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这首简明而意绪无穷的词作,起笔突兀,中间一挫再挫,负手微吟一过,难免使人渗透满腔磅礴之激愤,仿佛夜潮轰然拍击,心绪难平,直至栏杆拍遍,泪眼婆娑。“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今人所熟知的文学家辛弃疾,若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罕见的幕僚专才。即使和近现代的老毛奇、小毛奇置于一处,事功或因时势而逊之,兵略则有以相颉颃。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少年时生活在金人占领区,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聚集两千能战之士,投到地方军事首领耿京的部队,他也做了耿京的高级幕僚,即掌书记一职。他在耿京部队所任记室一职,即是标准的幕僚。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记室也即是参军的一种。如咨议参军、录事参军、诸曹参军一样,他是记室参军,襄赞军务,位任颇重。
据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战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转引,“记室之职,凡掌文墨章表启奏,吊贺之礼则题署也”。或者,记室主书仪、表章杂记等,由其负责完成。南北朝的时候,记室参军起草檄文,驰告远近。
至于记室参谋的要求,“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宜须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
辛弃疾可谓标准当行的记室参军。若在民国时代,则非陈布雷、饶汉祥莫属。
他后来到了南宋所写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和《九议》见微知著,灼见古今。
“十论”中如审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战之间充满偶然,种种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认识深入骨髓,就像后来的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艺术,但它绝不是常规艺术。辛弃疾说“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他的《九议》中更论述了处于劣势和危机当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战略战术。冰雪聪明,智数超群,真切可用。可惜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将之忽而解职,忽而起用,拖沓多年后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笃,令人扼腕叹息。
朱熹由衷钦佩,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并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诸多论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2000字的给朝廷的奏对,通篇引述论证辛弃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说道,中国之兵不战自渎是从李显忠开始的,百年以来好几代人了没有人去纠正它,而辛弃疾认为,应以正规军驻扎长江边上,以壮国威,如果要主动北伐,则必须征集边疆土人加以精强训练,因为边区地方的人从小骑马射箭,长大后或驰骋或攀缘,体力非内地人可比。至于当时江南一带水田里做工的农民,好像对战斗的场面非常惧怕,很难训练为进攻的先头部队。边疆的壮兵招来以后,要单独分成多个小团体专门训练,不要和官军混杂在一起,一旦混杂其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军习性,一有警报就彼此相推,一有一点小功劳大家都去争抢。
部队构成,雷海宗先生以为,欲振兴武德,必实行征兵制,征召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方可使中国臻于自主之境(参见《中国的兵》)。
此说自然是不错,但兵要自立,须赖国家政体上轨道,使国民为公民,有其权利保障制度。这时的兵源,应无谓良民、刁民,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问题看似解决,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岂非社会之祸?
这个问题,笔者较服膺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他说,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性质。只有在营伍之中,约束森严,或可行之。
他们性行虽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之(参见《中国文化史?兵制》)。
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此类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待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折服,此事又属可遇不求。
蒋纬国、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分纯洁决定其战斗力。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它有关。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4000贯钱。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曾经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
辛弃疾事业起步虽为参谋、幕僚出身,但其胆气绝伦,文学、军事天才并重。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继光之下。南宋当局,若能倚为柱石,大势或当逆转。
辛弃疾文名盛极,其余皆为所掩。实则他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思想家、战略家、行动家。在战术方面善出奇计,善出奇兵予以奇袭,他制造的行动总是干净利落发挥战斗效能。奇袭的成功,其间包涵他一系列的战力培育,征兵、训练编程、意志灌输、单兵战力、协同作战、进击速度、基地建设,他都举重若轻予以导成。
此种奇袭颇有现代美军小股特战群的味道,高度的智勇胆力浑然一体,取得出乎意表的战果。可惜南迁派到多个地方服务,颇受掣肘,未能在中枢力行反攻之计。
他具有编练特种部队的能力、心力、智力,并很快产生高度的行动运作效果。无论在古在今,都是不多见的。
他所编练的部队所用武器,包括防御和攻击都较那个时代各方部队有所改进创新。
辛弃疾在40岁的壮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抚使。稍有独当一面的事权,他就开始编练军队,招募农家精壮子弟,成立步马组合的飞虎军。史称“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在湖南编练的飞虎队,所用战马,专门从广西边地辗转购来,这种千挑万选之良种边马,骠悍耐战。步兵精锐2000人,骑兵500人,协同依托作战。平时注重实战训练,预设实战推演,强调快速作战,不久已建成一支极为罕见的攻击型基干部队。他在各种人事纠纷中左推右挡,尽量将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经营,将此部队保持了很长时期。
辛弃疾的军事地理、战略眼光,是以编练特种部队、建立能战之旅为依托的,绝非刘斐之类第五纵队纸上谈兵、虚应故事所可比拟。
辛弃疾的兵学实践在其办理马政一事上最能见出他的良苦用心。
辛弃疾对军马的作用认识极为深透。在那时,战马的作用相当于今之战车、坦克,古代胡汉战争都用马队,北方地势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马队极端重要。办马政有如联合勤务中最为重要的一端,辛弃疾又是北伐的力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