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就透着批判了。全文凡三千余言，对各省督军，先打后拉，把财政的用度、拥兵自雄的祸端、民间智识的迟滞、争端的底蕴，缝纫包连缕述之。其间，像什么军国主义、共和精神、省宪制定、联省自治、国家、法律、民意、机关等新名词新现象罗列而推究之，至于政客与军人的窥测与倒戈，瞬间命运的颠倒，也毫不客气地批驳陈述，然后借各种军阀之口，设出种种反问，每一反问，又都顺势予以解答，达成合于他意思的命令或意见，文气婉转坚毅，口气则透着劝诱与威胁。
代撰文体贴主人身份，言事则周密详尽，说理则深宛透彻，发语精警，细入毫芒，而所结论，却又浩茫阔大，骈体文在饶汉祥手上，真可谓闳于中而肆于外了。
至于他赠杜月笙的生日联，那就更是大匠小品，稍加点染，着手成春。联曰：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将楚国的春申君拿来比附，那声名显耀的四公子之一；复将其家族比做汉中世族杜家，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此联蕴藉含蓄，而气势包裹颇有发散的强势语义和寓意，把杜氏的声威，概括到极点。
抗战胜利后章士钊也为杜月笙寿辰献礼，那是一则短小的四六文，篇幅则如一幅长联了。而其意义，较之饶汉祥的寥寥十余字，差距不可以道里计。章氏同样是个策士，他的高头讲章《柳文指要》做出扛鼎手的样子。但他此文捧杜月笙到了一国重臣或者领袖的地位，恐怕杜氏本人看了，也会汗涔涔而下吧！“……吾重思之，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一出一处，隐隐然天下重焉……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何为名以寻……”杜氏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将其收讫而已。杜氏的门联，也是饶汉祥的手笔，联曰：友天下士，读古人书。
他代黎元洪写给袁世凯的公文，更似一篇特殊的陈情表，举重若轻，黎氏没想到的，他也给挖掘殆尽，全文剀切详明，意尽辞沛，而于古今政治得失之故，多作穿插，自然深切，扫荡八代，独有千古，委实可谓一种纸上的战役。袁世凯的幕僚撰写的回函有云：“褒、鄂英姿，获瞻便坐。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楚国宝善，遂见斯人。”篇幅形制精妙飘逸，更像六朝抒情小赋。
弄笔使气，免不了百密一疏。黎元洪任副总统期间，他的职务要出现在饶汉祥的骈体文中，这种新科头衔，不见于传统典籍，饶氏搜索枯肠，竟以太子的典故附丽之，谓之“元洪备位储贰”，一时成为笑柄。
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被害案，黎元洪猫哭老鼠，有长电致袁世凯。饶汉祥运笔，代黎元洪数落张振武十五大罪状，洋洋洒洒，文章做得峰回路转，全用四六文结撰，也真难为他。各罪状之间须分立而又联系，仅就字面而言弥漫一番摇曳波荡，但文字毕竟不能包办一切。里面要为黎元洪的阴谋洗刷、解套，那就不免气短、不免败露。黄兴对其质问，仅三百余字，其中如：“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军统领衙门宣告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权结党，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就可将其问得哑口无言。
黎元洪并不聪明，但却屡想搞事儿，结果中了袁世凯的连环套，还把他的电文抄成大字报用以示众——张振武遇害次日，袁世凯就让人在金台旅馆门旁出示布告，将饶汉祥所撰这篇副总统原电抄录。如此一来，饶氏的文本，也就直挺挺地变成观者破译的对象，不论其词翰如何的美妙，言多必失，狐狸的尾巴还是露了出来。文尾写道：“世有鬼神，或容依庇，百世之下，庶知此心。至张振武罪名虽得，劳绩未彰，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余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妥为保护，俟灵柩到鄂，元洪当躬自奠祭……”则已心虚汗出，强词夺理，故作镇静了。
黎元洪辞职电，将责任归于他自身，求治太急，用人过宽，这真是既自责，又自夸，在技术上的自我洗刷辩诬达于极点。当各种矛盾会聚之时，他黎元洪“胶柱调音，既无疏浚之方，竟激横流之祸，一也。……格芦缩水，莫遂微忱，寡草随风，卒隳持操，二也”，接下去数落张勋，大盗移国，都市震惊，而他在此乱局中，不忍目睹百姓流离，伤于兵燹，方有辞职之举。左说右说，圆熟周至，既表白，也痛陈纠葛，至于典故的恰切运营，时事的新警比附，犹其余事耳。其名句如：“惟有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宁有辞条之叶，仍返林柯，堕溷之花，再登茵席？”“若必使负疚之身，仍尸高位，腾嘲裨海，播笑编氓，将何以整饬纪纲，折冲樽俎？稀瓜不堪四摘，僵柳不可三眠，亡国败军，又焉用此？”此等句式，均深堪玩味。
1925年11月，郭松龄的倒戈，先是和冯玉祥结盟，然后是军队改编，并拟回师打沈阳，讨伐张作霖。郭松龄则以张学良名义控制他们，他谎称要清君侧，推出张汉卿，然后从山海关直入锦州，到了新民屯，对面就是张汉卿带着军队来抗拒他们，这些官兵陡然懵了，想到张氏父子待其不薄，为何要拿枪打他们？可见郭氏倒戈之初就已埋下败因。他与冯玉祥联手，但冯氏却又在关键时候不配合他的计划，使郭氏身死家灭。郭氏当然不忘记最重要的电报战。因此请来饶汉祥。此时饶公正和黎元洪闲居天津，百无聊赖，于是慨然入幕。不过这是他幕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首先连发三通电报，一是宣布杨宇霆的罪状，要求立即罢免，一是请“老帅”下野，“少帅”接位。郭军溃败，饶脱逃。这时候的饶汉祥，真个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落魄得紧。
1925年11月22日，饶汉祥代郭松龄讨伐张作霖，其作可称大开大合，混茫而来，全文近两千字，文章前半篇幅采破局之体，摒四六交替之原则，纯用四言撑起，诸如：“名为增饷，实同罚俸。年丰母馁，岁暖儿寒，战骨已枯，恤金尚格。膺宗殄绝，嫠妇流离……死无义名，生有显戮……强募人夫，兼括驴马，僵尸盈道，槁草载途。桀以逋逃，骚扰剽掠，宵忧盗难，昼惧官刑，哀我穷阎，宁有噍类……”
遣词造句先是如高山坠石，猛不可当，复如长绳系日，膂力无穷。先是数落老帅的不是，形势的不得不变，以下则是威吓、劝慰、蒙骗、求告、呵斥等，奇奇怪怪地汇于一炉。
数落张氏罪状，扰民、窃财、纵兵，等等。其中颇有朗朗成诵的名句，譬如：“建国以来，雄才何限，一败不振，屡试皆然。”“人方改弦，我犹蹈辙。微论人才既寡，地势复偏，强控长鞭，终成末弩。且天方厌祸，民久苦兵”。
然后才说出郭松龄的无奈之举，此时再次穿插民间的危困以及张作霖的种种不是。继而顺势抬出张学良来，说他英年踔厉，识量宏深云云，言下之意，张作霖要是识相，就应当迅速下野，灌园抱瓮，从此优游岁月，远离军政。最后是代郭松龄表决心：
“先轸直言，早抱归元之志；鬻拳兵谏，讵辞刖足之刑。钧座幸勿轻信谗言，重诬义士也。”
说得是那么地恳切、深邃、正大，仿佛义气充满，实则就郭氏言行和举兵结局来看，形同儿戏，和写在纸上的雄文加美文，相去何啻天渊！
饶汉祥后期搭档
郭松龄倒戈，与饶汉祥同时出山以为幕僚的，还有林长民。他俩是一对新旧书生，当形势危急，出路渺茫，饶汉祥就懒得理人，人有问之，他总答以“遗精病重”，不胜依依的样子；林长民则愁眉苦脸，但还竭力做出矜持的神情。
林长民也是倾心苏、张之术的才智不凡之士，他自负才华，亟求有以表现，袁世凯称帝时，他的地位不低。
张勋复辟之后，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他即入其阁，当了几个月时间的司法总长。其时梁启超长财政，他长司法。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在政坛已很落魄。忽一日，他赴日本公使的宴会，座中有金拱北，也有几个上下其手的政客。林长民到时，有位来客暗地里对金拱北说：“像宗孟（即林长民）这样一把瘦骨，满脸死灰色，真活该干掉了事。”林氏知道后，惊吓不小。
随后入郭松龄之幕，也是不甘寂寞，还想寻求实力来做依傍，做一番事业。而郭氏看重他政治修养和对日外交的才略，立马倒屣相迎，事成以后的腹稿也予交代：郭主军，林主政。林氏由是心动。
郭军先是一路顺风，势如破竹，后来日本势力介入，形势逆转。在战云诡异流变的前线，林氏的前景已很不妙。全线溃退的次日，郭松龄夫妇已先行逃逸，林长民一干人也坐了板车上路。“车过山坳，前面枪声四起，四人仓皇下车。宗孟披着狐皮大氅，仆人挟着他走入沟壑里，觉得不安全，主仆二人蜷伏蛇行，想爬到低处避匿，为了狐氅累赘，想把它脱去，头微仰，恰好弹如雨至，不幸头颅中弹，只剩了半截，那仆人往前一拉，也追随主人于地下了。”（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三卷）。死时是那样地惨切。
林长民的长女林徽因和徐志摩交善。据说徐氏对林先生之死颇为慨叹，以为他那样的声望才学，就是写书卖字也不虚此生，偏偏鬼抓一般，跟郭松龄搅在一起，还带太太陪了同车，一直开到前方去送命，前后半个月，活生生的一个人剩了一堆白骨，死得没啥意义，真是胡为乎来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