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晚清，启于道（光）咸（丰），止于辛亥，几乎绵延整个十九世纪，与中国近代史大致重合。
这个世纪，是一个古老辉煌的伟大民族刻骨铭心的痛苦历程。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世界舆论甚至断言，中国和波斯、罗马、奥斯曼一样，成为又一个行将消失的帝国。
但是，中国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发奋寻找救国自强之路。概略地说，大体经过了思潮—实务—政治—文化等阶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演化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观点逐渐集聚成经世致用的思潮，终于酝酿为十九世纪中后叶洋务运动的实践（海外学者称之为“自强运动”），其领军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剑桥中国晚清史》撰稿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朱昌评价说：“在这些士大夫中，没有一个人投身于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比李鸿章时间更久、影响更大。然而，正是由于他自1860年代至1901年去世几十年中在中国政治上的突出地位，他后来便一直受到历史学者严峻的评判。”
历史的评判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倒是这个泱泱帝国面对进入中国的“西洋夷人”，完全缺乏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准备。军事上的屡战屡败，终使每一次都“受命于社稷危急之时”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成为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而这个责任本来是应由一个行将就木的腐败政府承担的。
同样是历史的评判，晚年李鸿章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大清国的大梁，晚清史如果缺少了李鸿章，几乎就无法叙述。
也同样是历史的评判，李鸿章“从1860年代初期开始，便投身于清朝几乎所有主要新兴的冒险事业。”在他的支持和参与下，中国出现了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家钢铁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矿务局、第一所电报局、第一所外语学校、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但是，这种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随北洋舰队一起葬身大海。其实，这场试图挽救已为世界潮流抛弃的封建政治制度的自强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尽管如此，它仍为后来试图摇撼制度的维新派变法运动，和试图重塑文化精神的新文化运动做了历史的铺垫。
从“经世致用”的思潮到振兴实业的洋务，再到“百日维新”的制度改良，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近现代化在工业文明浪潮中几乎经历了从表征至深层渗透的全过程。但令后辈扼腕长叹的是，为什么这种艰辛的努力却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而没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改变民族的命运？“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
1901年11月7日，七十八岁高龄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之后，吐血而死。在死前的遗折中，他还在切盼大清国“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李鸿章死后第二年，梁启超出版了《李鸿章传》，他告诫国人：“不可不深自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