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人生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真是简单。不过像康白情那样似乎已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尔后却处处碰壁，所遇多舛的，其原因是什么呢？还真不好说，只能套句老话：一生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相较新潮社诸君，如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之属，或为文化重头官僚，或为史学家、名学者，则他的遭际最为酸楚。
康白情是四川安岳人，这里是有名的柠檬之乡、民间艺术之乡。五四运动时期，他是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社会活动有他的身影，诗歌、政论彰显他的才华。后半生像走了背字一样，人生命运急剧下滑。他在美国期间，用他那撰写童稚诗作的心态，和旧金山洪门帮会联手，欲问鼎政治，终成虚幻的无根漂萍。
他也曾短期成为四川地方军头的幕僚。
康白情五四前就身影跃动，五四期间更是大出风头，乃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17年北大首创学生主持教授会，康白情和其他学生头目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分别担任四个学院的主任。五四的前夜，北大校长找他们几位谈话，关怀指点。至全国响应，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沪，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1923年7月，康白情在美发起组织新中国党，这年他28岁，自任党魁，以西方各地的唐人街为重点着手发展组织，并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党部，四处拉拢各国留学生入党，包括刚到法国的他的老乡李劼人，一时风头甚健。康白情自以为本钱丰厚，抛却加州大学的学业，于1926年以领袖身份傲然回国指导工作。
但其回国后好像回不过神来一样，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五六年前，物是人非，他只好投靠教育总长章士钊，做了一段时间的法制委员。
康白情政途运作已成虚化，同时学业荒废无成、组织消弭无形，师友为之侧目。走投无路之下，他曾致书北洋政府首脑，陈述对国事的主张，但是入幕之想又事与愿违，遂选择往山东大学任文学教授，以后又辗转广州、厦门，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任教职。
当20世纪20年代后期，康白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四川老家讨生活。当时成都新闻界报以热情期待，报纸通讯、消息极尽恭维，诸如：欢迎中国思想界的巨子、五四运动的健将、新潮诗人康白情回乡……不一而足。
当时四川的大人物刘湘对之礼遇备至。请见，委以军职，以高级幕僚兼某旅旅长，颇为其他军官侧目。但在这样的位置上，他对军事并无兴趣和专长，却着迷于抽鸦片、吃花酒的恶习，短期内身心大损、意志消沉，无法胜任旅长职务，便专任幕僚。这样浑浑噩噩、寄人篱下又过了两年。
抗战前的几年间，他先后在上海经商卖高级土产，当中学教员，尝试办报。1935年由同学介绍到中山大学任教，未几，又因早年的政治作为而解聘。其后多年，康白情辗转于教育与工商界，灰头土脸，毫无所成。相识旧雨，了无联系，有人还以为他早已不在人间。
20世纪40年代未，他又到广州任教，1958年成为右派分子，退职返乡。船次途中，病死于三峡门外之巴东。
左右不讨好，竟至于此，也实在罕见。好像他对事物都是轻飘得抓不住重心，难以落地生根，而各派竟也当他是充满的气球，谁都好奇接过来把玩一下，然后纵手一弹，再不理会了。
按说他的社会关系不少，老师辈的蔡元培以及蒋梦麟、胡适、陶孟和，同辈的汪敬熙、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田汉、张闻天、曾琦、许德珩、何鲁之、余景陶、俞平伯、顾颉刚、孙伏园等，这时候都若即若离，隔膜甚深了。
他和军事也不是完全没有渊源，他的家乡四川安岳就是袍哥的源头之一，据说，他在11岁就曾参加进去。不过，这些都难以改变他的性格。软弱，唯美，多愁善感，时而激进时而颓废，时而热血沸腾时而万念俱焚。实际上，他的性格是属于漂门——难以在他事实上不感兴趣的行业沉潜涵泳、植根壮大。
据说他上马叙伦哲学课时，因迟到跟马先生顶嘴，态度倨傲，讲歪理，把马老气得发抖。某次上课他故意迟到，马叙伦问之，他答住得远，马先生知其住处就在近旁，斥其所说无理。康白情腆颜答道，你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令马氏七窍生烟。
康白情既未当好川军的参谋，也没有当好他自己人生的参谋。至于他潦倒而亡，那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责任，时代的诡异，是谁也参谋不来，谁也规划不来的。
观其诗作，充溢一种童稚的趣味：
柳也绿了
麦子也绿了
细草也绿了
水也绿了
鸭尾巴也绿了
茅屋盖上也绿了……
则其介入政治抑或军事，不管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几乎都是一个笑话了。
康白情的论文《论中国之民族气质》，很像《隋书？地理志》对南北西东各地民性的分析，地理、人性、好尚、气质，汇为一炉，但又加入了一定的现代观念，以及他自身所处时代的时事对民众的影响，和人们的反应，将此也作为新的性格特征。有如此的分析的工夫，他实在大可就此在刘湘部队中做一个有为的幕僚，可是他竟一路衰退下去，仿佛他的老乡苏东坡的诗所说“骏马下注千丈坡”。
他说，寻常东南之人，性浮而易激，故易为暴动……实多乐天而鲜厌世也。其文学美术之盛，为各属之巨擘……又分析西南之人，“唯山境闭塞而民识固蔽也，故无野心，乏远虑，重习惯，偏保守，而以营目前之自存为止……则诈虞佻达逸乐浮动之风，实未让东南之人独步，特不若其甚耳。其人喧于暖风，颇耽情于闺房……民多重目前之享受，而不重视储蓄”。
这是不错的。可是他又说东南之人摩拳擦掌，做欲斗之状，“然而指及人面而不敢竟抵人面者，恐真斗之不利于己也，又不闻革命之役乎？革命功成而享大名，据显位者，多东南之人：其冒锋镝，弃沙场，掷头颅，亲奔走者，鲜东南之人也……”这就是想当然了。就在他写文章所去未远的辛亥革命时代，东南沿海，真可谓志士如林，俊杰辈出，流血五步，与专制者作殊死决斗。
就他这类文章看，可见其分析能力尚佳，即使转型做一军事幕僚其底蕴足矣当之。陈布雷从民性上点评四川人，郁达夫也从民性角度指斥浙江人，康白情谈论民族气质，以小观大，即为幕僚基本功。清代万维鶾撰写的《幕学举要》，乃是标准幕僚的日常事务作为，强调对民性、地域特征的透析：“北省民情朴鲁，即有狡诈，亦易窥破。南省刁黠，最多无情之辞，每出意想之外。据事陈告者，不过十之二三。必须虚囊批断，俟质讯以定案。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可见纸上千言，不如公庭一鞠。未可执内幕之臆见为定评也。”然而康先生兴趣实在不在这里，惋惜也，浩叹也，佛也救不得。
说来说去，康白情以一学生身份而为军人幕僚，实在尚未走出他的学生心态，属于别一种长不大的人物性格，这导致他后半生的做事往往心不在焉。若说他的人生是一个梦，则绝非淡然消逝者，反而是辗转复沓，错舛纠结，荆棘满途，这样一种不舒适、触霉头的梦，无疑，这是一个噩梦。
所以，康白情的短暂幕僚生涯，本来可以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他因为性格和心境的原因，不得不放弃了。盖棺论定，卑之无甚高论，也就心不在焉四个字，足以概括他的一生。
黄遵宪绝非一个甘心做诗人了事的人。清末最后几年也是他的晚年，他还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急思有所作为。无奈局势一天天恶化，使他无从措手。
同样，康白情也是不甘心以一诗人终其身的人，但他热衷于无根飘篷般的组党，较之黄遵宪等人，气象上、技术上又差着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