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特种攻击部队正是辛弃疾对北宋军政弊端的反拨。北宋军事训练极不得宜，到宋仁宗时代，征召农民训练为兵，保甲制度实施后，禁令苛刻，训练时间与农忙冲突，而不去调整，武器又须民间自行购置，种种弊端，农民大为反感，有自己锥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断其臂膀者，有自毁肌肤者，目的皆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辈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说，“自生民以来，兵农合一”。就寻常道理来看，他的话没错，问题是这些民兵，保卫自己几里左右的家园尚可，如是大型野战或特战，那就只有丢盔弃甲了。
辛弃疾的特种骑兵观念和实践，即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反应部队，一者可以随时用于进攻和防御，二者具有威慑力，也便于调动；另外，也可视需要在重型和轻型部队之间转换，有利于补给的迅速获取。
甚至他的词作，多有速度与火力心理的投射，诸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皆是。
抗战期间，九战区幕僚长、兵学家赵子立说过，“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意味着等到敌人立足已稳，就要麻烦得多。而要打击运动的敌人，则己方必须具有更为迅捷的运动速度，辛弃疾训练特战部队的心曲实即在此。
辛弃疾所力求达成的军事攻击的硬实力，如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渊然融合，则军事实力也可转换为一种软实力，它可以展开演习、吓阻、帮助冲突地区撤离非战斗人员、实施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稼轩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说明长江作为军事险要，必须是在凭借两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长江隔离中国分成南北，从来“未有无两淮而能保江者”。两淮地势绵延千里，势如张弓，敌骑一旦扑到长江沿岸，东趋西走，如在弓弦，荡然无虑。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断，则其东西不能相顾，而其北来之兵，则如行走弓背，道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消灭他们就好办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辄以常山之蛇作比喻，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这是强势状态。但就两淮形势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断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断其身则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这段论述，或许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蒋介石决意在徐蚌决战的心理背景。
辛弃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词作，缭绕挥之不去的愁绪，把栏杆拍遍的悲凉。此皆体制的污糟所致。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操纵在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三流小人手中，他们纵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他们狗熊所见略同，用夜行人吹口哨的虚怯，操弄着那个随行就市的影子政府。内耗凶险固执，对付外来侵迫一律的软骨头，像没有脊梁的海蜇皮。辛弃疾这样的战略家，只能灰头土脸，处处丢分了。哪怕是优游的清兴，也被愁绪包裹，正如《鹤鸣亭独饮》所说“小亭独酌兴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围欲合，不知愁自哪边来”。然而，僵化的制度携带对人本的杀灭，对人性的毁伤，对才俊的构陷，群小汹汹，志士悲哽，内在的消耗犹如基因，随着辛弃疾们的投置闲散，无端见疑，南宋的国祚也逐渐走向了尽头。
参谋生涯的最后作业
被搁置的绝境自救之策
徐蚌会战开打，把前线最重要的幕僚舒适存推到风口浪尖。
舒适存的参谋作业，在徐蚌会战的紧急关头，闪射出一丝可贵的亮光，旋即归于幻灭。大战的局势，自此不可收拾地狂泻直下了。
那是1948年的深秋。杜聿明抱病勉做刘峙副手，他迈着蹒跚的步履，爬上南京某饭店三楼的房间，力邀舒适存出任第二兵团副司令官兼前进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义不容辞，遂与同飞徐州。
此时的形势是，解放军华野、中野围困徐州，并扼制黄维兵团于南平集附近。而杜聿明所辖三个最能打的部队，即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则固守徐州，11月底，向永城方面旋回，争取外翼，试图与黄维会师。
11月的最后一天，杜氏集团分两路乘夜色突出永城重围。两天后，邱清泉到达孟集，旋被包围，孙元良兵团到达洪河集，李弥兵团到达袁圩。杜聿明命令邱兵团向南攻击、李兵团向东南攻击、孙元良兵团向西北警戒前进。邱、李两兵团竟日猛攻，收效甚微，盖以解放军利用星罗棋布的村落地带，作纵深配置，顽强抵抗。不得已，指挥部进至陈官庄。12月3日，国军空军及地面战车运用到最大限度，伤亡很大。是夜杜氏决采三面掩护、一面攻击的战法，而解放军四面合围犹如铁桶，难以撕破。曾经纵横驰骋、锐不可当的邱兵团，以全力向南攻击，每天仅进展数里，甚或不进反退，于是战况胶着，维持原有阵地，已极费力，要想突破，已属妄想。
这个时候，作为前线总幕僚、战略智囊的舒适存，他的重要意义显现出来了。
“我乃向杜氏建议，长此僵持，兵员日益消耗，粮弹不继，终非善策，应乘围困未固，粮弹未尽，天气未变，速作辐射式的突围，杜氏首肯。于十二月五日晨，杜氏召集各兵团司令官会商作战方策，决议各兵团以军或师为单位就地突围，各自相机行动，分向信阳、潢川间集合，再作后图，并决定于是日夜间，依杜氏电话开始行动，议甫定，忽报孙兵团正面被突破，孙遂先行离去，杜、邱两人召集各军长研究实施突围之技术问题。此时邱氏意忽中变，反对突围，力主拼战到底，以死殉国，杜氏决心动摇，竟罢突围之议，苦撑至一月九日，全军覆灭，邱氏实践殉国之言，壮烈自杀。余曾挽以联云：雪夜困重围，不用吾谋，公有决心拼一死；云天怀旧雨，更伤国事，我余热泪洒千行。”（《如此一生》，《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38、139号，1973年出版）
三天后的12月8日，他被派从包围圈乘战机起飞，往南京请示机宜。次日即偕同空军指挥官飞临陈官庄，决定空投粮弹。随后的十几天中，天气骤变，大雪纷飞，阴霾蔽天，无法空投，官兵饥疲已极，民间粮食，无可搜刮，军中马匹，宰食已尽，解放军重兵全线收缩包围圈，伤亡惨重，粮弹俱尽，杜氏自杀被阻，邱清泉阵亡成仁，所谓徐蚌会战，遂告终了。
舒适存做了一辈子的幕僚，是一个实战经验极为丰富的军中高级智囊。他以极为深邃的战略眼光、极为周密稳健的考量成就了许多战役的胜利。他的生涯连贯旧式军队和转型后的现代部队，人生经历坎坷，饱受战火熏陶。他的战策，往往以周密、妥帖、有效而著称。徐蚌大战，最后关头的幕僚作业，充溢风雪凄紧的心头滋味。然而，不得不发“吾谋不用”之叹，战局是如此地不可逆转，其悲凉苦涩可想而知。
舒适存小时候
舒适存是湖南平江人，生于耕读之家。其父好读书，以幕游遍国中。他8岁入塾受书，地方上有名的几位老师，先后教授他国文。10岁前，已读完毛诗和四书，其中名篇并能背诵，19岁受聘任梧桐山下观音堂初级小学教员一年，弱冠之年，结束农村生活，投笔从军。
关于孩提时代，他的回忆充满怅惘的怀念：“童年生活，最堪回忆。农村经济，自给自足，无所谓洋货，民风淳朴而自由，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口簿，买田架屋，娶妻生子，出外旅行，无须申报，儿童没有恶性补习，也没有升学竞争。”
少年时，曾借同乡好友家中的《孙子十家注》手抄一遍，爱不忍释，读唐诗尤喜边塞诗篇。
此时袁世凯死去不久，国内军阀横行，他到长沙后，进入赵恒惕部队当兵。因为蔡松坡与黄克强同时逝世，被派参加国葬蔡松坡先生的仪仗，他记得灵官渡的牌楼联语是：“四海同悲，伯仲勋名怀击楫；万方多难，苍茫风雨泣同舟”深深打动其心灵。
此时湘军和北洋系的北方部队混战。在湘北拉开阵势，忽传敌人的包围来了，大家一齐跑下山来，到底有无敌人，只有天晓得，队伍乱糟糟地在山径里徘徊，有的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休息，有一位姓李的排长，他竟毫不知耻地从一个稻草堆里爬出来，他以为这样就叫打仗，未免太可笑了……当时各部队打来打去，他觉出很多儿戏般的可笑之处，工兵配备、工事情形、情报搜集、部队联络统统都很幼稚到可笑的地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他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四军，在安徽、江苏追歼孙传芳部，取得上佳成绩。旋因津浦战况逆转，奉命南撤，由浦口渡江。龙潭之役，他担任釆石矶、马鞍山一带江防，以上各役，均顺利达成任务。
四十四军一度解散，他回平江暂住，看到兵燹之余的湖南农村，一片混乱死寂的萧条惨状。辗转乱局中，他曾两次面临被地方武装杀头的危险，辗转入赣，他想父仇未报，徒死无益，只得隐忍苟活，所幸皆能化险为夷。1932年，他被派车送至南昌行营，蒋介石特别召见，温语慰勉，奉派为南昌行营少将参议，从此开始幕僚生涯。
