，又从朱钧处借了一副麻将牌。当晚，他们住雷音寺。17日早晨，张仲、姚祯祥到达月牙泉。中午，敦煌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副科长李森夫一行三四人也来到月牙泉。
那时的月牙泉，碧波荡洋，泉水淼淼，凛冽蔚蓝。泉湖北岸靠近沙山，泉与山犹如唇齿相依。南岸垂柳依依，婀娜多姿，楼台亭阁高低错落，庙寺毗连，接官厅临水而设。鸟在山腰忽上忽下，自由翱翔。‘游人至此，无不心旷神怡，赞叹这里“别有天地”。
一群人来到月牙泉，感到格外惬意。他们或登楼远望，或在接官厅谈天，或在泉边漫步，都觉自由自在。他们自然也会谈到对新政权的观感，对随军而来的留在敦煌建党建政干部的感觉。他们是敦煌当时唯一受过中等教育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自豪之感。中午吃饭时，他们开怀畅饮，频频举杯，兴高采烈，酒话无忌。三杯老酒落肚，这些敦煌的才俊们可能已头重脚轻，东西南北不辨，不知天高地厚了。
他们可能狂言：“敦煌的干部都是些大老粗，办教育还得咱们这些人。”
他们可能狂言：“咱们这些教育界的老人手今后要团结，要互相支持，要支持李科长。”
他们可能狂言：“敦煌城内的学校现在都有咱们的人了。咱们继续支持李科长，要不了几年，敦煌城乡各学校就都是咱们的人了。”
他们可能狂言：“咱们是办教育的，只要教出了学生，不过五年，敦煌党政界也有咱们的人了。那事情就好办了。”
敦煌青年知识分子的月牙泉之行，令人难忘，也引人注目。
1950年冬，为配合减租反霸，他们在城乡演出了大型秦腔剧《穷人恨》。为配合《婚姻法》宣传，他们演出了大型眉户剧《刘巧儿告状》。为配合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他们演出了多幕话剧《一贯害人道》。为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他们演出了歌剧《不拿枪的敌人》……
1951年春，为宣传党和人民政府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号召，他们演出了大型歌剧《王秀鸾》。这年秋，经敦煌县委批准，“敦煌文教业余剧团”成立。李森夫、严显任团长，王振华、张友仁任剧务主任，谌国祥任总务主任。
同年冬，敦煌文教业余剧团在城乡演出了大型歌剧《白毛女》。该剧的演出，极大地教育了群众，配合了在全县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那时，哪个地方的群众发动不起来，哪个地方的群众发动不充分，土改工作队就请文教业余剧团去演出《白毛女》。
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激发起敦煌青年知识分子高昂的政治热情，开出了绚丽的艺术之花。《白毛女》的演出，开了敦煌演出大型歌剧之先河。
（二）
1955年前后，随着敦煌党、政、文教、卫生干部队伍“肃反”、“审干”运动的展开，1950年暑假的那个月牙泉之行又被人提起。
“山雨欲来风满楼”。1956年10月31日，张友仁在《自传补充》中交代了月牙泉之行。此时，曾在1950年暑假参加月牙泉之行的那些敦煌的青年知识分子犹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开始后悔那天三杯酒落肚之后说过的酒话。
1957年6月，敦煌县委在县委礼堂召开全县文教卫生界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李森夫、朱文华、张友仁、童契文等可能已预感到反右派运动波及敦煌后将会整到自己头上，月牙泉之行必然要被穷追到底。此座谈会虽然费时一周，他们几人却始终三缄其口，一言不发。同年8月，放暑假后，敦煌县委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东街小学，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但不几天。即宣布1950年暑假月牙泉之行的参加者谌国祥、张友仁、吴国泰等人为重点批判对象，勒令他们交代“月牙泉会议”上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谁参加的“会议”？在会上都说了些什么？密谋了些什么？谁是会议的头子？
他们尽管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如实交代当时的实情，终不得要领。大会批斗，轮番作战，穷追不舍，诘问不断，威胁利诱……
暑假过后，李森夫、吴国泰、谌国祥、张友仁及县财政局副科长张仲被集中到县人委大院交代问题，不准回家。每周星期六、星期日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对他们进行批斗。他们作不完的交代，写不完的检讨，仍说不清1950年暑假的月牙泉之行咋就成了“月牙泉会议”？他们的精神崩溃了，思维停滞了。为什么交代的事实总不是批斗者需要的“事实”？
“图穷匕首见”。他们终于从批斗者的分析批判中醒悟：主持批斗他们的人已经把1950年暑假的月牙泉之行臆造成“月牙泉会议”，还臆造出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所谓“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
他们无路可走。他们认为只要承认那个臆造的“月牙泉会议”和臆造的“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无休止的批斗就可以结束。然而，穷追猛打又使他们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纲领、目的、计划、成员、活动据点，都必须交代。
逼人说假话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最后在绝望中以杜撰故事、虚构情节的办法向批斗会交代了自己及“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罪恶”。
“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最低纲领是在敦煌全部把持文教界领导权，配备骨干分子，拉拢骨干分子，打击排斥党团员、积极分子，使敦煌文教界成为李记集团的清一色天下”。他们的“最高纲领是在全国文教界全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共产党的政权，配合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发展，使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平分秋色，分庭抗礼，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人交代这个“集团”的“纲领是隐瞒个人历史，混入革命阵营，积极培养忠实于他们的干部，篡夺教育界领导权，进而掌握政权，恢复旧政权，实现资产阶级统治”。
“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计划”，是“经过三年的努力，篡夺敦煌教育界领导权。第二步是夺得领导权后，拉拢教师，培养学生。经过五年的努力，跨上政治舞台”。
“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敦煌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副科长李森夫，敦煌县人民政府工农教育办公室主任王振华，敦煌县文化馆馆长严显、敦煌县东街小学校长谌国祥、教育主任吴国泰，敦煌县建新小学校长张友仁，东街小学教员黄金玺、祁世安，建新小学教员纪生武、郭寄萍、敦煌县文化馆干部刘积仁，阳关学校校长马立宽。
“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据点”及“联络点”，是东街小学、南街小学、建新小学、敦煌县文化馆、鸣沙秦剧团等八处。
“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反党反革命活动”，是“向各学校安插该集团的骨干当领导或教员”。事实是，所有的文教卫生方面的人事安排、人事调动，即使由李森夫提出，也必须经敦煌县人民政府行政会议讨论批准。
此时，我们看到，敦煌县几个小学校长、教员以及他们的顶头上司交代的这个“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纲领”、“计划”，是多么的荒诞、离奇、可笑！批斗他们的人把他们逼得似乎真的发疯了。
虚构的、杜撰的、旋天舞地的交代之后，批斗者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满足感、成就感。他们给交代者以“在交代反党集团的问题中，一般比较老实，也交代出了一些问题”的谨慎的肯定。这是批斗者奖赏给被批斗者的半碗发霉的剩饭。
此刻，我们看到，对所谓的“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及其所谓“成员”的揭发、批判、斗争，还有他们自己的交代，已完全成了逼、供、信，成了敦煌人说的“疯子与傻子扬场”。
在那个时代，因言获罪，思想犯罪。而且，虚构的、杜撰的、强加给的思想也能定罪。
（三）
李森夫，1920年生，敦煌人。其父李桢生，铁匠，以铸造犁铧、耧铧、火盆为业。1945年前后，他在敦煌县城西门外开一炉院。李森夫小学毕业后，1945年至1947年，任敦煌县女子小学校长。之后，曾任国民党敦煌县党部执行委员。李森夫办事干练有致，在敦煌没有民愤。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敦煌县人民政府留用，任文教科副科长。
“风云突变”后的1957年12月初，李森夫被逮捕。同年12月13日，谌国祥、张友仁、吴国泰被逮捕。
1958年4月9日，谌国祥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极右分子的“三料货”被敦煌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谌不服，上诉至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58年12月13日，敦煌县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森夫有期徒刑二十年；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极右分子罪，判处吴国泰有期徒刑十五年，张友仁有期徒刑十三年，张仲有期徒刑十年。他们都是“双料货”。
“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成员”王振华、严显、童契文、纪生武、郭寄萍、祁世安等，先后经敦煌县委整风领导小组上报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定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王振华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死在敦煌黄墩子农场。童契文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于1961年死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纪生武、郭寄萍、严显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开除公职，送农场监督劳动。祁世安作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作为从宽处理的“典型”，调离东街小学，到南街小学当教员。
1975年，国家发布对在押的前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特赦令，李森夫、谌国祥也获特赦，释放出狱。李森夫在敦煌县文教局退休，后任敦煌县政协委员。谌国祥恢复公职，安置在嘉峪关蔬菜公司工作并任嘉峪关市政协委员。
1964年6月，张友仁对自己的刑期提出上诉，后被保外就医，回到家乡杨家桥村接受监督劳动。
1979年8月，敦煌县委对谌国祥、吴国泰、张友仁、张仲、王振华、严显、童契文、纪生武、郭寄萍、祁世安的右派分子问题予以改正。同时，敦煌县人民法院撤销了对谌国祥、吴国泰、张友仁、张仲的错判。
这之后，敦煌县委安排吴国泰、张仲到县文化馆工作，安排张友仁到敦煌县秦剧团工作，安排纪生武到敦煌中学工作，安排郭寄萍在杨家桥中学退休。
张友仁、吴国泰重新工作后，曾任敦煌市政协委员、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等职。
经过22年的漫长岁月后，臆造的“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冤案终于被推翻了。但是被指控为这个集团成员的一些人的青春年华却在监狱中、在劳改农场中被糟蹋掉了，有的人甚至走上了不归之路。现在，再翻开“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我们感觉到中华民族今天迈开建设法治文明国家的第一步，是用许多人的青春年华和生命换来的。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