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焦急地等待谭嗣同归来。谭给他们带回的消息是：袁世凯态度模棱，不会立即起兵勤王。康有为一听，知道形势不妙，况且光绪皇帝也已经公开颁下谕旨要他前往上海办报。于是，他第二天凌晨就离开北京，然后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登上了驶往上海的轮船。
康有为的出走，预示着维新变法已经濒临绝境，一些维新人士也随之逃离北京这个危险之地。毕永年在离开北京时特地写了一封信给谭嗣同，劝他“速自定计，勿徒死也”，意思是要谭嗣同也赶快设法逃避，免得白白送死。但谭嗣同早已下定了为变法而死的决心，他怀着悲愤的心情给毕永年写了诀别信，信中写道：“诵来札，心痛，几放声大哭，然无可言，引颈而已。因病不及送，见面徒增伤感，不如其已，追及南海为言，本初甚不可恃，且有懊悔之言，求不败乃公事足矣，宁有他望乎？此作别，悲夫！”——读到你的来信，心里悲痛极了，差一点放声大哭。但我不打算逃走，也已无话可说，就准备着被杀头了。因为身体不好，我没有来送你，而且见面也仅仅是增加伤感，不如就不见面吧。回忆起在南海会馆时你说袁世凯不可依靠，而且对我劝他起兵勤王表示懊悔，其实，我那时就希望变法事业能不完全失败，哪里还顾得上考虑其他事情呢？就以此信作别吧！
前面已经提到，随着变法形势的恶化，维新人士开始考虑借用武力来扫清变法障碍。9月14日，也就是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召见袁世凯，但却遭到慈禧太后痛斥的那天晚上，康有为把毕永年召到自己卧室，告诉他形势危急，皇上可能会保不住了。所以，他们计划仿效唐朝张柬之废黜武则天的故事，将要求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使袁世凯成为当代的李多祚。9月16日，正好是谭嗣同军机处休班，谭嗣同等四位军机章京是分两班轮流值日的，毕永年和他商议起依靠袁世凯的事情。毕永年说：“袁非可谋事之人”——袁世凯不是可以一起做大事的人。谭嗣同回答，他本来也不相信袁世凯，但是康有为坚持这样做，“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现在我也已经决定这样做了，你能在这里帮助我，那就太好了。第二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毕永年再次讨论发动武力的事。康有为要求毕永年准备100人的武装，等袁世凯新军围住颐和园时，立即进园劫持慈禧太后将她废黜。毕永年认为这件事情实在重大，仅靠现有的几个人恐怕力量不够，提出速召唐才常立即赶来北京共同筹划。唐才常是湖南维新运动中坚力量之一，也是谭嗣同的浏阳小同乡，他们多年共事，关系密切，是生死之交。所以，谭嗣同表示同意毕永年的意见，说：“稍缓时日，如催得唐君来，则更全善。”接着，谭嗣同就立即往湖南连发两封急电，要唐才常“速偕同志来京相助”。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要求袁世凯起兵包围颐和园时，曾这样说过：“我已经联系好了几十位好汉，并从老家湖南召集了一批人，很快就可以到达北京。你只要杀死荣禄，围住颐和园就行。至于杀死慈禧太后这个顽固的老朽，不要你袁世凯动手，由我来负责。”谭嗣同这里所说的联系的几十位好汉，就是指已在北京的毕永年等人；而从老家湖南召集的一批人，则是指他的好友唐才常和唐才常所联系的会党人士。可惜等唐才常等人刚赶到武汉时，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已经血溅菜市口，这是后话了。
19日早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回到南海会馆后，毕永年前来询问消息，当听谭嗣同说袁世凯没有答应立即行动，而自己已将包围颐和园的密谋告诉了袁世凯时，毕永年顿时大惊失色，连说：“事今败矣！事今败矣！此何等事，而可出口中止乎？今见公等族灭耳……然兄亦宜自谋，不可与之同尽，无益也。”毕永年的意思是，袁世凯一旦知道密谋，肯定会告发，康有为将被灭族，谭嗣同你赶快设法保全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9月21日凌晨，在听说康有为已南下的消息后，毕永年也急速离开了北京，离开前，他留下了这封劝谭嗣同“速自定计，勿徒死也”的辞别信。
现在，我们明白谭嗣同给毕永年复信中所说“追及南海为言”等句的意思了，原来这是指他和毕永年在南海会馆商议武力勤王，毕永年反对找袁世凯之事。从谭嗣同信中“心痛，几放声大哭，然无可言，引颈而已”等语句，谭嗣同当时应该已经意识到袁世凯可能告密，并作好自己被杀头的准备了。
康有为走了，毕永年等人也走了，维新事业已经濒临崩溃。但由于手中没有实权，更没有武装，所以谭嗣同等人也只能一筹莫展地看着形势的恶化。9月20日，谭嗣同从南海会馆搬回浏阳会馆居住，原先到南海会馆，是为了和康有为等人讨论事宜方便，现在康有为已经走了，他也没有必要再住在南海会馆，而且还有事务需要回浏阳会馆处理——谭嗣同知道，是到了作好一切准备的时候了。
9月21日这一天天刚亮，梁启超就来到谭嗣同住所，两人面对面坐着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还没等商量出一个应急的办法，就传来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旨查抄南海会馆，捕捉康有为的消息。梁启超和谭嗣同停下了谈话，屋内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寂静。虽然这样的事早就在意料之中，但一旦真的发生，想到自己付出了全部心血的维新事业就此失败，他们还是感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心和伤感。经过短暂的沉默，梁启超和谭嗣同又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们意识到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处境最为危险——康有为虽然已经离开北京，但还在中国境内，随时可能被清政府捕捉到。他们先找到了维新变法的坚定支持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立刻答应自己去找英国公使，并提议由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生，当时已加入美国籍的容闳去找美国驻华公使，请求英美两国出面保护光绪皇帝。和日本方面比较熟悉的梁启超则立即去日本使馆，请伊藤博文发电报给日本驻上海领事设法拯救康有为。
康有为这时在哪里？正在从烟台到上海的英国太古公司所属的重庆号轮船上。当清政府得知康有为行踪的确实消息后，立即在上海铺开了捕捉的大网。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后密令上海道蔡钧“逐船搜查必获”。而蔡钧更是对下属悬以重赏，命他们拿着康有为照片在码头日夜等候，并要求英国驻上海领事同意让他派人登上重庆号搜捕。就在这危急关头，9月24日天还未明时，停泊在上海港的英国军舰埃斯克号，接受英国政府的指令悄悄出发，停泊在吴淞口外等候。当日下午，见到重庆号向吴淞口驶来，埃斯克号立即派出小船逆流开向重庆号，在重庆号负责人还没有表态是否同意前，两名士官就飞跃登上重庆号，找到康有为后立即迅速将他转移到埃斯克号上，再在安全水域转乘英国轮船巴拉勒特号，在英国使馆官员的陪同与英国军舰巴那文契号的护卫下直驶香港。在英方严密的保护下，康有为安全抵达香港。
在英国方面帮助康有为脱险的同时，日本驻华使馆人员正全力帮助梁启超脱险，而这过程更富有戏剧性。政变发生当天，梁启超就来到日本公使馆请求保护。正在公使馆的伊藤博文当即指示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安排梁启超出逃日本，他充满感情地对林权助说：“这是做好事，救他一命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对于中国来说，梁这青年可是珍贵的灵魂啊！”第二天，梁启超在日本使馆人员的保护下剪去辫子，穿上西服，潜逃到了天津。按原来的计划，他将于27日从天津塘沽港口搭乘日本商船玄海丸前往日本。然而在25日晚上，当梁启超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陪伴下搭乘船只前往塘沽（塘沽离天津大约还有60公里）的路上，惊险的一幕发生了。
梁启超等人乘坐的船只离开天津紫竹林码头不久，清北洋大臣府的蒸汽轮船快马号立即跟踪追赶。追上后，持枪士兵声称郑永昌船中潜藏着通缉要犯康有为。郑永昌在再三辩解的同时利用外交豁免权拒绝士兵登船搜查。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的辩论，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北洋士兵以警护为名转乘日方的船只一同前往塘沽再作解决。26日清晨，当船只快抵达塘沽时恰好从日本军舰大岛号旁边经过，林权助立即挥舞帽子要求军舰放下快艇迎接。北洋士兵们因为害怕日本军士而仓皇离去。林权助便趁机将梁启超安置到了大岛号军舰上。这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为抓捕要犯已经派武毅军提督聂士成率军队赶到塘沽，但又犹豫不敢登日本军舰。考虑到清军的搜捕日益严密，如果将梁启超转移到商船将极为危险。林权助便致电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准许大岛舰载梁启超返回日本，并相应派出另一艘日本军舰尽快赶至天津接替大岛号的任务。”第二天，日本海军大臣即发布大岛号军舰载上搭乘者立即返回日本的命令，而另一艘日本军舰须磨号则急驶塘沽。10月中旬，历经近20天的波折，梁启超终于安全抵达日本。逃亡成功后的梁启超感慨万分，特地写了一首诗歌《去国行》以表达自己的情怀。诗中写道：“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
要明白梁启超这首诗的含义，首先必须了解他诗中所提到的“秦廷七日哭”和“宋聋”两个历史典故。“秦廷七日哭”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申包胥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和当时在楚国的伍子胥关系很好。后来，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都因冤狱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单身侥幸逃离。在逃亡途中，伍子胥遇到了申包胥，他愤恨地对申包胥说：“我一定会灭亡楚国”。申包胥则回答说：“楚国是我的祖国，如果你灭亡了它，我一定能够恢复它。”后来，伍子胥果然借吴国的军队攻破了楚国。申包胥随即来到秦国，请求秦国出兵救楚。起初秦国没有答应。申包胥就连续七天七夜不吃不喝，日日夜夜在秦国的朝廷上痛哭，最后终于感动了秦国君臣。秦王说：“楚王虽然是无道昏君，有这样的臣子，能不保存楚国吗？”于是出兵协助楚国驱逐了吴国军队，收复了国都郢都。申包胥回到郢都后，楚王要奖赏他，但申包胥说冒死到秦国请救兵是为了楚国人民，所以拒绝接受赏赐，并随即隐居山林。
梁启超在诗里提到的“宋聋”，“宋”是指春秋时期的宋国，“聋”是不明事理的意思。春秋时期，楚庄王曾派申舟到齐国访问，但申舟在访问途中经过宋国时却被宋国无理地杀害了。
现在我们就明白梁启超写这首诗的意思了，梁启超是想表示：日本和中国历史文化自古相通，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所以面对西北咄咄逼人的俄国，中日两国的利益是共同的。我现在来到日本就是想仿效古代的申包胥借助救兵复国，而日本不是不明事理的宋国，是一定会继续尽力帮助中国完成变法事业的。
在梁启超逃亡日本时，与他同行的还有王照，就是引起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的那位著名人物。不久，在伊藤博文等人的援助下，曾担任过中国驻日公使的维新人士黄遵宪又安全抵达日本避难。与此同时，在英、美、日等国不惜动用武力的威逼下，光绪皇帝终于保住了皇位，而徐致靖、张荫桓等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也先后幸免于难。
读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危急关头，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首先想到的是去找外国人士提供帮助，而事实上也正是依靠英日等国的全力援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才侥幸保全了性命。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原因呢？
原来，谭嗣同等人之所以首先请求外国人士帮助，是因为英美日等国始终表示对维新运动的支持，同样，也唯有列强才会使慈禧太后感到有所畏惧，所以只有他们出面保护，才可能使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幸免于难。但是，读到这里，也许有很多读者会感到奇怪：维新变法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巳成功中国就会强盛起来，列强们又为什么会对此加以支持呢？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英日等国想要借助光绪皇帝和维新力量来对抗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渗透，从而扩大自己对中国的影响力，所以康有为在逃亡到香港后会对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说：“此次北京政变，与其说是守旧、改革两党之争，毋宁说日、英党与俄党之争。”二是列强们虽然不愿意中国真正强盛，但也确实不愿意看到中国永远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他们还是希望中国能逐渐融人国际社会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