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一个惯于左右逢源的人。维新运动兴起后，为了博取维新人士的好感，获取社会的知名度，袁世凯加入了强学会，表示赞成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都对他很有好感并印象深刻。康有为更是称赞他思想开明、倾向维新，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堪比日本明治维新时的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戊戌变法出现危机的时候，康有为、谭嗣同都感到有必要调动军队来支持变法，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袁世凯。为了考察袁世凯，康有为让自己的弟子徐仁铸到小站去拜访袁世凯。徐仁铸从小站带回来的消息是袁世凯衷心拥戴皇上，拥护变法，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以及袁世凯对康有为等人的称颂。于是康有为、谭嗣同向光绪帝密奏起用袁世凯，以为对付慈禧太后的手段。光绪帝采纳康有为、谭嗣同的意见，于1898年9月16日召见了袁世凯，夸奖袁世凯忠心可嘉，封赏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第二天，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授意袁世凯不必受制于荣禄，一旦京师有意外发生，即可带兵入京。
正因为有了前面的这些铺垫，危急之时谭嗣同才想到应该去请袁世凯出面。但谭嗣同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在维新派竭力拉拢袁世凯的时候，荣禄等人也一直在对袁世凯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设法拉拢。袁世凯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两股势力之间不断衡量，断定光绪帝的力量敌不过慈禧太后。他征求下属的意见，下属们一致认为，“光绪脆弱，廷臣将帅均为慈禧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知。与其助光绪而致祸，莫若附慈禧而取功名”。下属的意见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让袁世凯下定决心倒向慈禧一边。他私下谒见了刚毅、荣禄、王文韶等太后的亲信，表示自己绝不会站在皇上一边。但在公开场合，袁世凯不露半点风声，既看不出他与光绪帝为敌，也绝没有倒向太后一边的迹象。
随着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军机四章京，以及维新人士提出开设懋勤殿等主张，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北京城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就在这时，又传出了当年秋天光绪皇帝将陪同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消息，谭嗣同等维新人士认为，守旧派将会趁这个机会借荣禄所拥有的兵力废黜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则将再次听政以重新掌握大权。在此紧要关头，维新人士寄希望于汉臣袁世凯，希望他能像唐代的张柬之一样，发动政变，废黜慈禧太后，协助光绪归政。
计划确定之后，康有为和谭嗣同就草拟了一封《密保袁世凯折》，然后请徐致靖于9月11日递奏光绪皇帝——虽然康有为和谭嗣同当时都很受光绪皇帝的重视，但他们都还没有直接向皇帝上奏条陈的资格。在这个折子中，维新人士请求光绪皇帝对袁世凯“破格拔擢”，光绪当然明白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用意。所以他在看到这个奏折的当天就发布谕旨，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于是，9月16日，袁世凯就从天津小站赶到北京，住进了法华寺。就在9月18日白天，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并发出谕旨：“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在这道谕旨中光绪皇帝不仅对袁世凯赞誉有加，破格提拔他为兵部侍郎，而且还授予他直接向光绪自己上奏折的权力，这也算得上是特别的恩宠了。这，就是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的原因。
袁世凯来北京为什么不住其他地方，而要住在法华寺这座寺庙呢？原来这法华寺最早是明朝著名太监刘通的私人住宅，后来笃信佛教的刘通把它改为了寺院，名字就叫法华寺。“法”是佛法，“华”是指兴隆，法华就是佛法兴隆的意思。法华寺在明代末年的战乱中，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法华寺又被重建，它当时占地数千平方米，是北京东城最大的寺院，人称“东城诸寺之冠”。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1860年，英法联军攻到北京城外，咸丰皇帝，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丈夫，下旨成立“京师巡防处”负责保卫北京的事务，这个巡防处就设在法华寺。那段时间，朝廷大臣们在法华寺里进进出出，为保卫京城而忙碌。到10月份，英法联军攻人北京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恭亲王奕则被留在京城与英法联军谈判议和，而谈判的地点就在法华寺，所以，法华寺又见证了近代中国的耻辱历史。清朝时，在法华寺的东西两侧有着许多小院子，院子里青松翠竹，回廊曲折，幽雅宁静，吸引了许多文人来这里租房居住，一起赋诗、作画；因为环境好，加上又离故宫近，所以许多进京办事的外地官员也喜欢借住在这里，这也就是来北京的袁世凯住在这里的原因。于是，1898年9月18日晚上就出现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这一幕历史活剧。
这天深夜，谭嗣同敲响了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的山门。关于这次密谈，当事人袁世凯留有《戊戌日记》，这是第一手资料；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因其得自传闻，所以是第二手资料。经史学家杨天石先生考证，这两部作品都有不实之处，但比较而言袁世凯的记载可信度相对大一些。
据《戊戌日记》记载，谭嗣同首先表达了光绪帝对袁世凯的信任和重视，然后讲了光绪皇帝目前的危险处境，最后说出了政变的计划：请袁世凯杀掉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出兵来京，包围颐和园。袁世凯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儿来，他问：“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嗣同说：“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所谓老朽，当然是指慈禧太后了。谭嗣同接着说他召集了几十个好汉，还从湖南请来了一些会党，负责除掉慈禧，只求袁世凯派兵围住颐和园，别的不用他管，最好连问也别问。
袁世凯深知此事风险太大，京津一带由荣禄重兵驻扎，自己的部队不满万人，即使出兵勤王，也未必救得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弄不好还会祸灭九族。所以，他强调了两点难处：其一，他的部队有枪无弹，没有荣禄的批准，估计也领不出子弹；再则，他的部队在天津东南七十里的小站一带驻扎，离北京好几百里地，隔着好几个防区，也根本开不到北京来。袁世凯没有说谎，自打他应召进京，荣禄就有所警觉，已经派兵把袁世凯的部队看死了。
谭嗣同板着脸冷冷地说：“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说完解开了衣襟，挥起了蒲扇——天热。袁世凯斜眼一瞥，立即发现谭嗣同的腰部有些异常，估计别着一只手枪，看来自己被劫持了，怪不得谭嗣同口口声声说“公之性命在我手”。
据记载，袁世凯见事已至此，当然不敢断然拒绝，于是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最后承诺等到皇帝跟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只要光绪写一个小纸条，他就遵旨保护皇帝，除掉荣禄。谈了大半夜，就是这么个模棱两可的结果，谭嗣同半信半疑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法华寺。
谭嗣同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维新派同仁毕永年前来打探。谭嗣同一边梳头，一边情绪低落地说：“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又说：“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毕永年立即断定即将大祸临头，并劝谭嗣同赶紧躲避，但谭嗣同摇摇头没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