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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失败，分手时金城对我父亲说：凭你的关系，能在南京扎根。党籍问题不用担心，日后我会派人来找你的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各路人马和头领、联络图、要暗杀和活捉的名单、各种各样的武器——西瓜状的土制炸弹、汉阳造的老步枪、鬼头大刀、红缨枪，还有夺取诸暨县城之后的“告百姓书”，新政权建立之后的领导班子……
诸暨暴动的总指挥是县委书记金城（树栋），但具体事务由组织部长，也就是我父亲汪益增完成。我父亲经历了宁波的“四·九政变”，武装斗争方面有经验、有能力，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大家也都以为，这场1927年秋天的诸暨革命，是三个手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的了。
没想到，宣传部长边世民是个书生，这次行动中要他带一支队，但自打娘胎出来，他都没摆弄过武器，发给他的勃郎宁手枪，不知道怎么用。事发前在自己家里练习扣扳机，一不小心，“砰”地走了火，他老婆刚好为他端热茶来，不偏不倚地撞在枪口上……
人命关天，枪也来得蹊跷，结果三下五除二，边世民就进了大牢。这边金城知道大事不好，命令手下的人又逃又躲，近千号人转眼东逃西散。我父亲连夜逃往南京。分手时金城是这样说的：“凭你的关系，能在南京扎根。党籍问题不用担心，日后我会派人来找你的！”
金城说得不错，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确实有不少关系。1921年他从国民党军需学校毕业后，历任营团级军需官，上下关系捋得很顺。那里也没人知道他是个内外有别的“香蕉人”——早在1922年他就在宁波和张秋人结识，1924年1月和杨眉山、许汉城、周天僇等，由张秋人介绍，在上海加入了共产党。杨眉山后来做了地下党宁波支部的书记，周天僇后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军师，解放前因为规劝汤恩伯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而被杀害。张秋人大家都是知道的，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最早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27年任命），后在杭州被捕，牺牲于浙江陆军监狱。
张秋人是老牌的共产党人，真正的“侠骨柔肠”，被捕后国民党像模像样搞了个法庭审判他。法官明知故问：“台下何人？”张秋人一听就火了，蒋介石做黄埔军校校长时，我就是堂堂政治教官，你算哪棵葱敢来审我？所以他大声回答：“老子是张秋人！”边说边抄起墨水砚台砸向法官，台上法官被吓出一身冷汗。
草草判了拉上刑场，排队轮到的是个矮小的孩儿兵，他见对面的张秋人身材魁梧、气势如山，哆哆嗦嗦枪也捏不住。张秋人和蔼地说：“这样罢，我坐着，你可以方便些。”
结果张秋人就坐着被枪毙了。
张秋人是我父亲一生中时常想念的人，除了有感于他的政治才华和人格魅力之外，还因为他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可惜张秋人牺牲得太早。我父亲在解放后为恢复党籍奔波未果，含冤而死——九泉之下的张秋人如果有知，也肯定要扼腕叹息的吧？
父亲从诸暨逃到南京，考取国民党军需官，后提拔至少将军衔。利用职权救助革命志士，像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
我父亲就这样从诸暨逃到南京，他把名字也改了，由汪益增改成了汪维恒。风头一过，我父亲为谋求更大的发展，去报考国民党军需署经理法规研究所。他有文化，军需方面本来有功底，还是个国民党员（早在1925年，组织上说，为了将来地下工作方便，要他加入国民党），结果以优异成绩考取。学习三个月后，他被派往国民党中央军校，因工作出色，破格晋升少校。次年再赴洛阳，兼任国民党陆军第87师经理处处长。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父亲已被提拔为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区副司令，领少将军衔。
这期间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父亲参加了著名的淞沪战役，具体负责军需工作。按我父亲后来的说法，日军势如破竹，国民党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有一半是输在军需上。比如武器供应，日军的舰炮，口径超过400毫米，射程达10公里，所及之处血肉横飞，一倒一大片。而我们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山炮，口径不过75毫米，射程只有几公里，炮弹侥幸落在敌人的甲板上，也只留下巴掌大的一个斑点。还有，日本兵武装到牙齿，而中国士兵，因为军官中饱私囊、层层克扣，不要说肉食，粗粮也吃不饱。身上的军服，穿三天袖口就露棉絮，叫花子一样。如此士兵怎么和日本人打仗？
二是我父亲利用自己的身份，救助了许多革命志士。他后来到了南京、洛阳、商丘等地，管的都是军需物资，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通过他的疏通，革命者中本来露宿街头的生活有了着落，本来捉进牢去的被保释，本来要被枪毙的也虎口脱险。记得起名字的有骆子钊、寿松涛、潘念之、许汉城、金城等。金城是中共诸暨县委书记，骆子钊后来任金萧支队政委，寿松涛解放后任西安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潘念之解放后任华东局统战部政治处长……还有一些，是不知名的。
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父亲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负责训练军需和会计干部，人员多达上千人。其中不少人都是从国民党集中营里招来的，他们是共产党人和“赤化分子”，本来将面临坐大牢和枪毙的命运，但我父亲上下疏通，说这些人有文化、有一技之长，改造之后可为党国所用——结果打着参加军需实习班、研究班，去军需工厂做工的名义，我父亲陆续从集中营里把他们要了来。这些人获救，日后都成了对革命有用的人。
这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
前年我看到过钱之光（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解放后任轻工业部部长）的一篇回忆录，里面说：“新四军建立后，每月的军饷是20万元，由我带人到国民党军需署领取。国民党歧视新四军，领款时有意刁难，手续搞得繁琐复杂，我们不熟悉这一套，到处碰壁。胡宗南的一个军需署署长叫汪维恒的，是我的同乡，常常指点我，有时还想办法提前领取，将款存入银行，让我们得到一笔利息。‘皖南事变’前，汪维恒告诉我，说国民党以后不给新四军发饷了，要我们早做准备。我知道后，立即向叶剑英同志汇报。果然，不久我们的军饷就停发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我父亲的话可能是在暗示“皖南事变”的发生，停发军饷是个重要的征兆，只是当时被有关领导人疏忽了。
遗憾的是，后来“文革”中，我父亲被整得奄奄一息，却没有人帮他说一句话。20世纪60年代末，我父亲找到一个曾于对方有救命之恩的老干部，想让他做个证明，但那个老干部不肯，还说：“你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史永试探着问：还愿为家里做点事吗？父亲两眼放光：愿意！愿意！几天之后，父亲呈送的第一份密件就出现在李克农的办公桌上
说我父亲的故事，一定要提到史永。
史永原名沙文威，宁波鄞县人，是书法家沙孟海的四弟。他归属潘汉年，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曾被称为“谍海干将”。和史永保持长期联系的、在敌人心脏的一颗重要钉子就是我父亲汪维恒。
我父亲逃到南京之后的六七年里，无人知道他的身份，党的关系一直没有接上。史永知道这个情况后，觉得此人可用，自告奋勇去和他联系。说起来，史和我父亲早在1925年就有一面之交，但人心隔肚皮，多年不见，我父亲那时又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史永也不敢贸然去找他。
到了南京，他先侦察了解，知道我父亲常到一家牛羊杂碎店去买吃食，就有意在那里现身，装作不期而遇的样子。他乡逢故人，我父亲高兴啊，于是两人喝酒、吃饭、闲聊。聊到深处，史永看我父亲还是原来的样子，就试探着问：“你还愿意为家里做点事情吗？”
我父亲一惊，但他很快听懂了，他两眼放光，激动地站起来说：“愿意！愿意！”
两人继续喝茶聊天。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拢。
几天之后，我父亲呈送的第一份密件就出现在李克农的办公桌上，上面写明了国民党军队在全国的各军兵种、师的番号。其详尽细致令人吃惊，这位共产党情报工作领导人阅后击掌而叹，如获至宝！
此后，我父亲送达的情报源源不断，这里面有两份材料极为重要。一是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蒋介石发兵二十万围追堵截，战前召开中将以上长官会议，我父亲也赫然在座。这边会议才结束，那边共产党对白崇禧各部的驻扎地、攻击路线和时间、兵力配备、谁为预备队等都已了如指掌。这些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最终胜利功不可没。
二是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我父亲借赴河北、东北考察的机会收集情报——其中有河北、东北各地国民党部队的番号、长官姓名、兵员数及驻地布防等，交给史永，史永立刻转送中共中央上海局。辽沈战役结束，从歼敌人数、捕获的将官和战况总汇来看，情况和我父亲提供的如出一辙！
在我父亲看来，从在杂碎店里和史永接头之后，他也就和共产党前缘重续——金城当初就是这样说的，这之后脑袋掖裤腰上的工作也自然是在为党效命。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都不算数，纵然解放后他竭力说明，别人却只承认他是个“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外人士”。1951年我父亲在上海碰到史永，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史说我父亲的经历比较复杂，党籍问题他也无能为力，最后还安慰说：“就过去你的工作条件来说，没有党组织约束更为安全。今后还是要大胆地、无顾虑地本着毕生的愿望去努力工作。”
这话听起来有点不痛不痒，但史永为我父亲的党籍还是出了不少力，只是后来他泥菩萨过河，自身也难保。对此，我们作为子女不仅理解，也十分感激。
父亲为保全上海出力，接收和处理的金银钱物不计其数，但清明廉洁，来去明白。把绝密文件交给潘汉年，也顺便说起了自己的党籍问题
1948年6月，国民党在台湾准备留守基地，我父亲被派往台湾任供应局长。临近解放，我父亲想回大陆，刚好上海市长陈良缺财经方面的人手，陈良是我父亲读军需学校时的老师和上司，结果一纸电报，我父亲被召回上海任财政局长、上海市银行董事长兼第十补给区副司令。
父亲新官上任，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很棘手：上海陆根记营造厂（国民党军统下属公司）承包上海四郊防御工事亏空巨大，司令汤恩伯要上海市政府拨巨款垫付。我父亲说，上海财政空虚，没法拨款。汤恩伯的副官甩着手枪再要，父亲仍然坚拒——他有陈良做靠山，而陈良是蒋介石钦点的，知道他们不敢乱来，亲近军统的陆根记营造厂没有要到钱，这个一度助纣为虐的大型企业从此也一蹶不振。
国民党政府临近崩溃，树倒猢狲散，大家都想捞一票逃命。有叫谷正刚和方治的两人，怂恿市长提取上海市银行里的美金，汇到海外，以备将来不测。我父亲知道后想，这是上海老百姓的钱，银根抽光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就向陈良进言：“万万不可，他们两人搞流亡资本，到时候钱进了他们的腰包，偷盗公款的名声却要陈市长你扛。”陈良一听恍然大悟，当着我父亲的面把已经写好的提款手令撕毁。
听得到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了，市政府里鸡飞狗跳。有一天，上海特务头子毛森、陶一珊召集各部门政要开紧急会议，要大家把账册、户籍、档案付之一炬，“不能让共产党接收得太顺利！”会后我父亲和陈市长说：“此为下策，实行起来，必引起全市百姓恐慌，多生事端，于战争、于市长都大为不利！”陈良觉得在理，就下令终止毛森、陶一珊的命令。当时上海地下党也正四处奔波，保护公家财产和档案文件，为接收工作做准备，我父亲的所作所为，和他们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解放后，我父亲以局级公务员的身份，以“投诚”的形式被上海市政府留用。他去找过潘汉年，把新弄到的有关台湾的军事设施、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文件交给潘。他也顺便说起了自己的党籍问题。潘说：“情报留下，党籍问题以后再说。”
20世纪50年代初，因我父亲熟悉业务，被任命为上海市直接税务局副局长、地政局长和房地产管理局长。接收和处理的金银钱物不计其数，但我父亲从没私心，凡事都来去明白，比如没收敌伪的上海小洋楼成千上万，但我家八口人，当时住在原霞飞路469号的一幢公寓里，面积不过七十几平方米。
一个人的清廉，一半出自天性，一半出自家庭和文化教育，我父亲一以贯之的为人原则源头在此。说实在的，我觉得这和有没有党籍无关。
父亲的地下工作和党籍问题，多年以来，我们基本不知情。他的临终遗言是：“党籍……我的党籍……”
我母亲年轻时候是个基督徒，本来她是不能和父亲结婚的，但很仰慕他，很想嫁给他，结果有一次就“哄”父亲到教堂，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推他到水池里，在不明不白中，我父亲接受了“洗礼”。此后，他们就名正言顺地结了婚。父亲后来得知真相，他那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但他不生气，照样对母亲深情有加，两人也相濡以沫，恩爱了一辈子。
父亲待我们也很好，有空就和我们一起玩。他教我们唱的《乌鸦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乌鸦老了不能飞，对着小鸟啼：小鸟早早打食归，打食归来先喂母，母亲从前喂过我……”后来我们兄弟姐妹能勤学敬业、孝悌治家，都和我父亲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关。
不过，因为工作性质，父亲很少和我们谈他工作上的事情，他的地下工作和参加共产党的事，我们都是在他去世之后，通过许多人的片片段段的回忆才知道的。以上所讲的故事，就是这样连缀起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叔叔，知道我父亲真实身份的，在我们家里，也只有叔叔。
我叔叔汪益堃早年跟随哥哥从军，曾任国民政府新疆省军需处长，也是个共产党员。1943年，共产党急需西北各省军事、政治方面的情报，包括西北国民党部队的番号、派系、力量装备、布防和胡宗南对我封锁破坏的情况等，结果父亲和我叔叔收集了之后，由钱之光陪着，直接到“红岩”面呈周恩来，当时在座的还有林彪和伍云甫。1943年6月，我叔叔在西安开完关于抗日工作的会议，乘飞机返回新疆途中，飞机失事遇难。
叔叔的遗体头脚都已失去，但留有完好无损的右臂一条。我父亲后来说，那是为他而留的，用来为阴阳相隔的兄弟最后一握。
叔叔为抗战而死，前来吊唁的人很多，胡宗南、祝绍周都到场，蒋介石也颁发了“荣哀奖状”，个人和单位捐款捐物无数。本来这些钱物我父亲可以留着，但他都捐了，在我叔叔工作过的张掖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建了两所“益堃”小学，他觉得这才是弟弟的心愿。两所学校中的一所至今还在，不过现在已更名为安远镇安远小学。
叔叔的遗孀和遗孤的生活都由我父亲负担，孩子们养大成人，婶婶和我们合家而住达35年，但我父亲兄弟二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也都不知道。
我父亲是在1971年去世的，那时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他带着伤痕死在上海的一个监狱里，罪名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终年76岁。
后来有文章说，我父亲至死不忘自己的党籍问题，“党籍……我的党籍……”是他的临终遗言。据我所知，1962年，他在上海房地产局重新申请入党受挫之后，曾说过：“我年事已高，一生寄希望于革命成功，现在实现了，我就是做一个清洁工，也没什么不好。”似乎是看淡了。但若这篇记载属实，父亲对他的党籍问题还是念念不忘的。
1984年10月，上海市委组织部恢复了我父亲的党籍，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他的骨灰也被安放在一厅（部级厅）。事过多年，逝者已去，虽然党籍来得太迟，但对生者死者，毕竟也是一点安慰。
最后的几年里，父亲和我们见面的机会甚少，见到了他也总是沉默。他还变得很温顺，但在这沉默和温顺里，仍然有一种执著。这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咄咄气势不同，我父亲是向内的，他执著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先是人格人道赤贫，之后是金钱物欲横流，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早已成为绝响；我们做子女的，能念想他、敬重他、感受他，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福祉……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85周年诞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