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认为有两种方式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一种是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另一种采取文学性的策略。实证主义者认为，解释过去事件是因为历史学家成功地识别了支配事件发生的因果律。所谓文学性的策略，是指历史学家采取一种形式上是“文学的”解释方法，主要是以叙事的方式解释事件，发现隐藏在事件之内的故事。海登·怀特认为叙事学的历史解释有助于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因为这解释在性质上是经验的。这两种认识论都承认“阐释”存在于历史叙事之中。他提醒要区分基于经验的叙述和基于阐释策略的叙述，前者认为历史叙事中解释形式的性质是“科学的”，后者认为是“文学的”。
海登·怀特着重阐发了列维·施特劳斯的历史阐释理论。列维·施特劳斯对于历史叙事的阐释问题持一种激进观点。在《野性的思维》中，他认为历史叙事的形式一致性中只有一个“骗人的纲要”，是历史学家强加于大量历史事件之上的。历史叙事必然是阐释性的，是历史学家本人借助于抽象手法“建构”起来的。作为叙事因素，历史事实是选择的而不是逻辑证实的。
在弗莱历史阐释思想的基础上，海登·怀特概括指出，历史阐释包括系列事件的情节化，借此，“事件的性质就作为一个综合过程由它们作为一个特殊种类的故事的构架而揭示出来。”【98】事件之间在时间关系之外，还有情节上的关联。正如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明克所说，在历史叙事中，故事之于情节，如同事件的解释之于整个序列事件意义的概括描写。这使海登·怀特受到启发。他认为每一部历史著作至少有两个阐释层面：故事层面的阐释和叙事技巧的阐释。故事层面的阐释指历史学家将编年史的事件建构成故事的过程；叙事技巧的阐释指历史学家循序渐进地识别其所讲故事的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柯氏这两个层面的阐释，海登·怀特介绍了柯林伍德双重阐释理论。柯林伍德在《历史的理念》中指出，历史学家运用批判性策略和构成性策略合法地超越了“权威”所讲述的过去事件。
所谓批判性阐释策略，指历史学家通过对文献的批判，确立叙事“框架”，从文献中选择系列事件建构成故事；构成性阐释策略，柯林伍德称之为“构成性想像”，即叙事框架确立后，历史学家填补记录的空白，从已知的实际发生过的事实中推导出未记录的事实。没有构成性想象，任何历史叙事都不可能生产出来。“构成性想像使历史学家注意到一组特定事件的形式，以便将其用作可能的‘思想客体’。”【99】海登·怀特指出，作为一种虚构活动，构成性想象不是历史学家的任意行为而是推理的，其结果是形成受形式逻辑支配的结构。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历史记录之前可能就已形成了关于人类及其举止的结构观念，并将其投射到历史记录上。历史学家的观念与历史事件形式之结合的“故事”深嵌于历史记录所给出的“事实”之内。历史观念因人而异，观念与形式的结合也多种多样，“故事之间无相似者。”【100】但这并不意味着故事类型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因为在事件情节化阐释过程中，历史学家必须依赖文化上积累的“神话”，才能把“事实”建构成特定种类的“故事”。只有传统“神话”认可这些类型，历史学家才能赋予人类进程以意义的适当形式。
历史学家对文献中的事件进行编排，虽不改变事实的真实价值，但不同的编排方式意味着不同阐释而生产不同的意义。海登·怀特区分故事与情节的目的是为了识别历史叙事中的“虚构”成分。他对柯林伍德“构成性想像”机制进行分析，识别出的“构成性”成分也是历史叙事的情节结构。历史学家在故事中对事件的阐释，是其“解释”过去发生事件的一种方式。历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的著作都有相同的形式属性，不同的是前者通过讲故事“解释”历史事件，后者对历史进程概念化，对历史叙事的“阐释”性质加以模糊而又予以说明。海登·怀特得出下列结论：“正如没有故事历史中就没有解释一样，没有情节就不可能有故事，正是情节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类型的故事。”【101】因此，就像戏剧或小说的表达一样，情节—结构是历史学家“阐释”过去的一个必要成分。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阐释运作的第二个方面是形式论证。历史学家以不同的形式范式对过去进行解释。所谓“范式”，指“一组历史事实在被解释之后呈现的模式”【102】。形式范式解释的目的是清楚地认识历史领域诸现象之间的模糊关系。一个经过完整清晰解释的历史领域受关系结构或句法支配。形式范式解释是为证明事件之间的关联，目的是对事件进行整合与综合。有些形式解释是为厘清历史领域内不同实体，使其轮廓更加清晰。读者犹如手持放大镜，将历史领域的特殊因素放大。温德尔班称其为“特殊规律的研究”。这种解释是历史学家以准确的散文充分再现所观察的历史现象时完成的。
海登·怀特从经典历史著作中发现了形式范式解释模式与情节编排结构之间的亲和性，历史学家通过这种亲和性获得特殊的“解释效果”。这两种解释是历史叙事中表现的整个现象界的本质层面，而非条件层面。情节结构的选择给予历史叙事以明显可辨的形式；形式范式的选择给予历史学家的论证以特殊的形态、力度和表达方式。这两种选择是由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阐释所决定的。海登·怀特发现任何历史叙述都事先假定了特殊的意识形态承诺，“甚至公开声称没有特定意识形态承诺，在分析过去的社会时压制明显的意识形态冲动的历史学家，都可以说是在明显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写作的。”【103】意识形态阐释是指历史学家对构成历史叙述的各个历史环境的“意义”进行解释与说明。海登·怀特借用卡尔·曼海姆四种意识形态立场（自由的、保守的、激进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表示历史叙事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阐释模式。
他认为在美学的（叙事策略的选择）、认识论的（解释范式的选择）和伦理学的（意识形态立场的选择）阐释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主导转义的阐释策略。前三个阐释模式都置于某一主导转义的层面上。这一基本阐释层面基于语言自身，依据主导转义策略来理解。他把主导转义分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形式。隐喻断言差异中的共性或共性中的差异，转喻把部分摆在首位，把意义赋予整体；在提喻中，总体的性质有别于构成总体的各个部分。
根据伯克的说法，隐喻的用法是还原的，提喻是再现的。“重要一点在于，在隐喻、换喻（即转喻）和提喻中，语言给我们提供了思想在为经验领域提供意义的努力中自身采取的方向，这些经验领域还没有通过常识、传统或科学而获得认知上稳固的地位。”【104】语言并非思想的物质外壳，而是思想意识的基础。如海登·怀特认为隐喻理解假定两个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它是“形式论”解释模式的语言基础。转喻把复杂的历史领域理解为部分对部分的关系，并根据因果规律理解历史，提喻语言是机械论解释模式的样板。提喻认可趋于把部分综合成一个整体，这也是有机论解释系统的目的。反讽语言承认含混、模棱两可的陈述；反讽思维是辩证思维模式的转义基础。反讽理解是一种否定的隐喻，在字面意义上否认命题中包含的共性或差异。根据维柯的说法，“反讽是一种语言策略，它把怀疑主义当作一种解释策略，把讽刺当作一种情节编排模式，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105】历史“阐释”如同福柯所说那样是语言模式的“形式化”。
海登·怀特识别了历史文本所包含的四种历史阐释方式：情节结构阐释、形式范式阐释、意识形态阐释和主导转义阐释，它们分别与人的情感能力、认识能力和语言能力有关。每一个阐释层面又有四种解释模式，情节编排模式有喜剧、悲剧、浪漫剧和讽刺剧，形式范式解释有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语境论，意识形态阐释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义理解有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前三种阐释是“现象界”的形式化，“这个现象界原本是由语言本身在主导转义的基础上形成的。”【106】如果说“现象界”是历史叙事的表层结构，转义理解是深层的意识结构。
海登·怀特认为黑格尔、德罗伊森、尼采和克罗齐等历史学家都有意无意地运用了历史四重阐释理论。如黑格尔识别出普遍的、实用的、批判的和概念的历史修撰，以转喻和提喻意识为主。克罗齐区分了浪漫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历史思想“学派”，化解为隐喻的、转喻的、提喻的和反讽的意识形态。由此看来，比喻是历史阐释的根源，这就将人们的注意力由历史事实引向了历史事实的意义探讨。
2.从理论内容来看，海登·怀特历史诗学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107】
《元史学》其实是一部以19世纪欧洲经典史学文本的共时性结构为对象的“历时语言学”，该书按时间顺序，海登·怀特运用结构主义语言思想和形式主义方法分析了从19世纪初期伏尔泰、吉本、休谟、康德的启蒙主义晚期史学观念到19世纪晚期克罗齐的历史哲学思想。既不像客观主义历史学家那样考证这八位19世纪经典史学家史料的真实性、可信度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目标、意义和动力等问题，也不是像分析的历史哲学那样探讨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特性等，而是将历史编撰著作与历史哲学著作都视为历史文本，探究八位史学家历史文本中不同的情节结构、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和比喻模式。因此，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是与“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相对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海登·怀特认为叙事不仅可以清晰地再现事件，而且可“以话语形式表达关于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清晰的体验和思考模式”【108】。
有人认为，通过“叙事转向”反对客观主义史学观念有三个原因：【109】首先，叙事是历史学话语的主要形态，是史学话语的根本属性。“叙事转向”其实是“叙事复兴”。其次，叙事与分析的关系重新得到审视。“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至少在优秀的历史作品中）原本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110】第三，当代史学家对历史叙事文本的关注，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洞见与收获。
其实，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由“事件的再现”到“事件的解释”的转变，更主要的是意味着史学研究对象由历史过程到历史意义的转变。所谓“意义”，指“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景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里引起的反应”【111】。对历史叙述方式的研究，其实是对历史事件意义生成机制的研究。海登·怀特根据卡尔的叙事观得出这一结论：“叙事性再现，并不是历史学家任意把叙事形式强加于一种非叙事内容的结果。”【112】历史叙事是有关事件的字面陈述，是语言比喻过程的产物。所谓真实的故事，其实是一种字面意义真实的故事，是讲述的故事与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大致相符。叙事不仅是一种话语形式，还是一种认知模式。事件的情节化过程是“‘叙事地’思考并言说”【113】。
海登·怀特运用丹麦语言学家路易·叶尔姆斯列夫的话语多层理论探究叙事话语及其意识形态问题。叶尔姆斯列夫将话语分为“表达”和“内容”，这两个层面（符号功能子单位体）都含有“形式”层面和“实体”层面。系列事件的“故事”是在话语的“内容的形式”层面上展开，情节建构是在“表达的实体”层面上展开。
叶尔姆斯列夫指出，“一个符号由一个表达成分及其一个内容成份组成。”【114】语言内容中有具体形式和由混沌体组成的内容实体。针对索绪尔“语音与思维的组合”产生的是“形式”（语言），而不是“实体”的观点，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这导致了“没有形式就没有实体（思维或音响）”的结论，而根据索绪尔的观点，先有了思维（内容实体）或音响（表达实体），才有了语言这种符号形式。所以，叶尔姆斯列夫认为，“为了避免在学科中不必要的假设，内容的实体（思想）或表达的实体（声音链）在时间或层面顺序方面先于语言，或语言先于内容的实体或表达的实体，这样的假设是没有基础的。”【115】思维（混沌体）根据各种形式而形成实体。“语言内容中有一个具体的形式，即内容的形式，内容的形式独立于混沌体，并和混沌体之间有任意关系，内容形式将混沌体组成一个内容实体。”【116】表达的实体和内容的实体的存在是因为表达的形式和内容的形式这两个子功能的存在。“实体的出现是形式映射到混沌体的结果，这仿佛和张开的网将其影子撒落在一个未经分解的表面上一样。”【117】
叶尔姆斯列夫认为，内容的实体、内容的形式、表达的实体、表达的形式的四层面理论可以看出传统语言学的不足。传统语言学认为符号（如戒指）指向具体事物（手指上的东西），具体事物并不进入符号本身。“但我手上的事物（戒指）是内容的实体的单位体。通过符号，该单位体联结内容形式，并在内容形式下面和各种其他的内容实体单位体组织在一起。”【118】表达的实体的单位体（声音串）是个别现象，通过符号被赋予表达的形式，和其他表达的实体的单位体（同一符号在不同情景中不同人的不同发音）一起归作同类。“然而，符号是内容实体的表达，也是表达实体的符号。”【119】传统符号学仅仅将符号作为表示内容的实体或表示表达的实体的符号，而忘记了“符号是一个双面单位体”，“‘向外’朝着表达的实体，‘向内’朝着内容的实体。”【120】韩礼德认为，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有两个要点：在系统和过程的框架内，过程（篇章）“具化”了系统；区别具化与实现，即表达根据系统的层次组织“实现”了语境。【121】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系统理论。
海登·怀特运用叶尔姆斯列夫语言层次理论，分析了历史叙事的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历史学家通过“历时排列的事实”（“历史指涉物的形式”）而在“内容的形式”（讲述的故事）层面上，获得字面意义；通过赋予历史事件以类的情节结构，而在“表达的本质”层面上，获得比喻意义。第一个层面，历史叙事的内容的形式层面真值标准是“讲述的故事”与历史事件相符，一个情节类型与构成话语指涉物的事件形式相一致；第二个层面，历史叙事的表达的实体层面真值标准是逼真，即类的情节结构与历史事件“相似”，主要是看赋予事件特殊比喻意义的情节类型是否合理。历史叙事不是人类自然的行为，而是高度复杂化的艺术。赋予事件不同的情节结构，就有不同的比喻意义，而在再现事实层面上不违反真实性标准。历史故事的“内容的形式”层面上是事件的再现，在“表达的实体”层面上是事件的解释。“讲述的故事根据其‘事实性’受到恰当评估，而用来产生对事件阐释的情节类型却只能根据近期似真性得到评估。”【122】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的词汇、语法和句法等历史叙事的语言特征是“表达的形式”层面，在这一层面上意识形态故事与历史故事的话语相同。在表达的实质层面上，历史故事也等同于意识形态故事，两者都通过“本质上诗意的和修辞比喻的复杂运作将‘事实’转化为特定故事类型的要素……仿佛明显‘虚构的’文类和因素一样，如寓言、传说、神话、小说、戏剧的因素”【123】。海登·怀特认为从内容的形式层面上（讲述的故事）、表达的形式层面上（词汇、语法、句法）和表达的本质层面上（赋予历史事件以类的情节结构）无法区分历史叙事的历史性与意识形态倾向，只有在“内容的本质”层面上才能确认两者的区别。马克思将法国路易·波拿巴的胜利看作一场闹剧，因为在内容的本质层面上，他援引“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现实；冲突各方没能认清他们卷入了一场阶级斗争；普鲁东将路易·波拿巴的胜利看作一场英雄史诗，普鲁东援引“英雄”概念透视历史。两者将同一系列历史事件编排成不同的情节结构，而具有了不同意义。
3.从理论影响来看，海登·怀特历史诗学是一种反本质主义倾向较强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
尽管海登·怀特不承认自己属于“后现代派”，但是就其运用的思想方法而言，他的确属于“后现代阵营”。《元史学》一书是他运用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分析19世纪欧洲史学经典的学术专著。海登·怀特离经叛道的历史思考在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得到了好评。埃娃·多曼斯科说：“如果没有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他在此之后所撰写的论文和著作，史学理论就已经夭折了。”【124】吕森认为《元史学》之所以是史学理论的里程碑，是因为该书强调了“历史学是一种语言学的程式”【125】。安克斯密斯认为，《元史学》是自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以来史学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126】而出版于2003年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则公开表明了海登·怀特的“后学”身份。该书大部分论文选自1978年出版的《话语转义学》中。为了支持《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在中国的出版，海登·怀特还专门撰写了《“形象描写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和历史书写》和《讲故事：历史与意识心态》两篇论文。《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出版与海登·怀特为本书撰文都毋庸置疑地表明了他作为一位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的地位。所以国外有学者指出：“海登·怀特对历史叙事指涉性的讨论，让一些读者同意佳比里拉·斯贝格尔的观点：象巴尔特和弗兰克·克莫德一样，海登·怀特主张‘除了自称的客观性与指涉性以外，在本质上把历史叙事等同于虚构叙事’。”【127】
当然，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并非体现在“平面感”上，而是主张历史文本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存在，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的平面性（后现代主义消除黑格尔现象与本质、弗洛伊德表层与深层、存在主义的真实与非真实、符号学的能指与所指）和距离感的消失（后现代美学否认人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才会有审美感受的现代性美学主张）相背离。不过，它符合后现代主义的其他审美特征，如历史性消失、主体丧失中心地位与“零散化”等。虽然，从审美意识形态上看，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突出了主体性，这正是现代主义哲学的特征，现代主义被称为“主体性哲学”；但是从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理论来看，海登·怀特又有反主体倾向，以历史文本的结构对抗主体的历史编撰。他在《元史学》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中主要研究了福柯、詹姆森、利科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并在肯定的意义上把他们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与自己的诗性历史观相结合。如《野性的思维：思想的考古学》一文，就是海登·怀特在其“历史诗学”的试验田里撒播后现代思想的种子的典型实践。
考古学是法国思想家福柯为了考察癫狂、非理性、知识等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所独创的哲学方法。海登·怀特《野性的思维：思想的考古学》（1972年）一文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分析了古代神话、圣经以及文学作品中的“野人”形象演化过程，揭示“野性”意识深层结构和“野性”观念的语言学机制，是海登·怀特历史诗学思想应用于“野性史”编撰的具体实践。“知识考古学是研究某一特定时刻文化现象和文化观念的出现、模式和基础的分析方法，有着特殊的研究领域：精神病、癫狂等思想纪念物（精神现象）。”【128】知识考古学探寻被传统思想史所忽略的知识的印迹和间断性证据，“是个历时间断性与共时连续性相结合的体系，它抛弃了传统思想史的主体性、连续性及起源性等基本概念。”【129】像福柯在“癫狂”中见出理智一样，海登·怀特通过对17世纪和18世纪野人生活的描绘，于野性中见出人性中未泯灭的光辉品质。《野性的思维：思想的考古学》主要分析了《圣经》、莎士比亚戏剧、蒙田散文等文学话语以及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哲学话语关于“野性”的诸种形式，对上述话语档案，进行考古式挖掘，阐述了野人形象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人性思考。如果说野人形象是上述话语的字面意义，那么人性则是其比喻意义。因此，这是海登·怀特将福柯知识考古学理论应用于西方“野性史”的历史诗学实践。
4.海登·怀特历史诗学作为一种反本质主义诗学还体现于对理论本身的反思
在《比喻实在论》一书序言中，海登·怀特指出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抛弃理论、返回文本、返回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粗糙地面”、返回个人经验、关心日常生活现象的渴望愈来愈强烈。无论是文化、社会、文明、历史或一般意义的存在，在努力构想整体的每一个时代，这些呼吁是有规律地上升的。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不难理解那些善良的人、追求公正地对待特殊存在的人反对总体化思想体系。总体化思想优先考虑整体，忽视生活的部分，为了整体而牺牲部分。对总体化思想的反叛便是健康的和伦理的合理化。理论的思考自身是疾病的原因，一种非理论或反理论的反思模式可以对其进行矫正。海登·怀特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思想的理论模式和理论之外的经验主义、事实、特殊性、谦虚、卑贱或者实用是在理论基础上发现的，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元理论观点。“认为人可以在理论之外或无需理论思考的观点是一种错觉……没有理论，人们可以做许多重要而有价值的事情，如听说、爱憎、战争与和平、高兴与痛苦，但是思考不在其中。没有理论的地方，就没有积极的思想，仅有印象。”【130】海登·怀特指出，这并非是理论的正确与错误问题，而是理论的好坏之分。好理论是有益于道德责任感的思想，坏理论则让人远离它。由于其内在的思维与思考特性，理论不能屈从于以诉诸事实为基础的伪造标准。理论生成的出发点是暂时中止真实与伪造、事实与虚构、欺诈、谎言、错误之区别。“理论从一个具体的视角，让我们思考称之为事实、真实、理性、道德等等此类的东西。”【131】所以，海登·怀特指出，正确评估理论的唯一标准就是促进目标、目的或伦理、道德和政治结果的实用性。“坏理论导致坏结果，好理论导致好结果。”【132】
总体上来说，理论是为人类服务的。理论思想总是涉及伦理的、审美的和认知的关注。一个给定的理论不像科学和哲学只评价其认知有效性，而是正确评价其伦理与审美含义。科学的好处是什么，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首先，从一个给定的理论视角上看，何为事实；其次，哪种事实有益于团体利益，而不是信息储备的增长；第三，团体的利益可能由什么组成。这些都是基于团体利益、美好结局和建立实践、道德原则评判实用性的理论问题。海登·怀特长期思考文学话语（写作被认为是自由的、放纵的）和历史话语（事实、实在和理性知识占优势）之关系的目的是为现代西方思想努力描述想象（可能是什么的想象力）和常识（关于真相的思想和没有老生常谈会发生什么的思想）提供一个缩影。“我试图表明历史书写的文学性和文学写作的实在性，我已试图建立了两者各自写作、描写、模仿、叙述和验证技巧的‘相互蕴含性’（温德尔班的术语）。”【133】每种技巧在方法上是西方特色实践的例子，与其说是呈现的，不如说表达的，也就是说，不是生产的而是再生产或模仿的。所以，海登·怀特将其论文集《比喻实在论》的副标题命名为“模仿效果研究”。
海登·怀特对理论本身的反思，也使其历史诗学不仅带有“元历史”、“元话语”特性，也带有“元理论性”。这些特性是本质主义不具备的。如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以“我并不关心对于人们来说什么显得美，而只关心美是什么”的提问开启了西方哲学的本质主义思维之路。“借助于本质主义的舞台，人类的思想精英们上演了一幕宏伟壮观的古典戏剧。但这出戏如今已落下帷幕。”【134】人们发现“美是什么”不如“什么显得美”重要。因为正如国内学者杨守森指出的那样：“‘美’的独立本体本不存在，却硬要去探讨所谓‘美’的本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135】“语言学转向”促进了“本质主义古典戏剧的落幕”，海登·怀特通过对再现历史事件的语言的重视，也动摇了历史领域上演的本质主义“大戏”！海登·怀特不仅关注“本质”的表述工具──语言，还反思“本质”本身的内容，提出了“元历史”、“元话语”与“元理论”范畴。这是海登·怀特反本质主义的重要贡献。
二、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本质主义倾向
“本质”是某类事物或现象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本质性观照”是对“形而下”的东西进行“形而上”抽象把握的结果。西班牙哲人加塞尔说得好：“所谓求知，就是不满足于事物向我们呈现的相貌，而要寻索它们的本质。”【136】伽达默尔也说：“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哲学的任务。”【137】可见对事物抽象的“本质”把握是人类一种重要的认识能力。“本质”的“真正位置并不在本体论而只属于认识论”。【138】努力发现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实在”，或者像追逐大雁野鹅一样的去追逐事物真正本性的“本质”的思想方法，波普尔率先将其命名为“本质主义”。对这种思想方法的承认与否是古典与现代哲学的分野。本质主义割裂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联系，完全排斥感性、经验等形而下的世界，认为只有反映事物（现象）的本质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从表面上看，解构主义是反对本质主义的。但是，因为它放弃了关于“本质”的整个观念，所以，在消解唯本质至上论的本质主义的同时，把充当认识论工具的“本质”也一起拒斥掉了。法国著名学者马利坦曾批评说：“关于事物本质与本性的任何思考的摧毁、取消的做法，只是显示了智慧的彻底失败。”【139】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表面对立，实质上殊途同归。本质主义以“本质”为归宿，反本质主义以反“本质”为己任。【140】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也是如此。他通过对事件/故事、事件/事实的区分，提出反对实证主义的故事解释与话语转义的“解构”策略，进而提出一种诗性的历史观。但是，海登·怀特还是没有跳出本质主义的陷阱。他把终极目标指向了“语言的事件”──历史事实，而不是“生活事件”、“现实事件”或“原始事件”。而且，历史事实与历史事件的明确区分是有难度的。
首先，历史事实与历史事件具有同一性关系。海登·怀特把历史话语的具体模式归于历史事件被初次描绘的特别语言想象物。对此，高登·莱夫认为理解海登·怀特的这句话是有难度的，只能把“语言想像物”理解为比喻的翻译，“事件的最初描写”也只是历史学家们的事件，而不是历史学家们必须面对的作为历史证据的事件。历史事实最终还是历史事件本身，只不过是被历史学家语言化的历史事件。语言化的历史事件虽然不是相应的原始事件，但是其指向的还是该事件，否则，事实与事件之间成为“张冠李戴”的关系而使历史失去可靠性。因此，莱夫，这位海登·怀特《元史学》的第一位评论者指出，“‘历史作品的读者’在面对海登·怀特所论述的十九世纪历史学家时，将会感到那种‘潜在的怀疑’很可能‘变成明显的疑惑’。”【141】
其次，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区分的难度在于界定“初次描写的历史事件”的模糊性。针对海登·怀特关于历史话语中的历史事件乃语言想象物的观点，理查德·汪在《海登·怀特的接受》一文的注释中强调说：“正如阿瑟·丹托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谈论的历史事件总是‘描写中’的。这使得‘初次描写’的历史事件存在于历史文献中，而不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诗性想像中。”【142】丹托的提醒有利于我们冷静地思考事件与事实区分的可能性。历史文献中的事件经过历史学家的加工而成为历史事实的情况是存在的。
海登·怀特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把系列事件建构成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填充特定文化内容。其次，历史学家依据文化传统选择将事件编排为故事的情节，获得隐喻意义上真实的故事。“把真实事件编排成特种故事（或特种故事的混合）就是以转义描写这些事件。这是因为故事并不是生活中经历的；‘真正的’故事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故事是讲出来的或写出来的，不是发现的。”【143】“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当然，这意味着它们只能在隐喻的意义上是真实的，而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比喻可以是真实的。”【144】第三，除了以情节暗示对事件的解释，历史话语中还有清楚的论证来解释事件的意义。历史话语中的故事（事件的情节化）是虚构，历史话语中的论证是“虚构的虚构”。海登·怀特认为结构主义历史话语对编排成情节的历史事件进行比喻剖析，如同对材料进行“文学”处理一样。历史话语受制于发明的规则，通过转义策略才能使用旧规则。历史编撰有两种真实：实际的真实和比喻的真实。
但是，实际的真实和比喻的真实都离不开事件的真实。对曾经发生过的原始事件的回忆与再现是历史编撰的前提，否则历史就不是历史。尽管，文本是历史与神话、史诗、寓言、文学的共性，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共性，而非内容的共性。不仅历史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内容的差异，即使在历史领域内部，不同历史著作在共性的文本中也存在着具体内容的差异。历史著作的魅力不仅体现于文本性、修辞性与话语性，还存在于内容的精确与精彩、充实与厚重。然而，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文本的虚构形式证实了历史经典本质上的文学性。列维·施特劳斯认识到历史的连续性是通过历史学家强加于记录的“欺骗性概要才能获得”。他认为，只有“舍弃”历史记录中的某些事实领域，“修改”事实，才能建构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他总结道：“一个清晰的历史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神话的本性。”【145】弗莱也指出，“当历史学家的计划达到一定程度的综合时，在形式上它就变成了神话，因而在结构上也就接近诗歌了。”【146】
海登·怀特借鉴列维·施特劳斯和弗莱的观点证明历史与文学、神话在形式上的共性，却忽视了内容上的差异性。虽然，原始神话传说是远古时代的历史，但是历史与神话、历史与文学的分道扬镳，客观上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海登·怀特所着重分析的19世纪八位欧洲经典史学大师都是在历史学科领域内进行历史编撰与历史反思的。例如，尽管布克哈特声称“历史如同诗歌”，但他并未将历史等同于诗歌。虽然，布克哈特宣称“历史在诗歌中不仅能发现最为重要的内容，而且能找到最纯粹、最精细的资源”【147】。但他是从诗歌能为历史提供重要内容和纯粹精细的资源上得出上述结论的，并未抹杀历史与诗歌、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一本运用19********技巧处理历史资料的历史著作，而不是诗歌或者小说。在该书的开篇，布克哈特说：“本书的书名标志它本身是一篇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本书所用的许多研究材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和应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148】
海登·怀特认为布克哈特以自身的“诗性感受力”和“印象派画家的灵敏笔触”描绘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史，在书中“形成了一个主题而非论题”。【149】这也只是海登·怀特从历史诗学理论的假设与前提基础上所得出的“一孔之见”。英国历史学家乔治·皮博迪·古奇在《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出版使布克哈特跻身于一流历史学家的行列，“因为它向世人显示了文化史的潜力，并把它提升到史学著作类型中的一个权威的地位上。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曾以更大的魅力和洞察力来抓住并解释一个时代的心理。”【150】在这位英国史学家看来，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成为史学经典的原因是因为它能深入到“时代的心理状态”。
事件与事实的区分以及历史事实的修辞再现与话语转义是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基础。不同于历史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关注，普通历史读者感兴趣的究竟还是历史事件本身。他们之所以还阅读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事实，是因为历史事实与历史事件具有同一性；如果两者在本质上是分道扬镳的，那么读者对这种历史肯定不感兴趣。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如果历史事件“不真”而历史事实是“真”的，那么这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的魅力也在于“真实”，不过它只需事实的真实，即情感的真实或思想的真实；历史作品则需要事件与事实的同时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确存在比喻与转义现象，但那也是为了再现与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建构虚幻的历史事实。
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海登·怀特是用历史的影来混淆了历史的形，扮上历史的貌来泯灭历史的性。”【151】也有人将海登·怀特称为“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和“断章取义”的理论魔术师，认为海登·怀特关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是一种“魔术表演”。【152】还有人指出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与结构主义诗学一样都有“语言人本主义”的致命弱点，与结构主义的“语言人本主义”稍有不同的是，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是一种“基于语言道德改革的修辞伦理学”。【153】海登·怀特把比喻视为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也引起了关注与批判。路易斯·明克将海登·怀特转义和事实与事件的观念看作“新修辞相对主义”。【154】对于海登·怀特运用文本理论探讨历史叙事而抹杀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观点，理查德·汪认为：“这又重新提出了海登·怀特早期著作试图辩护的对原文的恐慌或语言决定论（或绝对相对主义）。在《历史多元主义》（1986年）一文中，海登·怀特初步提出一种‘泛文本性的多元主义’观点。他认为‘为了支持事实上不能把虚构与历史再现相区分的观点，应搁置关于事实的全部问题’。”【155】上述对于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魔术表演”、“语言人本主义”、“原文的恐慌”和“新修辞相对主义”的批评，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来看，是有合理性的。要真正“走向历史诗学”就要避免本质主义的思维局限。
“‘诗学’所关注的不是‘实在的文学’，而只是‘可能的文学’。”【156】只有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历史诗学才是可能的。海登·怀特始终探讨的转义与比喻，并非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而是把历史视为“可能的文学”，历史文本只是“可能的文学文本”。海登·怀特在提出“元史学”、“元话语”和历史叙事的比喻与转义理论时忽视了这一点，不仅使他的历史诗学理论受到来自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两面夹击”，而且混淆了理性与理论。“尽管‘理论’与‘理性’都带个‘理’字，但其实没什么裙带关系。理性是人类在生活世界安营扎寨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智力游戏。”【157】
历史领域应该“改进理性”而“告别理论”，因为，本质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主义──将理性思考的结果抽象化、逻辑化后又权威化。抽象能力与逻辑能力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人类社会是不会存在的。“从对具体事物的感受力培养起一种抽象能力，这乃是文明的不归之路，也是哲学活动的一种归宿。”【158】本质认识离不开抽象把握与逻辑推演，而且本质认识的结果也非常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一种本质认识因为充满了理性与智慧就可以发号施令而剥夺了另外一种本质认识或者是非本质认识。所以波普尔说，“提防沉溺于任何特定理论就更加重要：我们不可以让自己陷入思想的牢房。”【159】理论一旦越俎代庖，用所谓的“方向”与“道路”代替理性来指导实践，那么离胡说八道也就不远了。如果那样的话，所谓的理论家们（也许用“政客”一词更合适）以“指导实践”的名义将大众引入某种“思想的牢房”，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更为可耻的是，在“引君入瓮”的同时，还让大众对其感恩戴德。“陈旧的****主义凭借威胁让人被奴役，在客观上强迫你做奴隶；成熟的****主义凭借诱惑让人接受被奴役的命运，在主观上心甘情愿地放逐自由的意愿。”【160】
然而理论的“受众们”对此早已厌倦！当人们对理论的激情退却之后，理性地审视以理论的名义进行的疯狂之举时，对理论的敌视态度与日俱增，“理论”********的命运在所难免！
历史既是记忆也是遗忘──应该记住传统而忘记正统。正统是强调对集体的愚蠢和驯服的忠诚而忽视个体的具体存在，致使真正的传统文化未能得到延续。“真正控制中国政治的，乃是有着大儒身份的董仲舒所代表的阴阳学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貌合神离，后者以孔子的‘仁’为根据，尤其表现于对‘孝’的解释上。在孔子而言，‘孝’决非盲目被动的服从，而是一种主动的关怀。”【161】对当下中国而言，历史编撰应该恢复被有意中断或抹杀的传统记忆。“有研究者表示：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重视历史，但也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在历史问题上肆无忌惮地造假。”【162】由此看来，芸芸众生选择记住什么与忘记什么，其实是一种抗争。
历史不仅仅是一部人类的记忆史，更是一部人性史！对历史来说，“语言”并非海登·怀特所说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其实，历史领域的“语言转向”与“叙事复兴”是同步的，这就暗示了“语言”在历史叙事中具有认识论地位，不能代替“事件”在历史编撰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在谈到《元史学》时，汉斯·凯尔勒说：“一种语言几乎不可能允许直接面对一本如此全面而公开地谈论语言的书。”【163】汉斯·凯尔勒对海登·怀特将语言作为历史本体的做法不满。
当维特根斯坦发现对传统语言理论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语言游戏论”不能取消意义本体论的实质性时，便以“语言图像论”代替了“语言游戏论”。所谓“语言图像论”是指一个语言命题，是以“现实的图像”反映着“现实的实质”的意义。“一个语词在实际世界里的指称对象，只是意义的负载者而非意义本身。”【164】当海登·怀特像福柯那样把语言当作“物”而置于历史本体论地位时，意味着他也迈向了本质主义的陷阱。历史叙事的“语言转向”是反本质主义的，但是当把这种“转向”视为历史本体时，不也是一种本质主义吗？当年，维特根斯坦以“家族相似论”彻底击溃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此，英国学者查尔斯沃·斯却认为，维特根斯坦“再次引进了关于本质的思想”。【165】
海登·怀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于《元史学》所选的八位史学大师的经典文本的分析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及认为“不谈及指涉就可以阅读文本”【166】。他提醒道：“人们不愿意将历史叙事视为一眼就能看穿的东西：语言的虚构，其内容与所发现的内容同样都是发明出来的，其形式与其说与科学的形式相同，不如说与文学的形式相同。”【167】他在《元史学》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简言之，我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我不会试图确定某位史学家的历史著作是否更好、它记述历史过程中一组特殊事件或历史片断是否比别的历史学家更正确。相反，我只是设法确认这些记述的结构构成。”【168】他的历史形式主义观点认为文本是自足的，无需考虑语境，事实上文本就包含语境。而且他坚持认为历史作品中的形式成分是不可被反驳的。“历史著作的形式成份取决于前概念的和他们透视历史及其进程的诗性本质。”【169】
但是，乔治·伊格尔斯认为海登·怀特对欧洲经典史学著作的文本分析是有问题的。“运用他称之为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的转义计划，他把一致性强加于每一种转义。这种一致性模糊了这些转义的对立，或者至少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系统的一致性。”【170】海登·怀特在对文本的形式主义分析中，把文本中没有的或零散的某种联系强加于文本，这是他的历史诗学理论所表现出的较为明显的本质主义思维的地方。
当然，海登·怀特将形式一致性强加于历史文本的本质主义思维，恰恰表明“本质地”思考的重要性。在佛克马教授看来这是一种文化惯性，他认为连“利奥塔德本人似乎也大大低估了具有包容性构架的心理需求。人的头脑总是试图在不同的兴趣和经验之间建立相关联的结构”【171】。“包容性架构”是人类文化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换言之，没有对世界、社会或文化的“本质”（而非本质主义）思考，就不会有文明。“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从来都并非纯粹的个别，而是一种能被我们以‘类’来对待的具体。”【172】
那么，如何解决具体历史事件的记述与“类”的意义上系列历史事件的本质性认识的关系呢？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理论中也有所涉及，那就是审美。融合历史事件的具体性、个别化与抽象的本质性现象的途径是历史审美。历史学在经历了“语言转向”与“叙事复兴”之后，要真正解决历史领域的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之关系问题，离不开“美学转向”。这也是布洛赫提醒人们说：“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173】历史失去诗意，不仅令读者兴趣索然，而且还会失去应有的思考力，“文学是一段‘合乎逻辑的’历史表述，文学的虚构可以使历史被思考。”【174】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为我们建构历史美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海登·怀特关于历史之诗的思考为历史美学的出场做好了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