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陶渊明13年的仕途生涯便就此结束了。然后，开始了他“悠然见南山”的隐逸生活，成就了隐士的美名。这一年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即公元405，距晋朝灭亡的时间还有15年。或许陶渊明要感激自己为官的碰壁，让他彻底死了为官的心，使他全身心地寄情于山水间，不仅被冠以精神高洁的美名，而且文章让后人佩服得恨不得五体投地来拜为圣书，看来他玩清高隐居的路是选对了。
在陶渊明56岁时，刘裕终于撕破他的嘴脸，毒死了晋恭帝司马德文，改国号为宋，东晋便灭亡了，这也印证了桓玄妻子说刘裕不甘久居人下的话。桓玄之乱后刘裕当政，司马德文知道刘裕有篡位与杀害晋安帝司马德宗的企图，就想了个招，他和侍卫寸步不离地守在司马德宗左右。这招挺奏效的，果然刘裕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有一天司马德文生病了，不得不出宫治疗。刘裕心里乐开了花，这下机会来了。于是，刘裕派人把司马德宗给干掉了。对于司马德宗的死因，历史上说法不一，《南史·列传第十四》中称刘裕命安帝左右将他毒死，也有说被缢死的。由于图谶所说的“昌明（晋孝武帝）之后有二帝”，刘裕打消了自己称帝的念头，于公元418年改立司马德文为皇帝，次年改年号为元熙。
东晋的这一切变乱似乎都发生在陶渊明的身边，甚至陶渊明有三次出仕都是任职于军幕，投身其中某种政治势力之下。通观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处于东晋纷乱的年代，陶渊明只剩下两条路可选择。要么就投入到社会洪流中去，以救世济时之心，建功立业；要么什么都不管，安心地隐居去。
第一条路，陶渊明不是没有试过，他在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选择了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可是，当他真的投身到其中的时候，却因为种种“不满意”而急忙退身了。第二条路，这条路是第一条路的矛盾延续。回去过隐居生活后，又不死心，还存希望，于是，又进入仕途，陶渊明就这样处于矛盾的挣扎中。因此，陶渊明的一生是别具一格的一生，他可以因为缺钱而去为官，也可以因为看不惯官场的污浊而辞官。
现在，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陶渊明辞官的原因这个问题上。通过前面的叙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⑴迫于形势，不得不辞官。
⑵有卓越眼界，提前退出。
⑶看淡了官场，无心眷恋。
⑷喜欢自由，不想被束缚。
⑸对统治阶级的失望与无奈。
然而，陶渊明只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归隐田园的吗？我认为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与陶渊明家族的名士有关。换句话说，陶渊明的性格及品行或多或少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的。
在陶渊明的叔父中，有一个叫陶淡的人，此人热衷于仙道，善隐居，喜欢导养之术。在他15岁的时候，就服食绝谷，喜欢读《易》，对卜筮很有研究。陶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尽管富得流油，他从不过问自己的产业，对待钱财，仿佛与他的名字极为吻合。不仅如此，他对女人没有任何兴趣，终生不娶，却养了上百个门童，有人就怀疑他有“恋童癖”。
后来，可能他觉得这样跟人群居实在没什么意思，干脆离家到长沙临湘山中修建了一个草庐，彻底地隐居起来，可能觉得太孤单寂寞了，就养了一头白鹿作为他的伴侣，估计梅妻鹤子的林逋就受其影响。由于他是一个有钱的主，所以亲戚朋友都很挂念他，时常去看他。他觉得这样太过于吵闹，干脆渡过涧水躲藏起来，跟人玩失踪。如此一来，几乎没人能找到他了。他越是这样，人们越是挂念他，越觉得他太有才了。后来，州里举荐他为秀才，他知道后又玩失踪，终生都没回来。这位叔父颇具传奇与个性的一生对陶渊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陶渊明的舅叔公孟陋也是一个隐士，此人喜欢读书，他常常一个人去河边钓鱼，独来独往，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简文帝还是会稽王的时候，曾诚心希望孟陋能做他的参军，但他称病拒绝了。桓温当刺史的时候亲自去看他，也希望孟陋能辅助他，也同样白走一趟。细看，陶渊明的行为以及品质和孟陋十分相似。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尽管官不大，却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人。一些来到江州的外地人会经常打听谁是孟嘉。孟嘉死后，陶渊明的叔父陶夔曾经问孟嘉的朋友，说如果孟嘉还活着的话，有没有可能做三公呢？什么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太尉。孟嘉的朋友说他本来就是当三公的料，可见世人对其评价之高。我们可以在陶渊明的身上看到孟嘉的影子。孟嘉喜欢喝酒，陶渊明也喜欢喝酒；孟嘉患有严重的脚疾，陶渊明也有严重的脚疾；孟嘉辞过官，陶渊明也辞过官；孟嘉喜欢读书，陶渊明也喜欢读书，仿佛两人有太多的相似。
此外，陶渊明少时的很多时间都是在他外祖父家度过的。如此一来，陶渊明势必会受到他的影响，而且，陶渊明还为孟嘉写过传记，说他喜欢酣饮，酒量也很好，喜欢自由的生活。
4．
陶渊明在辞掉彭泽县令回家的途中，写了一首叫《归去来辞》的诗，在这首诗里陶渊明对自己的人生路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陶渊明的人生痛苦正在于对将来的无能为力。既然无法成功，那就只有归去。于是他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个桃花源，一个体悟生命的精神高地。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道出人生的真实，也道出了人生的虚幻，更道出了一个真实的陶渊明。
陶渊明的最终归隐使他明白了就算自己真的实现了官场上的追求，也不过是更多的虚空，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回归自然，寄情于山水之间。然而，归隐后的陶渊明是否真的就心静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这样去思考：离开了社会的纷乱，过闲适的田园生活就一定没有作为吗？
我想陶渊明或许做过这样的思考。古代的那些隐士为什么那样出名，他们肯定是有秘诀的。要知道，作为一个成功的隐士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不问世事。总之，他们有他们的“道”。那么，陶渊明使了什么招呢？如果一个人真的做到与世隔绝，他的结局只有一个——生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陶渊明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后果。所以，陶渊明就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长处——喝酒与写文。在喝酒方面，陶渊明确为一个行家。比如，每逢酒熟时，他都取下头上的葛巾过滤酒，过滤完后再把葛巾戴在头上。
此外，陶渊明有很多诗文都是关于“酒”的。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大概有20多首。因此，陶渊明爱喝酒广为流传。这不，有一个叫王弘的人，此人是江州刺史，他就着了陶渊明的“道”。陶渊明辞官后，朝廷曾屡次要徵召陶渊明作官，他都没答应。于是，王弘就想要结识他。但王弘去见陶渊明的时候，并不顺利，吃了好几次闭门羹，估计陶渊明是跟诸葛亮学的。陶渊明称自己有病，不方便接见客人。这一方面是不想与官场再有任何瓜葛，另一方面也是要抬高自己的身价，我陶渊明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
陶渊明越是这样，王弘就越不死心，越不死心就越要想办法了却心头事。王弘从一个叫庞通之的口中得知陶渊明特别爱喝酒，原来，庞通之是陶渊明的好朋友，两人曾常在一起喝酒。于是，王弘就准备好美酒，让庞通之在半路上摆好。果然，陶渊明一见有酒便停下来了，跟庞通之畅快地痛饮。两人喝着喝着，突然冒出个人来，这个人也不说话，拿起酒杯就跟陶渊明喝起来。好酒量，陶渊明赞叹着。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王弘。这时，庞通之赶紧解释，说这都是刺史大人王弘的有意安排。其实，王弘的为人是挺不错的。陶渊明心里知道这一点，他见火候也差不多了，就结交了王弘。后来，王弘在经济上给了陶渊明极大的帮助，要不就凭陶渊明种田的那点收入，如何养家糊口？如何寄情田园？
关于陶渊明利用酒做文章的事还有一个经典案例，这就是虎溪三笑。在东林寺有一个主持非常有名，此人就是慧远大师。慧远一直在寺院里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陶渊明听说这个慧远大师每次送客或者散步的时候，从不逾越寺门前的虎溪。因为，一旦过了虎溪，寺后山林中的老虎就会吼叫起来。陶渊明不禁打起他的主意来了，他想着，这可是一个好机会。主意一定，他就邀请道士陆修静一起去拜访慧远大师。这个陆修静是一个相当牛叉的人物，他是当时南方道教的一代宗师。如此一来，两个当时特牛叉的人物再加上一个陶渊明，这绝对是可以成为历史典故的。
陶渊明和陆修静来到东林寺，按理说和尚是不能够喝酒的，但这个陶渊明为了能让慧远大师送他出虎溪，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灌醉。因为，酒可以壮胆，也可以让人往我。陶渊明劝酒的功夫可谓一流，慧远哪经得起他劝啊！就这样，三人喝了一杯又一杯，陶渊明见火候差不多了，便说时候不早了，我们也应该走了。就这样，慧远大师也着了陶渊明的“道”，不知不觉地就将陶渊明和陆修静送过了虎溪桥，直到后山的老虎发出警告的吼叫，才发现过了平时不敢越过的禁区。于是，三人相视大笑而别。
后来历史证明，虎溪三笑真的成为典故了，连诗仙李白都写诗加以描述，他在《别东林寺僧》中写道：“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宋代的石恪也曾将这个典故绘成图，取名为《虎溪三笑图》。
如此一来，我们不得不佩服陶渊明的厉害。不过，更厉害的还是他那篇妇孺皆知的传世之作——《桃花源记》。这是陶渊明在写文方面最成功的案例，以至于到现在人们还深受惦记着桃花源，桃花源的生活成了人们心中永恒的向往。在这篇文章里，陶渊明把孔子的安贫乐道，庄子的自然回归以及老子的大同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勾画出一个“乌托邦的美好生活”图景。
我们不禁要问，陶渊明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虚构了一个他理想中的“乌托邦世界”。除了寄托他的心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陶渊明心中有“乌托邦情结”，他利用这种情结精心策划了一个流传千古的“桃花源”。因为，隐居后的陶渊明虽然过着田园酒徒式的生活，但是，他心中却有着无法抹灭的伤痛，在现实中无法完成的济世救民的名留青史的梦想，便只能在文字中实现了。后来，梁代的萧统果然入局，在读了陶渊明的文章后，如同着魔，之后，开始广泛搜集陶渊明的作品，并整理成集。
世上真正的隐士是没有的，除非他是神仙，一个成功的隐士绝对是隐而不隐。对陶渊明而言，他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也难怪乎特别被后人称为古代最有名的隐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