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大明熹宗皇帝朱由校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天启在位七年，几乎做了七年木匠。他对明朝政坛唯一的贡献就是“培养”了一个叫魏忠贤的太监。魏阉专挑皇帝沉浸在“明式家具如何创新”的关键时刻汇报工作，天启照例锯斧家什不离手，不耐烦地打断话头：“爱卿自己去处理吧。”魏太监一时权倾朝野，人称“九千九百岁”。
天启无子，按“兄终第及”的规矩，硕果仅存的五弟朱由检接皇帝位，即崇祯皇帝。那年他十七岁。
樊树志教授携百万字巨著《晚明史》之余力，用“学术超男”般的语言，又为读者奉献了这本有点另类的崇祯朝信史。
崇祯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举粉碎“阉党”，很让人感受到了点“少年英主”的风范。与魏忠贤斗智三个月，即将不可一世的魏氏击败。大规模的“清查阉党逆案”引来一片赞誉。当时的社会名士纷纷称颂崇祯“潜移默夺”、“天纵英武”，“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但是，走过二百六十年历程的大明朝到了这位“烈皇帝”手上，已经百孔千疮、风雨飘摇。
首先是官场腐败，不可收拾。有两个事例可作显证。一是明人笔记上记了这么一件事：皇帝要整修部分宫苑，请工部做预算。预算出来吓了皇帝一跳，咋那么贵呢？回答问题的官员显然“老吃老做”了，很惊讶地对皇帝说，现在做工程都要“二八开”的。皇帝不依不饶，“二八开”也不需要这么多银子哪？官员大概很嫌皇帝不领行情，再向皇帝解释，怎么够呢？发包商先要拿去百分之八十，承接商如果再层层发包，真正做工程的还不是喝西北风吗？“行情”居然是这样，你让皇帝老儿怎么治吧？二是崇祯一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宰相换得最多的，十七年里换了整整五十个。这固然和史家评价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性格有关，但五十个“内阁首辅”有才能的确实没几个，史家公认“会办事”的只有两个，温体仁和周延儒，可惜人品极差，都列在《明史》“奸臣传”里。正史写得明明白白，当边防吃紧的时候，温、周两人却在为谁当内阁第一把手斗得天昏地暗。皇亲国戚只顾敛财，一个太监愤愤地说：“江山都快没了，要这么多银子何用？”后来，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时，崇祯还想敲钟聚众，可是，除了和他一同吊死在煤山（景山）的太监王承恩，没有一个“朝廷命官”跑来“护驾”。宰相魏藻德和守城太监曹化淳早已商量好开城投降的事了。
另一个困扰崇祯的问题是“内忧外患”。朝纲不振，必定殃及百姓，偏又连年天灾，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最有影响的数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时，北方的后金（大清朝）迅速崛起，边关战事频频。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历史出给年轻皇帝一个古老的选择题：先“攘外”还是先“安内”？撇开冤杀袁崇焕不谈，史家几乎一致认为，崇祯这一次的重大失误最终断送了大明江山。当洪承畴等在中原活捉高迎祥，击溃李自成之后，却被崇祯匆忙调到辽东守关，给了逃入深山的李自成大喘息的机会。樊先生用一整章的篇幅再现了当年的金戈铁马。又详细追述了一群庸官如何忽悠崇祯，最终让洪承畴的一世英名在松山画上句号。这位“洪贰臣”在清兵入关后向大明臣民大开杀戒，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樊先生借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作了一段精辟的感言。我理解的意思是，皇帝实在难当，历史定要让这个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无所不精，还决无犯错的机会。因为一旦犯错，代价便是整个江山的轰然倒塌！
穷途末路的朱由检最后反复唠叨的话让人顿生同情，他说：“朕非亡国之君。”又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明史》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而且《明史》还评论说：“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神宗就是崇祯的爷爷、那么怄气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崇祯的老爸朱常洛皇帝座位没坐热，仅一个月就死了。接下来就是崇祯的大哥天启。《明史》是清朝编的，评价不可谓不中肯。史家也评论说，有明以来十七位皇帝像样的只有三个，崇祯列朱元璋和夺侄子皇位的朱棣之后，居第三。但摊子再烂，总归是丢了江山，再怎么说自己“非亡国之君”又有啥用呢？
想起了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的感慨：“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又想起了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还想起了西哲培根的名言：
“读史使人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