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天津人，少年时古文基础就很好。1931年，北洋的陆军大学迁移到南京续办，他得以入校深造，教育长杨杰器重他，作为第十期毕业生代表演说总结。1934年蒋介石派其到美国堪萨斯陆军大学读书，其后又在美国学国际关系专业。1939年回国，一度任第九战区副参谋长。以其学术造诣深厚，兼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主任，轮训地方军政干部。1942年后任陆军大学教务处处长、国防研究室主任，筹建国防研究院，目的在培养三军高级将领和幕僚人员。其间，兼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中将衔高级参谋，协助蒋介石与美国联络谈判事宜。
1943年，中、美、英三国高级幕僚会于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中方为宋子文、何应钦，杜建时以随员身份参加。其后，杜建时探察到美、英只进攻缅北而非全境的计划，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中、美、英、苏的开罗盟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命商震、林蔚、杜建时等高级幕僚草拟提案，主要为：反攻缅甸，以美国武器装备训练国军，并要求英国支持国军的反攻。
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激化时，史迪威托杜建时请蒋介石接见，后者在愤怒中予以拒绝。1943年夏天，罗斯福、丘吉尔会于华盛顿，讨论中国战区事宜，宋子文和杜建时前往参加。杜氏在会上支持陈纳德意见，反复说明中国对空军的急需。
在重庆美军司令部，杜建时与史迪威的参谋、助手频繁联系，察知史迪威使用美国援助在中国的去向。1944年9月，赫尔利来华，由杜建时陪同，赫氏电报美国，据实汇报蒋、史性格水火不容，直接点题：有史迪威在，中美不能合作。杜建时在赫尔利处见到电报原文，当即报蒋，蒋介石大喜，嘱咐杜建时照顾好赫尔利，加深私人情谊。罗斯福接报以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征求蒋的意见，蒋介石与魏德迈友善，当即拍板。魏氏对蒋极为尊重，以蒋介石为统帅，自居参谋，蒋介石喜不自胜。杜建时又和魏德迈为堪萨斯大学同学，于是中美联系，趋于密切。
远征军的第二阶段为中国驻印军，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柏特诺为参谋长，温鸣剑为副参谋长。
史迪威性格直率中葆有威逼、专横。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与之时有抵触，发生正面冲突或反驳，“不仅赢得我军官兵的中心爱戴，且为美国许多正直有识的朋友所赞赏，最后连史迪威对他们也刮目相看，倍加尊重。”
这时发生温鸣剑事件，以美国军官取代中国军官。史迪威将温鸣剑等人撤职，企图用美国军官取代驻印军团以上干部。郑、孙、廖一致反对，史迪威被迫自行纠正。（参见王楚英《我所亲历的印缅抗战》94页）
不过，驻印军一切武器、弹药、给养、服装、医药等全由美军提供，补给到连，供应到人，种种优势和做法，与其他部队风气全不相同，这也是驻印军对史迪威最终产生好感的原因。史迪威本人，他的士兵化的举止、雷厉风行的作风，他的忠于职守、责任、荣誉感等良好风气，也给国军官兵很大震动。
驻印军反攻战的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以及密支那围攻战斗极为惨烈。作为高级参谋的温鸣剑，主要是和美军协商沟通。
譬如，史迪威和美军军官，较缺乏中国古兵法上那种对地理兵略的考虑和重视，中方参谋和他们谈及公路补给的巨大困难，他们总是不以为意。虽然他们清楚雨季势难行车，且中印公路边修边打仗，使用率极低，这一带又到处是沟谷纵横的原始森林，但他们总强调依托强大的空军支援，仿佛一切不成问题。他们这种思想在后来的缅北反攻战中吃亏不小。这时温鸣剑就要出面苦口婆心地沟通、解释，以期对方接受意见。
蒋介石的战略用心
曹聚仁以为，蒋介石的性格造成幕僚发挥影响力的难度。中日大战前夕，胡适从庐山谈话会回来，就说：蒋介石心目中，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就等于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头脑中，除了听他话的，就不会有敢于自作主张的人。（曹聚仁《采访外记》86页）
何应钦的态度，比较好一点，陈诚的态度，跟老头子差不多，也可说更坏一点。
顾祝同本来也不懂得招待记者，后来马树理替他办报，宦乡做他的政治顾问，他的修养才逐渐好起来。
蒋介石一直玩弄权力，存着天无二日的心理。西安事变时，他对端纳说，张学良不择手段，拘囚了他，才和他谈判。端纳不禁失笑道：你自己不是也时常关起了别人，才和他们谈判的吗？（曹聚仁《采访外记》87页）
这些叙说或评论，大多是些漫画式的勾勒，并不具有恰切的说服力。
蒋介石当年的战略，逼迫日本将南北攻击态势改为由东向西的进攻，今日回头观察，不得不佩服他的高人一筹，他是把政略、战略、战术结合到最佳的一个人。杰出如蒋百里，大战略思路极为清晰，实战却不见佳，如其襄助吴佩孚期间，差不多就是缩手缩脚。
蒋纬国说蒋介石的战略是改变日军进攻方向，因此他必须培植大量品种齐全的部队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以作反攻或决战之用。
那时候，胡部的一般编制是：集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步兵团。军又有炮兵团、辎重兵团、工兵营、通讯营、搜索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
蒋介石的修养和他早年粤军时代的幕僚生涯有关。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讲述，建军事业要从头做起，特别强调他久经战火洗练的治军经验：
战争的遂行，须发挥活的精神力，因为战力是质量与冲力的乘积。精神力，等于冲力、动力和活力，表现在物质上面，使人的冲力、动力、活力足以扩张物质的质量、动量、速度和强度，而成为雷霆万钧、锐不可当的打击力。所以我们可以说，战力（打击力）是等于物的质量与人的精神力（冲力）的乘积。
他强调组织与思维训练，因为组织力就是思维力的体现。责任制度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人人负责、事事有成；责任制度的本质——建立考核的考核……
他以为现代化的军队，必先要有现代化的军人——经过了现代教育、训练、组织、规律的修养造就，为现代化军队的第一要务。简言之，亦就是要先有现代化的军人，才能组成一个现代化的军队。
而他对日本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的比较，更见出他的眼光确有过人之处。
蒋介石推崇日本倡导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说他建立军制依托新的宪政。他批评同时的李鸿章着眼点的低下。因为前者重在建国建军久远的规模——政治、宪法、经济、社会的组织，军事的制度，以及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故其根基颇为深厚。而相反的，晚清的李鸿章则是深植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始终只知道西方国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以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而对于立国建军的大政方针，和学术文化的根本之图，尤其科学的基本精神，则不闻不问。因此他主持洋务几十年，亦仅止于聘请顾问，训练洋枪，抽收关税厘金，设立机器制造局、造船厂、招商局、矿务局，求其“船坚炮利”。
《柏文蔚自传》叙写中原大战前，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地位。冯玉祥、阎锡山军将发动，蒋介石派张群做张学良工作。张群从上海动身，行前在上海珠宝店购买大批钻戒宝石，并带大批舞女同到沈阳，连张学良左右的男女佣人都送礼物，天天引诱张学良跳舞，把张包围了。
其实设若这样就能免除战火，那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隐形战，求之不可得啊。
像柏文蔚所讲述的蒋介石这类小智谋，行云流水般灵机一动，至办成大事的，也不在少。而他在万般艰困中，竟将日本的侵略态势——从北到南进攻的如意算盘，压制成从东向西有利我方的情形，则是难能可贵的大韬略的显现了。
兵凶战危，战争的结果，是毁灭性的，赤地千里，家破人亡，人命危浅……所以在准备战争的时候，一方面是避免战争，一方面是在万不得已非战不可的情况下，必须赢得战争。尤其要让敌人知道要么就不打，一旦开战，敌人一定会输。这样敌人也就不敢打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蒋纬国说，国家顶峰阶层考虑战争指导，一定是避免战争。除非到了因为避免战争反而产生对国家的更大危害的时候，才决定不如一战，因为长痛不如短痛。
此即抗战前蒋介石的心理和作战指导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